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三路伐吴”看罗贯中的春秋笔法，谈文学作品与史书的差异

导语：

春秋笔法起源于孔子。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采取了“笔”和“削”的方法。所谓“笔”就是将原来的历史记录写上去，“削”是指对原先的记录进行删减。

孔子作《春秋》

文章本身不对历史事件进行主观的论述和评价，但是却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性摘录让读者自己体会到作者的观点，从而达到暗含褒贬的效果，这种行文方法就是春秋笔法。这种能够暗喻褒贬写作手法被后世的文学家们广泛应用。

罗贯中在进行《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中，大量的运用春秋笔法，表达出了鲜明的拥刘反曹的立场。下面让我们就从曹丕“三路伐吴”出发，讨论一下罗贯中是如何运用春秋笔法对曹丕的历史形象进行改造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和历史的差异。

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也使用春秋笔法

通过“三路伐吴”前的对奏把曹丕变成“杠精”

曹丕的“三路伐吴”发生在夷陵之战之后，《三国演义》中的曹丕不纳谏言、刚愎自用、不通军事的形象在这个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夷陵之战的时候，蜀国正在讨伐吴国。大夫刘晔劝说曹丕趁机讨伐吴国，被曹丕否决。而等到孙权不肯遣子为质的时候，曹丕才恍然大悟，然而此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贾诩和刘晔都不赞成起兵伐吴，但是曹丕痛恨孙权背信弃义，因此不顾贾诩和刘晔的劝阻决意南征。

说伐吴的是曹丕，说不伐吴的也是曹丕，罗贯中通过对曹丕这两次不听劝谏的描述使得一个不纳谏言的“杠精”君主形象跃然纸上。

三国演义里曹丕的“杠精”形象，剧照

罗贯中选取了曹丕不听从劝谏的事例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他听从劝谏的事例却少有提及。从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纳谏言的曹丕，这就是春秋笔法的运用。

然而曹丕并不是不接受劝谏的

君主对臣下的建议本来就是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性采用的，几次不采纳谏言并不等于闭塞言路。更何况历史上的曹丕还是能够听从属下的劝谏的。

比如“三路伐吴”的时候曹丕采纳董昭的计策使得夏侯尚及时撤军避免了损失；之后听从蒋济的谏言追回给夏侯尚的生杀予夺特权的诏书，避免了朝堂势力失衡；听从辛毗的劝谏，不迁徙士兵家属，避免了劳民伤财。

更值得注意的是曹丕非常喜欢打猎，而辛毗则劝谏曹丕出行打猎会让臣下非常劳苦，于是曹丕外出打猎的次数也减少了，为了不让臣下受累而压制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也是贤明的表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曹丕是能够采纳臣子的谏言的。

另外曹丕还下达了《广询令》，明令百官要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对他多加规劝。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君主，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不纳谏言的人。但是这些能够反映曹丕良好品质的事例在写书的时候被罗贯中选择性的忽视了。

魏文帝曹丕，画像

罗贯中对伐吴三路大军战果的选择性描述

罗贯中对曹仁的大军失败过程的详加描述和之前曹丕的不纳谏言形成了前后呼应，对比之下之下呈现出了曹丕不通军事、刚愎自用的昏庸形象。

虽然《三国演义》中通过探马来报的形式说曹休和曹真两路大军也失败了。但是史书记录却恰恰相反：

对于曹休大军的战果《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

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馀军，击权大将吕范等於洞浦，破之。

而对于曹真大军的战果《三国志》是这样描述的：

（曹真）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

由此可见，曹丕发起的三路大军除了曹仁一路兵败，其他两路都是打赢了的。只不过当时三国鼎立，吴国后方趋于稳定，又有长江天险可守，因此魏军没有扩大战果。

罗贯中对战败的曹仁大军的征战过程花了很多笔墨来描写，但是对曹休和曹真的大军却一笔带过这其实也是春秋笔法的运用。最后给人的感觉就是由于曹丕不纳谏言，轻启战端，导致魏军“三路伐吴”失败，损兵折将，刻画出了一个刚愎自用的昏庸君主形象。但是在读者全面了解了相关史料之后，这个形象就会被淡化了。

三路伐吴时曹仁军动向

结语：

基于史料所进行再创作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往往是人物历史形象的某一侧写。

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类文学作品都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但是由于作者的主观思想不同，所以援引史料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因此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被描绘出的人物形象往往也是不同的。

比如曹丕，他做了好事也做了坏事。如果作者觉得他是一个好人，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引用大量他做的好事来举例子。如果作者认为他是一个坏人，那么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会引用许多他做的坏事来举例子。这样就会给我们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也正是春秋笔法的魅力所在，它能让读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观点。

史官秉笔直书，因此史书往往不带有个人观点，就算是点评也是尽量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但是文学家的创作往往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分享自己的感悟的，因此文学作品常常会伴有浓烈的主观色彩，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尽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