孙家鼐[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

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出湖北学政，升侍讲、侍读。入值上书房。光绪四年（1878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和同任光绪帝师。历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郎等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家鼐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与李鸿章的见解不谋而合。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任第一任管学大臣。三十三年，与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筹画立宪事宜。

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变法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不同。二十四年，慈禧与荣禄发动戊戌政变，废除新政，罢免翁同和，囚禁光绪帝，杀“戊戌六君子”。孙家鼐变法立场较温和，遂未被追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后西行陕西，孙家鼐被启用为礼部尚书。还京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注重实学，并与张百熙等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开展教育改革。后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责核定改革官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太子太傅。

宣统元年，孙家鼐病逝，晋赠太傅，谥文正。《清史稿》有传。

妙语连珠中状元

书法

孙家鼐幼读诗书，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院试中举后，初下南闱不第。他目睹诸兄名登金榜，益自奋勉。1859年，孙家鼐参加咸丰九年的殿试时，咸丰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兴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即兴书联曰：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即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嵌入联中，可见孙家鼐出众的才华。咸丰皇帝看后，惊呼“绝妙！”举起朱笔点他为头名状元。

置身变法大潮中

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谈判讲和，翁同龢力言开战。而孙家鼐强烈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认为“衅不可启”，赞同李鸿章的和谈主张。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孙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军事的腐败，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同情维新派，并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议论时政，译书译报，宣传变法维新。孙家鼐“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不久，御使杨崇伊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强学会遂遭清廷封禁。而孙家鼐“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以强学会人马改组成官书局并主其事，主张广览博采，以备报效国家之用。

孙家鼐认为维新派“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要义的主张最要紧，赞同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并在奏折中引用魏征致唐太宗的话：“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建议皇帝诏令京、申、鄂、粤等地的报馆，将各家所出的报纸，逐日呈送都察院，“录呈御览”。

孙家鼐还认为变法自强宜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谋定而后动。指出：“今日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要对症下药，不可病急乱投医。他还向光绪皇帝推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寿潜的《危言》和冯桂芬的《校分 阝庐抗议》三部书，认为冯书最“为精密”，“其书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并奏请刊印，颁发给各署官员，俾诸臣条论可否，以备公认而顺人心。他说：“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不过，孙家鼐寄希望于“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数官僚的利益，变法维新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这显然是把变法维新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孙家鼐和翁同龢、李鸿章都能影响光绪皇帝，但孙家鼐有别于翁、李，也有别于康梁等维新派。在光绪筹划变法过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国家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衰败。但他决不想打破这个制度或者动摇这个制度的根基，他反对维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向光绪上奏，“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他对于维新派的民权说尤加反对。如光绪皇帝预备颁布的新政诏令曾有设议院内容，但孙家鼐力谏：“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他的这一态度正合光绪之意，结果维新派的“设议院”主张没有列入维新的诏令。他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要“因时制宜，一切格致之书，专门之学，则又宜博采泰西所长，以翊成富强之业”。同时，他又认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这与洋务派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他主张变法的目的只是为维护清廷统治出谋划策，用“变法”来为它造血、输血。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新政。慈禧太后为主的“后党”即疯狂反扑，15日迫使光绪帝免了翁同龢的职；未几，又囚禁了光绪皇帝，“新政”尽被废弃，一批维新志士被处死，一些大臣被革职，“后党”全面掌权。孙家鼐因其变法要求温和保守，所以并未受到慈禧顽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

创办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急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得到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官僚的支持，皇帝开始实行维新。当时的士大夫认为，救国之本在于彻底改学，也就是彻底改变学习的系统和培育人才的方法。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孙家鼐也提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要开办学堂”的主张，赞同维新派“开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张，并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的活动。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绪皇帝命孙家鼐筹建政府出版机构──京师官书局，它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印刷厂以及一所学堂。接着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堂，委派孙家鼐筹建，并兼任管学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历时甚短的强学会及京师官书局，主要致力于政治议论，推广科学文化尚在其次。但孙家鼐于1896年3月24日奏报官书局章程，将农务、制造、测算之学置于律例、公法、 商务的同等地位，并率先提出了京师大学堂分科立学的主张。他认为，“非为科立学不为功”。在这份奏折里，他还强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公式，并定为立学宗旨。然而，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门“学科”，它们是学问的门类，是学习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师大学堂所要传授的“学问”，孙家鼐则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学之分，其中有6门学科涉及科学和技术。这6门学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础科目与应用技术。例如，制造、格致（化学和物理）等学均被列入“工学科”之中。

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

1898年8月9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修改由康有为和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削减“溥通学”（随后称“普通学”）中的经史课程，取消“专门学”中的“兵学”。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皇帝的赞可。理科课程的教学原封未动，文科课程的减少，使理科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折里，孙家鼐要求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中西医学专业，条陈立即得到皇帝的赞同。孙家鼐又于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规定学生兼学中西医学，大学堂开设一家医院，供学生日常实习之用。

当时，康梁二人倾向于把中学和西学当做各由其特定学科组成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学问体系，孙家鼐则认为，作为学问的普遍范畴，每一门学科无不是中西学术兼收并蓄。他写道：“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根据孙家鼐的建议，京师大学堂的原始方案赋予理科的重要性不仅超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设想，甚至可以说，与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占有压倒的地位。

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京师大学堂历时两年未能开学。在此期间，孙家鼐任礼部尚书，旋迁吏部尚书。至光绪二十四年兼任大学士，并受命加速开办大学堂。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至九月的“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大学堂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丁韪良被聘为总教习，择福隆安旧宅为校址，并立即修葺房屋。然而，这年秋天慈禧太后重掌政权，光绪的新政均被废弃，许多大臣被处死或革职。孙家鼐虽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却未受斥退，仍在朝中供职。

戊戌政变后，大学堂虽蒙朝旨准予保留，但开办条例已与原方案相去甚远。大学堂于1898年12月31日开学,科学课程竟一门未开。这种状况并非出自朝廷的意愿。恰恰相反，1898年9月26日上谕及同年11月16 日懿旨一再要求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学。1898年12月3日孙家鼐奏报大学堂开办情形， 他强调指出：“泰西各国兵家农工商，所以确有明效者，以兵农工商皆出自学堂......农知学，则能相土宜，辨物种；工知学，则能通格致，精制造......其事皆士大夫所宜讲求”。由此可见，大学堂开学后迟迟没有开始科学一事，真正的责任者并不是孙家鼐。问题出在负责招聘各课老师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身上。此人办事懒散，漫不经心，在任同文馆总教习时，他对开设科学课程，就有过这种表现。因此，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 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后者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把丁韪良及以往聘用的所有外国教习统统免职。一开始张百熙也遇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刁难。为取悦对方，他聘请吴汝纶为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旗人荣庆受命协助张百熙督办学堂，但是二人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因此，光绪三十年年初，命孙家鼐与张、荣共同整顿学堂教育。然而，孙家鼐此时已年近八旬，学堂的大部分规章实际上是由张百熙制订。在他的主持下，学堂渐有起色。随着张百熙制订了教学大纲，科学教学在大学堂真正发展起来。

轻车简从返故里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一个企图谋废光绪帝的阴谋正在酝酿，孙家鼐闻后力谏不可，称病乞罢，回乡探亲。

孙状元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也难怪，这位咸丰九年的状元，虽是寿州北大街人，但16岁便离家，中间只有一次因守父孝回来过一次，故乡人大多没见过他。而今已是73岁，才得以返乡小住，真可谓“少小离乡老大回”了。邻里们能不盼望见一见当今皇上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的尊容吗？

这可忙坏了知州魏绍殷、总兵郭宝昌，他们决定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衣绵还乡的孙大人。1899年12月16日，知州率领文武官员，一大早便来到靖淮门列队迎候，沿途锦旗飘扬，鼓乐齐鸣，好一派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太阳已从东方地平线升到头顶，知州万分焦急，“怎么还没来到？”这时一个衙役来报：孙大人早已从东门进城回“状元府”了。孙家鼐轻车简从、不愿惊动地方官员的行为，州人十分敬佩。

一天夜晚，孙公戴小帽，身着便服，手提灯笼，独自探望亲友。在他回府行至钟楼巷附近时，巧遇上都司率队查街巡逻，孙公便面墙而行，以示礼遇。不料被都司误认为是“行迹可疑的窃贼”，当即被缉拿带走。当他们来到“状元府”门前时，孙公要求叩门请人作保，守门人王兴见状大惊，痛斥都司妄行，这可吓坏了都司。次日，知州、总兵带着都司前来请罪，孙公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称赞都司忠于职守，并建议提升。一时间被州人传为佳话。

兴教重工荐人才

1900年（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西迁，孙家鼐奉诏至西安复任礼部尚书。1902年初，返京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后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

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编修官刘廷琛上疏责备身为大学士的孙家鼐失职，孙不与争辩，后来皇帝命他推举御史，孙家鼐却独保刘廷琛。他这种对国家负责，不计前嫌的宽阔胸怀，受到世人的称赞。

孙家鼐重科学、兴实业，与马吉森创办安阳广益纱厂、与其子孙孙多森开办上海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又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煤矿、天津劝业道等民族工业。又如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所立之《寿州公学捐款题名记》碑文记载了孙家鼐“捐银一千两”一事，反映他重视教育，扶植家乡办学的维新救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