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从财税视角看经济发展全局（下）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大变局大转型·国盛证券2021年中期资本市场峰会”上的发言。

下面我们转到第二个要说的题目：宏观经济形势视角下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推进中财税调控作用的发挥和联系到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当下阶段，后面的任务很清晰，“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走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15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折成人均要再翻一番；到了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但对这个过程，领导人也引用了一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前面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奋斗，有那么多的可歌可泣的具体内容，其中的挑战性我们已有深刻的感受，但未来这30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性问题，至少要跟前面一百七八十年（鸦片战争以后整个近现代史）的挑战性，等量齐观。最后这一段“历史三峡”冲关期，我们要经受大考验。

现在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概况和运行态势呢？经济总量全球老二，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直观来看，是在下行过程中，必须解决好“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问题。从代表性的GDP指标来看，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后，曾经又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但这是中国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一个两位数增长年份了。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有三重因素叠加：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到了一个阶段上，必然要解决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的告别经济起飞粗放特征而转为高质量发展特征这样一个“阶段转换”问题。这个阶段转换中间，必须牺牲一些速度，从而解决结构优化的支撑力问题，使整个的发展过程可持续。如果能引导到一个“L型转换”以后，这个L的尾巴拉出来的中高速平台，假定这个平台上是5%-6%的速度区间，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仍然是大的经济体里的高速，是美国最理想速度超出一倍以上的状态，是欧洲和日本他们求之不得的过得去的速度的三倍以上。中国会在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平台上争取运行时间越长越好，而继续明显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这个经济阶段转换，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经受了阵痛后，本来是有希望看到平台状态形成的，这是体现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年化指标从一个个季度来看，是在6.7-6.9%很窄的区间内波动，那个时候已经有希望完成L型转换的确认了。没想到第二重因素叠加上来了，就是美中关系交恶，由贸易战发展到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的味道都有了（比如在香港这方面较典型），还有甚至担心擦枪走火的热战威胁。这种情况使市场预期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与打击，使增长速度往下破局，2018年下半年以后击穿了原来6.7%的底线，到了2019年全年，只有6.1%了，而2019年的第四季度，压在整数关口6.0%上。本来认为，如果我们在2020年处理得好的话，还能够争取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度增速，但是第三重因素来了，就是疫情。现在疫情的冲击在中国本土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还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共存的情况下抗疫常态化，来把复工复产的过程推到一种也是新常态概念下的可持续。那么这样的一个冲击，在表现上就是2020年增速猛地调头往下，全年只有正的2.3%，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低速增长。但这个2.3%来之不易，也是整个全球中比较成规模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的表现。

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大家都知道了，直观看相当高，18.3%，这是与去年同期负6.8%对应上来的，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意义，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是把两年合在一起折成年均速度，是5%，估计今年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这么走下去，直观看这个十八点几的季度同比增长速度，是往回落的，正好跟去年相反（去年前低后高，今年要前高后低），但是折成两年的速度，可能会有一个往上的逐渐爬坡，可以爬到今年的8%以上，但是估计爬不到两年合在一起的6%了。换一句话说，明后年就很关键了：我们可能要把原来预期的“中高速”的重心目标值，再往下调一调，6%左右达不到，我们也要把它努力稳定在5.5%左右，争取以后再让它慢慢下降到5%左右。前瞻这个过程，现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基本的确定性也在，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十四五”期间，5-6%这个量值幅度之内的波动，可以保障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万多美元，抬高到一万三以上，这是一个我们要千方百计去努力的、没有直接写入文件但是总书记在《说明》里点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旁边，最关键的是我们还一定要抓住结构优化，提高增长的质量。从这个视角来看，三重叠加造成的经济下行过程，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去化解它的压力，对冲下行因素以后，还是要解决一个中国L型转换怎么得到确认的问题。

如果能够把这个尾巴拉出来的平台稳在增速5%以上，争取把这个时间段稳定得越长越好，那么再继续往前看，我又想强调另一个视角上谨慎乐观的说法，就是市场人士，特别是企业界、也包括为企业界提供融资支持的我们金融界人士，大家可能实际上都在心中要不断考虑，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是个什么前景？有一句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领导人这么说，管理部门也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话倒不是简单的宣传用语，它客观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虽然有了改革开放后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到的，还只是这两化发展阶段的中间：工业化从全中国来说，应该是从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只是在沿海一些高地现在有后期特征），中央对这个认识的肯定，可以体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里所说的“两个没有变”的第二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如果中国真的到了有的学者所说的“工业化后期”，那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吗？从全中国来看，要看到我们现在虽然制造业全球第一，“世界工厂”了，但是我们的实际水平是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我们的工业化还必须完成它的整个过程，完成它的升级发展。一方面这是我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后面还有巨大空间的一种认识。工业化的空间继续打开，一定伴随着中国要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61%了，前面那个低得多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是更真实的中国图景、不掺水的城镇化，现在只有44%多一点儿，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还没有市民身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会有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转为城市的居民，而且要让他们便捷地取得市民化的城市户籍，以后城乡户籍一定要打通。这个过程伴随的是什么呢？还有中国坚定不移的“改革”的市场化，坚定不移的继续“开放”——高水平扩大开放的国际化，以及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数字化、智能化这一信息化革命。这几大潮流合在一起（说全了当然还要有民主化、法治化），这个进步过程中，会在中国大地上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建成区，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很多的新城市、新区要打造出来，要有一轮一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比如我们已经建成的老城，都必须改造成“海绵城市”，配地下综合管廊，“智慧城市”。对新区，我认为应该赶快确定技术标准，不按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不许开工。虽然看起来一开始的投入要比原来高得多，但这是长治久安之策，这既是中国继续大规模做基建的一个基本理由，也是“新基建”所对应的一个基本图景。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跟着的是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互动；产业升级过程中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在这个双循环过程中，我们要更多依仗本土的潜力，同时绝不放弃争取外循环方面得到全球的供给回应。这样只有用“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中国成长性过程，它就是供需不断互动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常规发展、有客观因素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的话，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空间打开就是我们现在所肯定的基本趋势是长期向好，我们有较充分的韧性、回旋余地、抗打击能力，来处理好中国怎么样和平崛起的问题。所以，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有这样长远的基本判断，和中国自己继续发展成长的信心。

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当然还有非常棘手的复杂的问题，时间关系简单勾画一下。在应对新冠肺炎冲击继续总结经验常态抗疫的旁边，我们要处理好物价问题。今年已经在CPI这方面看到，已扛过了猪肉供应吃紧带来的结构性涨价压力，但是PPI现在在调头向上，要紧密跟踪，如果处理得好，估计PPI不应该造成太大的麻烦。在实际增长的对比方面，要看到外部世界如果在欧美那边按照张文宏医生所说的“重新打开”之后，我们这一段感觉自己高歌猛进的局面，会有变化。去年美国是负3.5%，中国是正的2.3%，和美国相比我们“相对速度”前所未有地在大疫之年、大考之年扩大到比美国领先将近6个点，进一步明显缩小了跟这个老大的差距。但今年有人认为美国的增长速度有望到6%以上，中国如处理得好，也就是8.5%或者再高一点儿，和去年相比领先美国的幅度不到去年的一半。再看明后年，这种实际的竞争中，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傅莹所说“和平竞争”，大家都在较劲儿，看看在可持续性方面，中国怎么处理得好。

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从宏观来说，就是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中央强调的结构失衡，产能利用率不高。我们实际的矛盾制约，早早在2010年的时候中央就强调不可忽视，以后文件用语叫做“矛盾累积隐患叠加”。这些矛盾问题从结构性的原因来看，最直观地讲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从“物”的视角来看，我们前些年有严重的雾霾，现在明显得到改进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实现意愿中的控制，大气污染的旁边还有水流的、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家长们担心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等等这些事情；中国的跟种植、养殖相关的出口品，在国际上被人家诟病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等等。另外相伴随的，就是“人”这个视角，人际关系这方面，学者早就说收入差距悬殊，说到收入分配，虽然看人均收入指标节节上升，但是似乎人人都觉得有问题，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公，在中央现在特别强调要解决“共同富裕”的取向下，已经把浙江明确地确立为是先行示范区。这些提到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而在企业发挥潜力活力这个方面，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从上海自贸区开始不断强调的，原则体系非常好：企业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反过来政府却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我前面说了，财政必须要有全套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清单，按照事权清单的“正面清单”性质，政府以自我革命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有权必有责，后面还要有责任清单和问责制，以绩效考评支撑着奖惩。这么好的原则体系，真正执行应该讲难度甚大，我在内部讨论的时候也听到很高层面的领导说过，原则如此之好，执行何其之难——那就是要攻坚克难才能够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在这样的宏观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微观就是一定解决好焕发活力这方面的一系列企业乘势而上的问题。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财政和宏观调控，首先肯定还会强调减税降负，另外就是财政必须要有“更为积极”的一系列的安排。去年是“三箭齐发”，今年把抗疫特别国债这项取消了，仍然是保持比较高的赤字率，以及保持相当大规模的、支持一个个戴帽项目的地方专项债。这些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一定还需有与货币政策的更好的配合。货币流动性这方面，过去我们是在降准和降低基础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了比较长的时间。基础利率轻易不动，而准备金率相对灵活，还有操作空间。前面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央已经说了，货币政策不急转弯，什么意思呢？考虑转弯了，但是怎么转，这个在掌握上要柔性一些，要“不急”地让市场有适应性地来做。结果到了两会上，请注意，最后的报告文本没有写“不急转弯”这个话，仍然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就是要稳定市场信心。货币政策这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我认为管理部门还会在实施中打主意，能够适当走稳一些的时候，要考虑从稳的角度上发力，但是至少现在还是要维持着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样一个基本态度，维持降准通道。而财政这方面，我们在“更加积极”这方面来打主意：赤字率现在在上一年的“3.6%以上”有所回调，到“3.3%左右”。实际上对这个赤字率，不要太在意它的量值，中国对赤字率的计算，有不少弯弯绕的账，我们有一个“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那个基金怎么出，怎么进，怎么调，怎么影响赤字率，咱们谁也说不清楚，拿到的全套材料你也记不住，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姿态，现在中国的赤字率超出了3%，但认为风险不至于太大，可以在3%以上继续保持着它的积极姿态。

同时就有一个我在来会上之前，会议主办方说到的，有朋友关心“现代货币理论”和相关政策的讨论，所以，我要稍微展开说几句话。就是在去年形势最吃紧的时候，有较活跃的讨论场合里的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借鉴西方已经有了比较长时间讨论的MMT（是现代货币理论的缩写），相关问题在政策方面的实践经验，有可总结和仿效之处。本来现代货币理论，是少数派的学者写了书，也有一些学术界的讨论，在实际管理部门他们的政策设计上，开始似乎并没有看到直接影响，但前面差不多十年走下来以后发现，欧、日、美都是一轮一轮搞量化宽松，好像现代货币理论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实践的一种理论依据了，所谓理论联系实际，他们结合在一起了。那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我自己感觉决策上对这个事儿有高度关注，有学者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听起来很有冲击力的说法。可看到的最代表性的说法，就是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可以借鉴MMT的基本思路，由财政代表政府更积极的运用发行货币的手段给经济升温，来支持发展，那么言下之意，原来我们努力借鉴学习的中央银行体系之下对于货币发行以及防范其“赤字化”的控制手段，要重新考虑。那么在具体讨论里，有很多的意见是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我想最简要地说的是：首先概念上要澄清，这个MMT后面跟着的所谓赤字货币化，对它的定义需要做出一个约定。如果从已有实践来说，人民银行作为央行，在二级市场上做“公开市场操作”情况下，买进国债，那就放出基础货币，放出的基础货币由国债发行当局（就是财政部门）拿走以后，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去弥补赤字的，这不就是一种赤字的货币化吗？这种跟市场对接的赤字货币化，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和一定的法律规范。但有专家说这不算，只是财政直接让央行买进国债，直接拿到基础货币来用，不经过二级市场，这才是赤字货币化概念。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学术讨论里就很费劲了。我还是倾向于咱们就事论事，赤字货币化可以讲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央行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不经过市场，直接让央行把这个钱发出来让财政去用，叫买国债也好，叫透支也好，过去都干过。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是看到那时财政可以对央行透支，后来觉得透支不好，没有约束，那就借款吧，有借有还，但是后来观察到借款后还款遥遥无期便使这种行为跟透支没有区别，是等价的，最后下决心形成一个法律规定，即我们的《人民银行法》对于央行有法律规定，不允许财政直接透支或者直接借款，这样就把一个实际上政府货币发行要考虑安全区的问题，匹配上了法治化的防火墙。我个人的观点非常鲜明：现在在中国，没有看到任何可信服的论据证明我们现在应考虑拆掉这个防火墙，让财政直接对央行透支或借款。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实际生活中间，这个MMT对中国的借鉴，还会继续讨论，但是压力显然已经没有去年一段时间那么明显了。因为那时候是感觉处理不好大祸临头，是不是得至少准备这么一个预案，所以才有非常热闹的关于MMT的讨论。现在这段儿，朋友们关心这个问题仍很有道理，它毕竟关系到整个国家怎么掌握让市场预期方面大家关心的最基本的防风险前景，有我们推进制度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可预期的法治条件保障。如果对人民银行法不作修正，那么就完全没有在中国实际上去借鉴所谓MMT来让财政无顾忌地从央行取得资金这个操作上的问题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

在实际生活中间当然还是要让企业过得去，在企业反映银根紧对他们影响较大的情况之下，要掌握的全局“流动性合理充裕”问题，一定要紧密结合着结构优化问题。“六稳”、“六保”是托底，在“六稳”、“六保”托好底的情况之下，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改进民生，这个系统工程还要继续推进。

另外，对一个和大形势密切相关的中美关系问题，我说说自己的基本判断。我认为中美关系风风雨雨中一定是个持久战了，两国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我们要以最大可能性争取的是斗而不破。这个斗而不破也就是中央所讲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变之下的较大概率。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论证是强调两个视角：

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创新，使共享经济越来越成气候，中美已经共享一个产业链，这跟当年美苏滑入冷战是各领一个产业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方面“形势比人强”。我们也可以看到数据的支持：这个图表上右边讲的是贸易战打响以后，合计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两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按照各个门类去分别表示，以蓝色标记往下降低规模的幅度，那么看起来那些极端政客喊了半天脱钩，实际上排第一行的化工产品、冶金产品（更多体现的是上游产品），它只下降了0.5%，就下降了这么一点点。下降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也只下降了10.5%，谈何脱钩？这个数据后面的去年的情况，一直到现在，听说中美之间的贸易还相当热闹，虽然关税上去了，但是美国它复工复产没来势头的时候，很多迫切的需要，是必须从境外取得供应品，而中国恰恰满足了这种要求。另外看，曹德旺们也继续对美国维持着投资，还得到了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欢迎响应；特斯拉到中国的投资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应该讲这个项目总体来说中国给了他很优惠的条件，他也做得非常成功，后面就听说什么埃克森美孚等等，也在琢磨着怎么进入中国市场出更大的手笔，这种情况就很好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势比人强。这些我们都可以进一步拭目以待来观察。

另外一个视角，是中美之间这个底线，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又有共同之处，就是核威慑形成的核战略平衡，使双方都不可能真正去正面考虑滑入热战——防止擦枪走火的同时，大家都不进热战，因为有核的问题，打起来那就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是共同毁灭的问题，剩下的选择就只好是斗而不破。热战、冷战都有望避免，或说都可作出最大努力来加以避免，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论证。

如果看到这些，我们就能有进一步的态势观察：中国的贸易出口额在全球，2000年差不多第十位，但已经在2017年以后稳稳是第一位，超出美国的幅度越来越大；另外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成长性相比，美国是从2017年往前找到整数关口的1900年，GDP上了36倍，这个过程中间确立世界头号强国地位，而中国在2017年往前找1/36，找到的是1987年，也是GDP翻了36倍，而时间轴上是1：3.9——简要地说，中国用一个时间单位，体现了美国四个时间单位才表现出的成长性，而且这个过程还完全没有结束，我前面已论证了还有相当长的一个中国继续成长的过程。只要中国人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时间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所以，中美关系上我们要千方百计争取斗而不破，最后让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缩小和它的差距。我们现在官方的态度上，也有一些非常理智的表述，即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和头号强国地位。必然是这样子“实事求是”，外交你就得趋利避害，就得努力找到共同利益，于形势比人强的轨道上，争取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实现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利益——和平崛起。新技术革命、新基建还要有升级换代，这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问题。

结束之前，我还想描述一下自己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升级换代的最直观的一个认识。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环境之下，我们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让企业放开手脚创业创新的总体环境过程中，企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从全球的供应链或者价值链上“中间为主”的位置，争取往左、右高端推上去。我们现在产业门类齐全，但是总体的质量水平是中游，上面有压制，下面有追兵——越南等等地方对中国已经是咄咄逼人。美国现在是下了狠心，高端方面要封死中国，那就得依靠我们自己“新型举国体制”，“华山一条路”上在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高端的核心技术方面争取突破；剩下大路货的、要素可流动的领域里，我们看看情况：比如儿童玩具，中国生产了全球80%以上，但是本土没有叫得响的自己的品牌，我们代工生产的芭比娃娃，是国外品牌，长盛不衰几十年，不断推出新款，中国干的是中间这个活儿，左边的创意创新形成品牌成功，高收益在外国人手上；右边的市场营销，一轮一轮的市场扩展，售后服务，高收益也在外国人手上。我们在中间的加工，取得了自己的GDP，一定的税收，特别是非常宝贵的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但是已不能长此以往：我们如果老在这个位置上，上下会把我们夹在中间，使我们的空间越来越窄，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向左右的位置托上去。智能手机也是这样，苹果手机大量的代工在中国本土，富士康原来是在深圳这边有大的厂区，后来挪到郑州边上，我去看过，那个厂区在订单高峰期，30万人以上三班倒“连轴转”生产苹果手机，但是取得的收益，就是中间这个低水平。我们也有成功的例子，广州汽车生产厂家过去是跟日本合作生产“广本”，口碑很好，我过去当财科所所长十几年，坐的就是广本，开到里程60万公里以上，没有大修，也舒适也省油，但是广州这个厂家它拿的，就是中间这个低收益。后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系列出来了，这几年说有一款广汽传琪，在国内市场汽车销量下滑的过程中却卖得非常好，每年卖出几十万辆，就实现了在这个案例里把自己的位置托到左右高端这样一个升级。这个升级后，它可以采取跨国公司的模式，把生产线挪到越南去，取得更好的成本控制，同样还可以牢牢掌握着左右高端的收益。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在一般生产要素可流动的领域里我们企业、制造业进步的一种直观的升级模式。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