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不能对曹操头骨测DNA？
一、复旦的自信
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对曹操家族的DNA研究项目始于2009年。当时，河南省安阳市宣称发现曹操墓，随后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拟用DNA技术开展对曹操家族DNA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昇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跨学科联手。
李辉教授做的第一步工作是：从现代曹氏家族的基因反推祖先，锁定曹操的DNA特性。2009年起，课题在全国征集曹操后人，共采集了79个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个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1000例。
与此同时，韩昇对全国各地258个曹姓家谱做了一次全面梳理研究，与史书、地方志参照，筛选出8支持有家谱、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
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对这8个曹氏族群的DNA做了重点检测。人类DNA共有30亿个碱基对组合成23对染色体和线粒体，男性独有的、碱基对比较稳定的Y染色体只在家族中传递，是最合适的检测对象。经过复杂的Y染色体DNA全序列检测，课题组发现，其中6个家族属于O2*—M268的基因类型，其祖先交会点在1800年至2000年前——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
“O2*—M268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染色体类型，在中国人口中只占5%左右。这些曹氏家族都是仿冒的可能性，在概率上仅为千万分之三，因此在法医学上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后代。”李辉解释说，对这6个家系所做的Y染色体全谱分析显示，其突变率、发生变化的速度很稳定，约每隔140年会产生一个差异点。到今天，曹丕和曹植两家系的后代相差都在13个点，也与其生活时代基本吻合。
根据现代曹姓后人基因，课题组已成功反推出曹操家族DNA，但为了确证，研究还在继续。
2011年初，韩昇、李辉来到安徽亳州，这里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所在地。在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他们找到两颗上世纪70年代从曹氏宗族墓“元宝坑一号墓”中出土的，可以确证为曹操叔祖父(曹腾弟)、河间相曹鼎的牙齿。课题组将一颗保存较好、表面还非常坚硬的牙齿带回实验室，在牙的侧面打了个小孔，提取古DNA，经过每次间隔一个月、总共6次的反复严格测试，隐藏在这颗牙齿中的时空记忆被展开——其古DNA中Y染色体类型就是之前找到的O2*—M268。
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让复旦专家们认为，可以100%确定：曹操Y染色体即是该类型。
此前，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析确定，山东乳山市下初镇河南村曹姓居民Y染色体类型都是O2*-M268，疑似曹操后裔。而红学会会员、自称曹操后裔的曹祖义，通过对《红楼梦》以及相关史料与曹氏家谱的研究得出结论——曹雪芹的祖籍在乳山。也就是说根据DNA检验结果，以及曹祖义对史料的研究，曹雪芹很可能是曹操的后裔。随后，复旦大学对国内与曹雪芹有关的曹姓人群进行了DNA检测，现有的曹姓DNA数据支持曹雪芹祖籍“乳山说”。据介绍，当前，关于曹雪芹祖籍地还存有“丰润说”“辽阳说”等众多学说。
二、考古界的质疑
复旦大学检测的Y染色体DNA，属于核DNA。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说，虽然核DNA用第二代测序仪可以测出来，但需要后期拼接。没有高超的信息分析水平和生物信息的拼接能力，即使提取出来也无法进行拼接。
“对古代陈旧的DNA进行检测，越古老难度越大。”邓亚军说，“而且测核DNA比线粒体DNA更难。”线粒体DNA结构相对稳定，考古上很多成功例子都是通过测线粒体DNA完成的。
“检测古DNA最重要的一步是清除污染，排除微生物的侵蚀和外在留存的DNA。”邓亚军说，“头骨很薄，破坏之后不能重复，而且它降解得太厉害，有机质DNA微乎其微，目前出土的骸骨不够进行有效DNA提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认为：“从技术上来讲，目前的DNA技术对样品的要求比较严格，一般是保存较好的牙齿或肢骨，曹操墓这个男性个体仅有两枚牙齿，一枚第二前臼齿患有严重龋齿，仅余齿根，无法提取DNA，一枚第一臼齿，但磨耗很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是很难提取有效DNA的，同时该男性个体也没有保存较好的肢骨。”
作为最早鉴定西高穴大墓中疑似曹操骸骨的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说：“想要对这个骸骨进行检测，光通过国外做成的例子推测是不行的。要做也是损毁性的，无法复原。因此这一点点珍贵的骸骨，目前还不宜检测。”
王明辉还认为：“曹操的身世有曹氏说，有夏侯氏说。其本人的身份难以认定，根据族谱确定的曹操后人无从谈起。”而且他认为真正的曹操后人身份难以判断。
邓亚军也质疑说：“能保证曹操代代谱系都有男孩吗？历史上的断代、入赘、赐姓，包括有人说的曹家被灭门，都会对曹氏谱系造成较大影响，曹氏家族的Y染色体也可能受到影响。”因而靠家谱征集来的所谓后人中肯定会出现不同种类的Y染色体。
“如果出现了十几种或是几十种分型怎么办？怎么确定其中的哪种分型是曹操后代？这里忽略了很多社会伦理问题。如果参照系有问题，前后工作就没办法做了。”邓亚军说。
邓亚军强调，单靠检测后代的Y染色体，只能确定其是曹操家族，但不能确认是曹操本人的后人，还是曹操兄弟或者是叔伯的后人。认定曹操是比较难的。
王明辉说：“理论上即使所有问题解决，提取了后人确定的DNA，也提取了古DNA进行比对，结果即使很像，也只能证明存在共同的父系遗传关系。”
有鉴于此，考古学界对于DNA鉴定的权威性存在着疑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曾参与曹操高陵考古工作的贾连敏就对记者表示，“我们也很关注这则消息，用DNA鉴定曹操家族，这是一个新思路和新方法，但目前这种方法还是存在争议的。”贾连敏认为，DNA鉴定古人是新兴的考古研究方法，但目前这个方法的权威性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完全认可。他认为，DNA也会受到污染，比如现代人接触到遗骸，就有可能会使得遗骸沾染了现代人的DNA。“目前这还是一个处于发展和探讨中的研究，不能说已经定性。”贾连敏认为，DNA鉴定并不是像碳14考古方法一样受到权威认可，也没有完全在实践中得到认定。
“我们不能说DNA鉴定没有科学依据，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而且我们对这一块认知也很有限。”贾连敏认为，曹操家族通过DNA得以确定，这是一个学术成果，但并不能表明其完全就是正确的。
三 结论
无论DNA考古计划是否能够完成，但是大家都清醒地认识到，DNA已经成为考古学可以借助的重要手段。古DNA研究在过去十年“突飞猛进”地进入了基因组学时代，海量的古DNA数据及遗传信息，预示着古基因组研究有着“神奇”的能力可以解决如人类起源等诸多复杂的考古学问题。古基因组学在大家眼里信息量很丰富，但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简单化，与考古学家产生了冲突，DNA研究使考古学家与基因组学家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关系。许多考古学家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关注和对某些“研究实践”的不安，再次提醒我们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不易和深度合作的必要。
来源：《中国文化报》、中安在线、中国考古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