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联合国与女性在和平谈判中的边缘化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Andrea Schneiker,德国齐柏林大学全球治理委员会主席，此前担任锡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奈梅亨大学和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的访问学者。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跨国治理、和平与冲突研究以及政治传播。

【编译】池佳曈（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校对】缪高意、石稚瑄

【审核】朱文菡

【排版】林祉欣

【美编】方引弓

【来源】Andrea Schneiker, The UN and women’s marginalization in peace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3）, 1165-1182.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7期，总第34期

期刊简介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也是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于1992年由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学院(Chatham  House)创立，内容来源广泛，力图囊括业内专家、学术新秀对重点、热点问题的前沿思考。2019年期刊影响因子为3.705，在95个国际关系类刊物中位列第4名。

联合国与女性在和平谈判中的边缘化

The UN and women’s marginalization

in peace negotiations

Andrea Schneiker

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为了增加参与正式和平谈判的女性人数，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报告，指出女性的参与增加了和平谈判的成功概率，同时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和平协议的签订。但根据对有关政策报告的分析和对参与和平谈判的男女的采访，文章认为这些政策报告并没有帮助女性赋权，反而由于将女性置于相互冲突的期望之间导致女性在和平谈判中被边缘化。国际女性、和平与安全议程倡导者对女性在参加和平谈判时的期望限制了妇女的回旋余地，有时甚至阻碍了妇女参与谈判。

文章导读

本文在研究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性别和等级结构的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了“霸权女性气质”（hegemonic femininity）的概念。然后，作者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样本，将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应用于和平谈判研究，并展示了对政策报告和采访的分析结果，最后，文章以对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讨论作结。

01

霸权男性气质与霸权女性气质

基于性别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作者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性别与等级制是多维的。作者认为，性别是结构不平等意义上的等级制，是关系和二元“全球政治结构的秩序原则”。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具有表述性（performative）与生产性（productivity），因为其表现为一系列特征与实践：体现在个人身上，将使个人处于社会秩序中；体现在集体上，将产生政治与社会影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包括一系列定位、身份与表现，通常由历史、社会与地理条件决定，由其他身份类别形成并相交。

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学者多关注男性气质并强调霸权形式，而本文作者认为这种方法是狭隘的。霸权男性气质意味着维持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做法，这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不同。对男性而言，霸权男性气质使得他们凌驾于一部分男性与所有女性之上；对女性而言，表现出霸权男性气质并未为她们赋权，女性气质在女性群体中的地位也不及霸权男性气质在男性群体中的地位。目前霸权男性气质的框架在和平与安全研究中被使用，缺乏霸权女性气质的理论化。

作者认为，霸权女性气质可以被理解为等级结构顶部的一种身份结构，这种等级结构至少包括从属女性气质，也可能包括从属男性气质。霸权女性气质指的是一套实践和特征，赋予那些执行它的人而不是那些显示较弱形式的女性气质的人权力。霸权女性气质允许我们概念化不同女性气质之间的等级关系，并设想从属的女性气质形式，而不使用男性气质作为参考点。优秀女性气质的价值创造了一种“符合当权者利益”的标准或规范，并获得了霸权的品质。这种霸权力量通过话语、符号和实践传播。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能够定义理想女性应该如何行动，并创造一个理想女性的概念。考虑到性别和等级之间的多重关系，霸权的女性气质仍然有助于维持现有的男性主导的世界秩序，因为全球政治中的等级是有性别的，和平谈判遵循基于力量逻辑的等级中。

虽然在本文中，作者运用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来研究女性在和平谈判中的作用，但假设霸权女性气质仅仅由女性而不是由男性来实现毫无根据。

02

样本研究与方法

文章分析了12份政策报告和对参与和平谈判的男女的12次采访，作者的研究重点是代表或跟进谈判各方工作的女性。作者对政策报告进行了定性分析，寻找对女性和男性行为的假设，并确定被认为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类型。大多数受访者（9人）都是女性，她们自己也参加了和平谈判，其余3名受访者是促进和平谈判的国际组织各代表团成员，包括2位女性和1位男性。作者关注受访者如何经历和平谈判，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然后，作者对采访进行了定性分析，以确定女性在谈判中何种行为被认为是合适的，以及这些观点对女性的影响。

03

政策报告对和平谈判中理想的女性概念

作者的分析揭示了和平谈判中理想女性应该如何行事，这在政策报告中占主导地位。作者认为，理想的女性概念需要一个男性的“他者”才能得以建构。

1. 对和平与安全的不同理解（内容维度）

在分析的12份报告中，有10份称女性的战争经历不同于男性。大多数报告分析认为，在过去的谈判中是女性而非男性向谈判桌提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核心问题，如促进人权、教育、提供社会服务问题和裁军和重新融合等安全问题；大多数时候遵守联合国议程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因此，根据政策报告，是女性帮助推进关于内容的谈判。

2. 能力不同（过程维度）

一半的报告认为，与男性谈判代表相比，女性谈判代表更具备过程上有利的能力，女性能够“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温暖幽默氛围的形成”。报告以2008-2012年菲律宾和平进程谈判以及促成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北爱尔兰谈判为例，说明女性通过帮助化解和克服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促进和平谈判。

3. 与他人的不同关系（外延维度）

大多数报告认为，女性与整个社会和与不出席谈判桌的利益攸关者有不同的关系。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被同胞视为可信任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充当照顾者，更强调社会和公民责任。女性将代表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及其利益，以确保大型社会团体遵守协定中规定的条款。总而言之，代表女性团体和公民社会利益能够赋予女性更大的合法性。

文章分析的多数报告反映了一对紧张的关系：一方面认为女性并非同质化群体并拒绝本质论假设，另一方面根据男女之间的差异提出关于妇女参与和平谈判的一般性辩论。例如，其中一份报告承认虽然关于妇女是照顾者的假设源于社会建构的角色，但这些属性与观念使妇女在和平谈判进程中成为领导角色的逻辑竞争者。这种叙述反映出性别等级中理想女性优于男性，因为其对谈判的影响增加了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使其带来的和平的结果更可持续。这种叙述看似为女性赋权，但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

04

霸权女性气质及其影响

从霸权女性气质的角度看待和平谈判中女性的概念规范了和平谈判的实践，并揭示了不同女性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这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这一分析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白，这些文献批评和平与安全议程中将女性从男性中区分出来并从属于男性，但并未系统分析女性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

1. 国际层面：减少女性的回旋空间

霸权女性气质转化为国际行为体所认为的女性的适当行为。然而访谈显示，霸权女性气质让女性在谈判中没有回旋余地，因为它限制了女性应该处理的问题的范围。国际组织和支持谈判进程的国家的代表经常告诉女性，她们是推动女性参与的关键环节。基于这一假设，国际行为体寻求组织女性参与和平进程，然而女性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将女性划为同一阵营，不仅忽略了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且也忽略了性别以外的身份标志。

当女性不代表女性群体，也不声称自己是女性问题的倡导者时，政策报告就认为她们的行为越轨。只有当结构性障碍阻止女性提出女性问题时，这种异常行为才被认为是可原谅的。现有的结构可能阻止女性表现霸权女性气质，但当女性被给予机会和自由时，她们仍然被期望表现霸权女性气质。在此基础上，故意决定不为女性问题而战，从而拒绝或抵制霸权女性气质在报告中不被认可。

总的来说，如果和平谈判中的女性没有体现霸权女性气质，她们就会被国际行为体边缘化，并可能失去其支持。当女性体现出霸权女性气质时，可能被认为是比男性更合适的谈判代表。霸权女性气质将女性限定在固定的范围内，从而限制了她们影响谈判的能力。

2. 国内层面：压制与排除女性

虽然大多数政策报告认为妇女的经验、能力和与妇女团体的联系赋予了妇女参与和平谈判的必要性，但其中9份报告提到了妇女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国内和平谈判之外的原因。由于女性本身不代表武装团体，她们不太可能被男性主导的国内谈判方认为是合法参与者。因此，不仅是女性的性别，作为平民的地位也将她们排除在这些谈判之外。

将女性设想为平民与期望女性提出诸如女性权利、人类安全或积极和平等问题息息相关。国内行为体认为这些问题将破坏议事日程，从而构成边缘化女性的另一个理由。报告同样指出，女性代表和与女性团体的联系是在国际层面的优势和在国家层面的劣势。根据其中一份报告，国内的把关者往往将参与和平谈判的女性描述为“谈判桌上的新选区”。因而由于不愿分享权力，他们拒绝女性参与。

此外，虽然报告称赞女性倾听与同情的能力，但国家层面上这些特征导致了对女性领导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通过假设女性不了解这些问题、缺乏谈判技巧，防止女性进入官方的和平谈判进程。一位受访者称，男性要在和平谈判进程中有所建树，作为男性本身就已经足够，但对女性来说，只有证明你有能力成事才能够得到接受与认可。

在国内层面，霸权男性气质是评价女性行为的标准。例如，两名受访者都被一名男性同行告知，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思考”。其他受访者也解释说，作为女性，她们所接触的男性会根据男性的标准来评判她们。这些事例表明，为了使和平谈判进程中的男性接受，女性必须寻求体现男性身份。这一策略与女性、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核心主张完全相反，即女性应被视为男性技能和方法的补充，但女性的补充经验、技能和社会联系有助于达成更好的和平协定和更持久的和平。

05

结论

文章丰富了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并指出其三重附加价值：第一，揭示不同形式的女性气质之间的等级关系；第二，确定比他人优越的女性气质形式；第三，体现霸权或从属形式的女性气质对于执行者的影响。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和平谈判表明什么被认为是女性的适当行为，以及霸权女性气质是否超过霸权男性气质视具体情况而定。

尽管霸权女性气质可以被认为优于霸权男性气质，但它有助于维持男性主导的全球秩序，因为和平谈判本身是在一个有性别的等级制度中发生的。霸权女性气质将女性集中在对在国际和国家层面被认为是适当行为的对比期望之间。如果女性表现出霸权女性气质，她们将满足国际行为体的期望，并获得后者的支持，但其行动范围和变革能力将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表现霸权女性气质使得女性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因为国内行为体倾向于期望女性采用男性身份。因此，女性面临失去国际行为体的支持的风险，这些国际行为体对国家行为体的压力对确保女性能够参与和平谈判至关重要。

译者评述

研究表明，1992年到2019年之间，只有6%的重要和平协议签署者是女性，女性在全球和平谈判代表中所占比例为13%，在调停者中所占比例为6%[1]。在维和特派团和国内安全部门，女性在世界各地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代表性同样不足。和平谈判的过程能够确定一个国家的优先事项，并在冲突后的环境中建立规范和制度，因此至关重要。将女性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不仅会减少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的代表性，更使得女性没有机会作为平等的政治参与者参与国家改革进程。“女性”的群体身份并不能也不应该将女性与性别问题捆绑，种族、宗教和阶级分化可以取代对女性的性别考虑，就像对男性一样。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女性应有机会作为政治行动者参与和平谈判。

文章认为，虽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报告指出女性的参与增加了和平谈判的成功概率并导致了更具包容性的和平协议的签订，但这些政策报告并没有导致女性赋权，反而由于将女性置于国际与国内两种相互冲突的期望之间，从而导致女性在和平谈判中被边缘化。作者在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性别和等级结构的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并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样本，从而将霸权女性气质的概念应用于和平谈判，展示了对政策报告和采访的分析结果，并以对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讨论作结。文章对于霸权女性气质的研究具有创新性，但由于政策报告与受访者等研究对象样本数量较少，代表性稍显不足。

词汇整理

参考文献

[1]https://www.cfr.org/womens-participation-in-peace-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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