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汪曾祺。

也不知从哪年起，汪曾祺突然就成了“畅销作家”，随便走进一家书店，哪怕是堆满各种中小学教辅资料的那种，都能看到汪曾祺的书像神位一样突兀其中。

据为汪曾祺写传记的陆建华统计，汪曾祺的书，单是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就多达200多种，并且这一势头在出版界依然旺盛。而这些书的腰封上，无一例外印着那句措辞凶猛的评价：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随着书的畅销，汪曾祺的书画作品甚至汪曾祺做过的那些家常菜，都“水涨船高”。他自认“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的书画，被分析出惊人的美学价值；他做过的家常菜，被吹捧为人间最美味的“汪氏家宴”……

标签太多，误解就大了！

倘若老先生还健在，面对这种怪现状，大概会像往常一样，喝二两酒，吃点茴香豆，然后重复一遍那句自我评价的名言：“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

其实，汪曾祺像你我一样，只是个凡人，“一身毛病”地活着。

汪曾祺的笨和懒，早在年轻时就出了名。

青年汪曾祺

在西南联大，人人都知道，有个江苏高邮来的小伙子汪曾祺，学业搞得一塌糊涂。数学、英语、体育没一样摆得上台面，笨不说，还懒得上课，天天泡在茶馆里不见人，气得朱自清说：“他连我的课都不上！”

西洋通史课要交一份马其顿地图，他画好交上去，老师看了以后极客气，“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言外之意，画得什么玩意儿！这门课汪曾祺根本就没上几节，连期末考试都是抄的。

碰到这种学生，哪个老师不头疼？偏偏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和沈从文对他青眼有加，作文满分100，沈从文直接给他120，不怕他骄傲，还经常捧这位高徒的“臭脚”，到处夸“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汪曾祺与沈从文

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认为，中国最好的作家是鲁迅，其次是沈从文。显然，沈从文是自谦了。但沈从文也没说错，写作，才是汪曾祺的志向所在。

这个志向，是汪曾祺十八岁那年就确定好的。彼时，全面抗战爆发，汪曾祺被迫中断学业，怀揣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随家人四处辗转。苦难的日子里，文学给了他信念，文字让他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为了这个志向，“懒人”汪曾祺可以千里迢迢取道越南进入昆明，不计艰险到西南联大投学；可以整夜整夜像书虫一样泡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看各类书。为了这个志向，“笨人”汪曾祺可以将其他功课抛诸脑后，泡在茶馆里观察芸芸众生之相，在昆明的街头去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使劲儿下着成为作家的“笨功夫”。

汪曾祺（中）与西南联大同学

一人立志，万夫莫夺。

就是这样的“笨功夫”，为他积累了大量写作素材，也正是因为下过这样的“笨功夫”，他才可以三言两语就将一株花、一棵草、一个人写得生动入微。

他不是懒，更不是笨。他只是很早就确定了此生要走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时间都用在了上下求索上，哪里顾得上其他事？而且，也正是这少年时就立下的志向，在历史的浪涛里，成为他的“定心丸”，帮他度过了那些波折起伏的岁月。

38岁那年，汪曾祺被下放张家口，职务工资都降了不说，握在手里的笔杆子，也换成了扛在肩上170多斤的粮食。砌猪圈、掏厕所、运大粪等又脏又苦的体力活，替代了原先的读书写字。一夕之间，从云端掉入泥潭。

换做别人，早就想不开自杀了。汪曾祺偏不，不但不郁闷，反而挺开心。他总能从这些枯燥的活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子，还兴冲冲跟别人说，有了这一遭经历简直三生有幸，否则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曾祺（右）在张家口

少年时的“笨”与“懒”，到了中年，已经被他化为应对人生种种的智慧，不计较功利得失，以一颗淡泊平常的心，来面对生活的阴晴雨雪。

而这种智慧养成的散淡性格，又反过来滋养了他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他以一篇《受戒》享誉文坛，许多写作者争相模仿却难得其神髓。欲作散淡之文，先做散淡之人。也许，汪曾祺的书之所以“畅销”，汪曾祺之所以被喜爱，恰恰就是因为他“又笨又懒”养出的那种散淡性情，在这个时代已近乎绝迹的缘故。

人生一世，吃喝二字。汪曾祺的一生，算是把这句话，践行到了骨子里。

在昆明读书时，街上的小吃，被他吃了个遍。日本的飞机一来，大家都要“跑警报”。别人往山里跑，山里隐蔽，还有防空洞，偏他攥着一块点心往松林里跑。别人喊他跑反了，他边跑边喊，没反，松林里有松子吃，炸死总比饿死强。

沈从文有一次外出，见街上躺着个人，以为是难民，走近一看，原来是汪曾祺，喝醉后躺在街边睡着了。

汪曾祺嗜酒，不是什么秘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一盘猪头肉，一壶酒，是泡茶馆的标配。挑一个临街的窗户，一坐就是一整天。暮年时，家人禁止他喝酒，他就让小卖部帮忙打掩护，中午偷偷喝几两，走时再打几两，反正一天要喝够一瓶。

暮年汪曾祺

王安忆回忆老一辈作家时，说在杭州相遇，汪曾祺问她母亲还写不写作。她回不大写了，因为她母亲觉得写作痛苦。汪曾祺哈哈一笑，“怎么会痛苦呢？我都是喝二两酒，吃点茴香豆就开始写，很享受的。”

但其实，他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3岁丧母；19岁去昆明，差点因疟疾死掉；26岁，流落街头还失恋，差点自杀；38岁正是出作品的时候，被下放4年……

回顾往事，他只是哈哈一笑，“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也许，喜欢吃喝的人，都有一个大肚，因为品尝过人间百味，所以容得下天下之事。

下放张家口期间，汪曾祺“摘帽”后被派去沽源画马铃薯图谱。他二话没说，买了一张车票就去了，整整一年里，画了多少马铃薯，就吃了多少马铃薯，后来还乐呵呵跟别人“炫耀”，说这世上绝对没有人比他吃过的马铃薯种类更多了。

走到哪吃到哪，是他应对苦难境遇的绝招。他就像是水，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艰难的生活、糟糕的境遇，不但压不垮他，反而成就了一个有趣的灵魂。

汪曾祺在厨房

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应该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一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心中充满好奇，什么都要尝试一下，渐渐成了一个“杂家”。文能提笔写文章，厨能捉铲进灶房，兴致来了，大笔一挥，不是书就是画，别人看着喜欢，他大手一挥就两个字：送你。

布里亚·萨瓦兰说：“告诉我你平时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吃喝是小事，但是吃喝见性情，汪曾祺的性情，都在他的“吃喝”里，率真且朴实。

凡和汪曾祺交往过的人，回忆汪曾祺时，都会用一个词做极中肯的评价：有趣。至于家里人，则无一例外叫他“老头儿”。儿女们这么叫，孙辈也这么叫，弄得外人瞠目结舌：这一家子，怎么没大没小的。

汪曾祺与家人

汪曾祺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家里称呼祖父母都要叫“太爷”、“太太”，礼教甚严，但汪曾祺的父亲不管这一套，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句话就是他父亲说的。汪曾祺十几岁学会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还总是先给他点火。十七岁那年，汪曾祺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的有趣，都是从父亲这里继承过来的。他一生崇拜父亲，因为“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还会替别人医眼疾……”

汪曾祺离家早，父亲的才艺并未学到多少，但父亲的”名士风度“却丝毫不差学了来。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留长长的头发，鞋子靸着不穿好，衣服纽扣也不扣，给别人的印象是“颓废派”。

汪曾祺在美国

暮年有了名气后，交往的人多了起来，“名士风度”更暴露无遗：

别人跟他求画，家里没有颜料，他随手把菠菜研出汁，绿色就有了，咖啡涂一涂，就是褐色。王安忆收到汪曾祺的画想裱起来，知情人连忙劝她，不要乱来，这老头儿用的颜料怪得很，一裱就裱坏了。

别人跟他求书，他签好名寄出去，很快收到反馈，寄错了。他也不尴尬，还写信给人家，叫人家把手里的书再寄给应该寄的人，像玩丢手绢似的，不亦乐乎。

在人情事故上，他总有些玩世不恭。但对自己的文字，他却一丝不苟，提起自己的文字，他总是难言自豪。“《沙家浜》里，‘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开张’两个字用得好。知道谁写的吗？”有一次在笔会上，他问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大家纷纷摇头，他得意极了，竖起大拇指，“我！”

暮年汪曾祺

77岁那年，他拉着32岁的龙冬去蹦迪，在灯光四射的舞厅里好奇张望，在地下餐厅里尽兴喝鲜榨啤酒……

他总是笑着，对一切都心怀善意，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似乎很少有人见他流露出悲伤的一面，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开心，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怎么可能没有悲伤？他只是把悲伤深深埋在了心底。

1987年，汪曾祺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在聚会上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众人触动，陈映真的父亲也讲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像包在壳里的坚果”的汪曾祺，悲从中来，与陈父相拥哭泣。聂华苓说，你真好！你真可爱。他扭过头对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

汪曾祺还有一次少见的哭泣，是在云南参加一个笔会时。大家回忆起在云南度过的青春岁月和后来经历的一切，不胜唏嘘，相对无言默默流下泪来。汪曾祺哽咽说，我们是一群多么美的人啊，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是啊，我们之所以喜欢汪曾祺，不就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真挚的美吗？不就是因为他把平凡的日子从泥淖里打捞出来，为它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诗意吗？

这，就够了。

编辑 | 土包包

数九 · 八九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