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将罗荣桓和滕代远撤职，彭德怀几次致电都未果
“福建事变”表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与党外爱国人士携手合作、联合抗日的思想是可行的和有效的，我党着实应该以19路军之事为典例，将这条道路发扬光大。可惜，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引导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福建事变发生的前两个月，在前四次“围剿”中连续失手的蒋介石开始着手向英、美等国借款购买武器装备，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办训练团培养军事骨干，积极部署对红军又一次的“围剿”行动。根据过去的教训，国民党军认识到，以往屡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每误于纵线进剿，而忽于平面之组织，孤军深入，动辄受其包围”，因此提出了“堡垒政策”，即构筑堡垒与军队前进齐头并进，“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之平面，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按照“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依托堡垒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继续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地主武装，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则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步步为营，节节进剿。其部署为：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司令，指挥第1, 2, 3路军，总计33个师又3个旅，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其中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南路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指挥11个师又1个旅，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何键所率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率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由于此时红军的战争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军委委员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手中，而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战争规律和实际情况，战斗一开始，便采取冒险主义进攻战略。敌军攻占黎川后，他们非但没有采取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反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战法，急命彭德怀率红3军团迅速北上，收复黎川，“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与全力与敌在抚会战”。10月6日至7日，红3军团在硝石前进的途中，于飞莺与侦察之敌3个团不期相遇，侥幸胜敌之后，又被强令转到外线，攻打处于敌堡垒群中心、驻有重兵的硝石。
彭德怀和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请求对相关问题“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改变分离作战、疲兵劳力的战略方针，而“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但以上意见均未被采纳，彭德怀反而因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而遭到批评。红3军团只得向硝石、资溪桥、云盖山、八角亭、大雄关等敌军重兵把守的堡垒地带进攻，结果节节失利，只在团村战役中通过伏击取得了胜利。
由于红军主力军团不集中，战果十分微薄，黎川最终未能拿下。彭德怀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叹道：“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1, 3军团靠拢作战，敌3个师15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询口歼灭之3个团，就是18个团；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敌人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由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于一开始阶段便陷入了困境。
正值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开局不利之时，19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被迫更改原定计划，立即从江西“剿共”前线和江浙地区抽调11个师10余万人入闽，镇压反叛国民党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正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都提出在军事上支援并联合19路军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张闻天等向中革军委建议，侧击入闽之敌，配合19路军行动；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军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能迫使敌回援其根本重地，从而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提议利用这一新形势，“留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 3军团和7, 9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可是，从共产国际到苏联的《真理报》都错误地估计了福建事变的局势，认为福建事变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产物，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派别”。中共临时中央因受此影响也改变了态度，声称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福建人民政府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害怕出击外线会丢失革命根据地，从而拒绝了毛主席等提出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军事上没有给19路军以应有的支援，并继续命令红军在敌人堡垒密集的内线地区作战，进攻受挫后，又在作战指导上转为消极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被动。
局势如此危难，中革军委又相继将1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和3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撤职。彭德怀几次电告博古说，“现在是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彭德怀非常生气。当时军队中取消了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进行单纯肃反却不依靠群众，该都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红军在历次战斗中伤亡严重，却根本没有机会得到休息、补充和训练。和党内的部分有识之士一样，彭德怀也逐渐开始对党中央施行的一些方针政策产生了质疑。
1934年1月，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使19路军内部产生分化，又以“讨逆”为名调遣了10万大军，从容不迫地搞垮了福建人民政府，19路军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就此夭折。19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意义重大，它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毛主席所说：“无论蔡廷错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只可惜这次合作在关键时刻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夭折。正像日本海军上将盐泽间吉所指出的：“……可是共产党错了一步，因而救了蒋介石。共产党在争论是否可以信赖这样的同盟的时候，意见分歧，耽误了时间。蒋介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在19路军未能同赤色分子联合前，解散了19路军，然后他能够把精力转向镇压他的'头号死敌’。”
埃德加·斯诺也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提到，“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一是19路军在1933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义，不但没有与19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后撤到江西西部，使得蒋介石无后顾之忧。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
而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虽然也承认对福建事变和19路军的严重失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说“毛主席把蔡廷错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他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因而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19路军和福建革命政府；博古等中央委员虽然一致认为应当全面支持，尤其在军事上直接支持蔡廷锴，从而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但博古等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对毛主席“作了让步”，“迁就了毛的踌躇不决的战略”，等等。实际上，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受到排挤，在政治上、军事上已经毫无发言权和决定权了，况且他以及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正确建议也被李德等人斥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而不予采纳。
李德如此捏造事实、歪曲历史，完全是为了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