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繁星，在蓝色的正午
—— 巴塔耶《正午的蓝色》导读之二
/英二
在西班牙政治的撕裂时期，小说的主人公卓普曼陷于恋人，和政治伦理的困境之中。他似乎必须决定在政治，或性爱中作出选择。在他母亲的尸体前的性幻想，也许，在卓普曼的脑海里，一种不寻常的性行为，就等同于一种充满政治色彩的行动。
1935 年，巴塔耶前往西班牙，在画家朋友安德烈·马森 （Andre Masson）的家中完成了《正午的蓝色》。巴塔耶所书写的这个特定历史的“瞬间”，以1934年2月在巴黎发生的总罢工为标志，当时的巴塔耶是一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鱼目混珠的社会动荡中，反对他所认为的在垂死中的现代制度。在政治上，巴塔耶是狂热的，他抨击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在1935年的这个历史时刻，对于“屋顶就要坍塌，火山就要爆发”的战争恐惧中，人们都在祈祷和平，而巴塔耶却对战争有一种不一样的理解。他希望世界从“噩梦”中，“从它所坠入的无力和杀戮中”被拯救出来，他希望以“革命式的狂暴”，以一种新的神话来替代法西斯的战无不胜。
故事的叙述者卓普曼，他撇下了出走中的妻子“肮脏”，并离开了在巴黎认识的新鲜情人 —— 谢妮。从他在巴黎的病床，私自来到了山雨欲来的巴塞罗那（Barcelona），以见证加泰罗尼亚（Catalans）工人对抗西班牙政府的第一次总罢工，并“渴望着，有事发生”。
“二十年以后，那个曾经用一支笔使劲地戳他自己的男孩，站在外国街头的天空下，在等待着一些未知的，不能忍受的事件。”
在这个是非之地，甚至到齐了他的三个红颜知己，她们的个人生活似乎都在呼应一个正在来临的暴力。对于拉扎尔，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震惊到她，“在任何情况，即使是一场战争，在我脑海发生的什么都将成为一个镜像。”“战争是如何的反映在你的脑袋里？—— 战争能使你幸福吗？”“为什么不？”同样，当卓普曼问及他的妻子“肮脏”，“如果有战争，你会害怕吗？”“不会。”她贴近我，让她滚烫的额头顶着我的脖子 。“亨利，你听好了 —— 我知道我是个怪胎，但有的时候，我希望会有一场战争 …… 。”
对巴塔耶来说，战争是痛苦的。然而，痛苦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惟有苦恼 —— 极度的苦恼 —— 才能打破存在的边界。
在战争前夕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法西斯主义，在“暴力”的异质中难分难解。在一个非同化的社会结构内，法西斯主义使得工人运动的存在也成为了问题。工人革命力量的自发的颠覆性，与法西斯暴力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如果同时阅读巴塔耶在1934年发表的《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就可以提供理解《正午的蓝色》的对位理论。就如他在他的“普通经济学”中试图提供的答案，如何的思考“从物化到自主权的转换”，他的小说像是在述说他论文的前景。
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巴塔耶不是从理论上阐明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是在关注它的，作为新政治运动的现象，特别是它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学的表现形式 —— 卓普曼的“维也纳视窗”所见。他首先关注的是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对卡里斯玛型元首的依赖，它的那种作秀式的大众仪式就像是一种暴力形式的催眠。巴塔耶研究这些异质因素，反对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他坚持认为，它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压抑，而是对界限的兴奋性强化。
巴塔耶在《正午的蓝色》中发现了对他论述的某些支持，就如，他断言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构建是基于一种“矛盾的统一体”（identity of opposites），是这样的“结构性修饰”让同质性（homogeneous）与异质性（heterogeneous）产生了奇特的融合，一方面是诸如奉献、纪律、和秩序，它们属于同质社会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却是以大众的狂热形式在显示一种真正的自主权。
法西斯在行使权力时，调动着“迷人”的神经，在《正午的蓝色》，它的场景描绘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纳粹（Nazi）男孩，在他们“指挥棒生命”（sticklife）的狂暴中，看起来，仿佛正在被一些灾难性的欣喜附身。看着这些可恶的自动机器，从容的就好像，我面临的是一堵石墙？在夜晚中的每一阵音乐都是一个对战争和谋杀的，咒语般的呼唤。鼓辊在激发它们的激情，并在火炮的血腥的齐射中，得到了最终的释放。
巴塔耶所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层面 —— 如何解释这种经过精心设计，并高度仪式化的大众行为？文本对纳粹男孩“指挥棒生命”的描绘，它貌似一种古老模式的复活，或就是本雅明所提示的，现代“机械复制艺术”的政治的美学化（aestheticisation of politics）操纵。法西斯主义利用艺术，把美学引进政治，政治作秀产生的意识催眠，把毁灭当成了一种最大的美学享受。
在工人革命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行为之间，巴塔耶研究两者在现实社会的异质领域如何的在吸取自己的力量，并思考这些异质因素发生分裂的模式。在巴塔耶看来，异质之于两者，其存在的相似性是表面的。在法西斯主义，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自身，它是以“政治美学”，让人的内在的对工具理性的反抗转承为一种服从于工具理性的命令，因此，它是一种对“界限的强化”，并同时，让它具有了一种令人生厌的同质性。相反，作为工人运动象征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纯粹的“颠覆”，名副其实的相异，它是用暴力在打破现存的界限。
对巴塔耶来说，相对于“政治的美学化”，工人运动则更像是一种与其针锋相对的“艺术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art），即用现代艺术的手段来消解现代的共同体建构。巴塔耶颂扬存在于情色和神圣中的“基本暴力”。就如本雅明所坚持的，超现实主义“想为革命赢得狂喜的力量”。对巴塔耶来说：“这是一个摆脱了一切道德因素的诗化的，政治梦想。” 巴塔耶对“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谋，共同反对同质民主社会”的说法嗤之以鼻，对于这种荒谬的双重绑定，巴塔耶的不同结论，是在于，前者的“颠覆形式”。
巴塔耶在《正午的蓝色》从事的，是吸引和排斥。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动乱中，如何理解和认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巴塔耶借拉扎尔之口，在谋划“监狱暴动”，这让人产生了“攻打巴士底狱”的联想；巴塔耶甚至借米歇尔之口，鲜明地说出了“工人要武装自身”，—— 在这一刻，激进的计划所意味的，就是“颠覆”。因此，巴塔耶是在小说文本中转移他的术语，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鱼目混杂，被更换为，法西斯对边界的强化与“共产主义”对它的“深度颠覆”（deep subversion）。一个在他的论文中不能作为定义的术语，已经在他的小说中作了生动的说明。
“我下了车，从而，又看到了在头顶上的星空。满天的繁星：一种有星星的浩瀚。这是荒谬的 —— 荒谬的足以让你尖叫，但它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荒谬。而真实的，这是正午天空的蓝色。然后，我闭上它们，从而让自我迷失在明亮的蓝色。“因为有这样一个吉祥的狂悖在维系着我，这是我的决心，转动世界 —— 要把世界的上下颠倒，必然会发生的，彻底的上下颠倒。”
“满天的繁星与正午天空的蓝色”，如此荒谬的视觉颠倒是卓普曼的心理述说，也是巴塔耶的大众解放的“追求”。以“深度颠覆”作为形式，就如超现实主义对图像和对象处理的突发性和不协调。这种由艺术扩展到社会的“超现实主义”政治理论。 巴塔耶的很多写作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超现实主义模式（surrealist modes）的修正。巴塔耶从事的是类似于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人类学中绘制出概念和范畴（concepts and categories）。
在文本中所打开的是由异质层面还原的“神圣”（the sacred）概念，展开的是由其授权的 —— 共谋与对立。显然，其中的对立意味的是“神圣”的 —— 纯和不纯。神圣客体在诱人和迷人的同时，也存在恐惧和拒绝。它们会产生惊人的爆发，或表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性。而相对于异质性的共谋，在对立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治结构并存的时代空间。其结果，在超现实主义，是抽搐，而在相应的时代政治中，出现的是，社会抽搐的 —— 颠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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