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架|布罗代尔：我作为历史学者的成长经历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关于治史理论与方法的论述曾先后两次以法文结集出版，《论历史》（下）是对其中第二部的移译，由视野各异的几篇文章组成。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布罗代尔投身历史学研究、结识年鉴学派学人的人生轨迹，看到他尤以长时段、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而闻名的治史特色，也能看到他在研究方法上丰富的包容性：书中收入的关于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两篇传记显示出作者对于事件史和人物研究的兴趣。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布罗代尔作为一名优秀史家广泛的好奇心和求索欲，更加多面地了解他的思想和人生。本期微信节选作者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回顾，以飨读者。

日复一日，我如何走向历史研究的职业生涯？我的成长经历正好与年鉴学派的历史交集，是否能够反映当前法国历史学发展的特点？这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在 1972 年为《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向我提出的两个问题。必须承认，我对此很长时间装聋作哑，因为这些问题可能迫使我用特殊的目光自我审 视，把自己当成历史研究对象，进入自己的私密世界，自我展示甚至 自吹自擂。出于这些原因，我反复自我权衡，而威廉·麦克尼尔依然坚持不懈：如果我不亲自撰写这篇文章，那么就要把必要的材料交给别人完成这篇文章。尽管我觉得关于自己历史学者生涯的文章过于个人化，读者未必感兴趣，但终于拗不过他的执着，只好尽可能真诚地 回答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让文章本身去决定一切吧。

首先从我这位当事人说起吧。我于 1902 年出生在香槟地区（Champagne）和巴鲁瓦地区（Barrois）之间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已经存在不知多少个世纪了，今天村里有一百多名居民，在我儿童时代村民数量大约是现在的两倍。村里的中央广场位于三条道路和一条古路交汇之处，我猜测那里可能是高卢-罗马时代一所大宅的庭院。我不但在此地出生，而且暑假时父母常常带我回到这个村庄，所以我在这里与儿时最亲爱的奶奶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我仍然没有忘记那段幸福的时光，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居住过的房屋在 1806 年落成，几乎完好无损地屹立于斯直至 1970 年，对于一所普通的农舍来说实在算得上一项 了不起的记录。后来我成了历史学家，这段经常返乡、长时间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在鲜活的现实当中学到了其他人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与来自勃艮第乡村的历史学家加斯东·鲁普内尔（Gaston Roupnel）和出生于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一样，我有超前优势， 而且一直是一位有农民根基的历史学者。我了解这座东部村庄各种植物、树木的名称；我认识村中每个居民，我能够看到村里铁匠、大车匠、伐木砍柴的季节工和放羊人劳碌的身影；在我的眼前， 村里曾经的轮种田变成了今日的养殖草场，村里老磨坊的转轮缓缓转动——据我所知，我的曾祖为附近的一位贵族建造了这座磨坊。由于整个法国的东部乡村地区充满着军事的历史记忆，我在 童年时通过我的家庭就熟知了拿破仑，熟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和别列津纳（Bérézina）的战斗。法国东部地区从前并没有多少革命思想，将来也不会有，而矛盾的是，正是这片热土在1793 年、1794 年成了革命军的大后方，不但忠于革命，而且挽救了革命。

我的父亲是巴黎的一名小学教员，在他短暂的一生（1878—1927）结束之时做到了校长的职位。我在1908年到 1911 年之间有幸住在了巴黎的远郊，当时的巴黎远郊和纯粹的乡村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我所居住的巴黎远郊城镇梅里耶（Mériel）当时如同一座大村庄，厚实沉重的石质房屋，院墙围绕的庭院，随处可见的醋栗树、樱桃树在每年春天隐没在盛开的丁香花丛中，城边的瓦兹河（L’ Oise）上，驶来北方带着拖船的比利时驳船船队。蒙特贝洛（Montebello）的居民——这些拉纳（Lannes）元帅的后代——不时组织进行猎犬围猎活动……

我上学较晚，在学校遇到了一位出色的老师，他睿智、专注、威 严，讲述法国历史的时候如同主持弥撒。

后来我升入了巴黎的伏尔泰中学（1913—1920），应该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天生的数学家，他当时用极富创造性的方式教 我和兄弟数学，这让我们在这一学科游刃有余。我学习了大量拉丁文，一点希腊文。我热爱历史，而且具备非凡的记忆能力，同时还创作大量的诗歌。总之当时我的学业出色，自己希望将来成为医生，但是父亲反对这个不成熟的职业规划，于是我在 1920 年迷失了方向， 感到非常忧伤。最终，我在索邦大学开始了历史专业的学习，轻松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了业，通过考试取得了教师资格，但是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快乐。这是因为当时觉得选择了一条便道有点虚度光阴。立下成为历史学家的志向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兼容并包的索邦大学当时学生数量不多，我在那里求学的过程中只存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亨利·豪赛（Henri Hauser）的课程。 他使用的语言和其他老师大相径庭，那是历史社会经济学的语言。豪赛老师充满智慧，他无所不知，传授我们丰富的知识又毫无炫耀之意。当时大学的特色是：学生数量很少，他班级的学生不过六七个人。另外，当时我也很享受杰出的希腊史专家莫利斯·荷勒（Maurice Holleaux）的课程，他班级上的学生也很少，只有三四个人，其中包括后来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坎塔居赞纳（Cantacuzène）、后来的索邦 大学校长安德烈·艾马尔（André Aymard）。

我的学习生活眨眼之间就结束了，二十一岁的时候成为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的高中历史教师，当时的我和数百名年轻历史学者的境遇相同。与数以千计的教师一样，我依托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讲授历史，在教课的过程中学习到了一切知识。我甚至成为了人们口中的 “优秀教师”，尽管教课消耗精力，但是我依然爱自己的学生。我先在 君士坦丁工作，然后前往阿尔及尔。我还要重复一下：当时我还是注重通过事件、政治、人物生平表现历史的学者，中学的教学计划让我 们不得不如此。我大学毕业时写的论文题目是《法国大革命起初三年 的巴勒迪克（Bar-le-Duc）》（和当时所有的左派学生一样，1789 年的大革命非常吸引我，我愿意研究那段历史），这是我精心准备的论文。总之，当时我的态度与众人相同，符合最传统导师的要求。我认真努力，尽可能客观，忠于史实。我获得的毕业证书证明了我的这 种治学态度。同样的，1928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西班牙人与北非》） 和 1930 年我在阿尔及尔历史科学大会的发言（当时我担任大会的助理秘书）也是这种治学态度的表现。在那次大会上，我接待了自己的几位老师，认识了全部参会者中最热情、慷慨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他非常在意说服他人，用魅力征服他人。

我本该在阿尔及尔待到 1932 年，但 1925 年到 1926 年因服兵役而离开过。借服兵役的机会，我走遍了整个莱茵兰地区（Rhénanie），从而认识、喜欢上了德国。

于是我完全沉浸于生活在一座壮丽城市的快乐和愉悦之中，认真游览了北非所有国家，直到遇见吸引我的撒哈拉沙漠。

我认为，北非地中海地区的美好景象对我的历史观点影响很大， 而地中海的另一侧人们却视这片土地为他们的“背面”。但是我的思 想转变很慢，当时我仅仅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看待世界，没有理解社会、政治、殖民地的悲剧，而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发生。的确，1939 年之后北非的局势恶化，似乎黑暗瞬间降临。我当时的那种思想有其原因所在：二十岁时需要首先解决生活问题，这方面的关注不论好坏均来自自身本能；我正在艰难地学习阿拉伯语（我当时真的很努力地学习，但是始终没能取得成果）；我唯一担心的问题是德国，服兵役曾使我近距离观察过这个国家，我爱它，同时作为从法国东部来的人又对它怀有戒心。尤其是，应该说在 1923 年和 1926 年，以及接下来的若干年间，法属阿尔及利亚在我眼中并不像一个怪物。或许有朝一日，对于这些失落的年代，终有一名“黑脚” 会写出像《飘》一样的名著。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并无不适之感，这种不适感出现要在二十年之后了。同样，大约在 1930 年，当本雅明·克雷米 耶（Benjamin Crémieux）来到阿尔及尔做讲座的时候，他给鲁德亚德·吉卜林（R. Kipling）发电报：“到达阿尔及利亚，我将了解法国。”因为吉卜林和英国“拥有”印度，并对印度抱有好感，而印度能够解释英国。

我很晚才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与传统教学决裂的新历史学。选择博士论文主题（博士论文是通向高等教育系统的必经之路）的时候，由于我精通德语，所以自然而然想到选择德国历史。但是由于我作为法国人拥有的国家情感，似乎先天对德国历史心存怨怼。所以我 试着在西班牙历史上寻找主题，这个主题完全是我在学习过程中研究韦尔万（Vervins）和平协定偶然遇到的，我的导师是热情而又卓越的 埃米利·布尔热瓦（Emilie Bourgeois）。出于兴趣，我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在国家档案中查询了资料丰富的 K 卷宗，那是拿破仑一世在西班牙西曼卡斯（Simancas）掠夺到的文献。还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我就 考虑到“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和地中海”的研究将来可以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事实上，这一选题非常容易就得到了索邦大学的许可。当时在法国，既不存在研究奖学金，也没有休假年。所以我只能在1927 年暑假期间去西曼卡斯搜寻需要的文献。我非常幸运：当时我满世界寻找，想购买一架照相机（微缩胶片技术在战后才得以发明），一名兼职电影人的美国工人卖给我一台粗拍电影的机器，并向我证明，用来处理文献效果极佳。于是我每天迅速完成拍摄 30 米长 的胶卷，2000—3000 张照片，这让西曼卡斯的档案员和借阅馆员羡慕 和敬佩不已。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充分使用甚至可以说是过度使用这些资源。在这位富有创意的电影人的帮助下，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 使用真正微缩胶片的人，我夜以继日，自己洗印胶片，然后借助一台老式幻灯机来阅读。

我逐渐对自己的选题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怀疑，谨慎、忧伤的菲利普二世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我对地中海的兴趣越来越大。从1927年开始，吕西安·费弗尔给我写信（我凭借记忆回忆信的内容）：“和菲利普二世相比，了解柏柏尔人的地中海更让人心情激动。”1931 年，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阿尔及尔展现他关于穆斯林入侵后导致地中海海禁的想法，我觉得他的报告让人拍案叫绝：随着他手掌摊开、合拢，整个海洋开放又关闭。从 1927 年到 1933 年， 我不紧不慢地徜徉在文献的海洋中，甚至也不急于最终确定我的选题，而这时我的决定自然而然地瓜熟蒂落，我要选择地中海作为论文主题。

另外，还需要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了解我不会写一部要求过高的书。地中海每天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暗下决心要找到这片海洋的过去，水上飞机在海面附近逡巡往来，给我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普通的文献记述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金融、军队、 土地、农民。我一头扎进这一卷又一卷的档案中，这些档案很少被人 查阅过，有的没有很好地分类整理，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分类。1934 年，我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找到了拉古萨（Raguse）共和国的一些簿册，最终让我看到了：船只、租船金、货物、保险、交通……16 世纪的地中海第一次呈现在我眼前，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多么的欣喜如狂。

然而，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有一个论题，我再次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1935 年，我偶然间获得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职，我在那里找到了研究和思考的天堂。我负责教授文明史通识课的工作，学生们非常可爱，有时会提出各种质疑。他们围在你身边，十分活跃，让你必须对各种话题表明立场。这样，我度过了三年的美好时光：冬天就属于我的南方假期，我去地中海；其余的时间我留在巴西，幸福地 沉浸在阅读研究之中。我读了长度达到若干公里的微缩胶片，而且在 1931—1932 年几次直接和吕西安·费弗尔交往：一次在亨利·贝尔家里（我和亨利·贝尔自从 1930 年就认识），一次在杜福尔街（ruedu Four) 法国百科词典编辑部，一次就在吕西安·费弗尔家中，在他那间位于圣恩谷街（rue du Val de Grâce）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房里。1937 年在巴西圣多斯（Santos）港口，我准备彻底离开巴西登船之际（当时还没有跨洋飞行的客机）又遇到了吕西安·费弗尔，他当时刚 刚结束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系列演讲，恰好与我同乘一船。接下 来二十天的跨洋航行中充满了吕西安·费弗尔和我们夫妇三个人的高 谈阔论与欢声笑语。于是我与吕西安·费弗尔的关系变得亲密，超过朋友，我仿佛他的儿子一样：他在勒苏瑞（le Souget）汝拉山区的家 成了我的家，他的孩子成了我的孩子。

当时，我所有的犹豫和彷徨都消失了。漂泊的我也归船入港：我 在前一年得到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的任命。1939 年夏季，我准备好在勒苏瑞动笔撰写自己的书稿，这时二战爆发了，我在莱茵河畔的边境参加战斗，后来被俘。从 1940 年到 1945 年被关押在德国，首先在美茵茨，然后从 1942 年到 1945 年被关押在吕贝克的特别军官集中营（Sonderlager），我在那里进行了我洛林式的反抗。经过了这些漫长的考验我依然毫发无伤，我如果再满腹牢骚那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很不公平：今天我的心中只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为监狱也可能是一所优秀的学校，它教会我们耐心与忍耐。看到所有犹太裔法国军官都来到吕贝克，那真是绝佳的社会学研究题目！稍后又来了各色教士 67 名，他们在各自的集中营中被当作危险分子，这又是多么奇特的经历！我的眼前展现出法国教会丰富多彩的画面，从乡村神甫到遣使会会员，从耶稣会教士到多明我会修士等等。其他的经历给我带来别样的愉悦，例如和勇敢得近乎鲁莽的波兰人生活在一起， 迎接华沙保卫战的卫士们，其中有亚历山大·盖伊什托尔（Alexandre Gieysztor） 和维托 德 · 库 拉（Witold Kula），再比如一 天清晨突然来了一大批英国皇家飞行员，再比如我和所有的法国越狱专家同住，他们由于受惩罚而被发配到我们这里，凡此种种一掠而过，这就是那些甜美的回忆。但是真正能够陪伴我躲过那段漫长岁月、排遣内心烦闷的东西是“地中海”。我在被俘虏的那段日子写出了这本厚厚 的作品，吕西安·费弗尔在一本又一本的学生练习簿上读了我的这本书。记忆让我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但是，如果我没有被俘，我的那本书一定是另一种样子。

一两年前我在佛罗伦萨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哲学家，直到那时我才彻底意识到这一点。他问我：“你是在监狱写下的这本书吗？哦，怪不得这本书给我冥思的感觉。”是的，我在冥思，面对自我，冥思这么多年来在时间与空间上与我远离的地中海。于是我对历史的观点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一方面，这是对地中海景观唯一的思想回应，此前在我看来还没有任何传统的历史叙事能够抓住这一景观；另一方面这是对我跨越的这段悲惨时段唯一存在的回应。敌人的电台与报纸报道的事件不断向我们涌来，甚至还有秘密电台传送给我们的伦敦消息，我需要做的就是超越这些事件和消息，摒弃它们，否定它们。打倒事件！特别是那些让人生厌的事件！我不得不相信，历史，或者命运是镌刻在具有极大深度的层面中。选择长时间的观测点，就是选择上帝天父的位置作为庇护所。历史远离常人，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苦痛，缓缓书写、缓缓演变，和地中海的古老生命同样缓慢，这就是我常常从地中海古老生命中感知的永恒和亘古的静止。由此，我有意识地寻求我能够把握或者能够创造的最深邃的历史语言，这是一种静止的时间，或者缓慢流淌、固执地不断重复。我的书就是根据几条不同的时间线进行编排，从永恒静止到事件的稍纵即逝。对我来说，今天这些时间线依然勾勒出历史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