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
公元630年，大唐李世民贞观四年。这一年兵部尚书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大唐势力范围内的各族君长到长安请唐太宗称天可汗。青藏高原的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落。在近东穆罕默德率众返回麦加，统一了阿拉伯世界。东罗马帝国终于因为萨珊波斯的内乱暂时摆脱危机，收回了“真十字架”。在英格兰岛屿上，盎格鲁萨克逊人还在征战不休。而在遥远的东方，一个被中国人称为“倭”的海岛国家，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向新生的大唐派出使团，后来这种使团被称为“遣唐使”。
“倭国”并不是第一次向中原王朝派出使团。隋朝时，推古天皇时代他们就先后派出四个使团，前往这个与自己隔海相望的大国。倭国的使团还曾经到过仁寿宫，这个著名的宫殿就是仁寿宫变事件的发生地。
不能不说日本人的确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遣唐使相比朝贡中原王朝的其他番邦使团来说，它不仅仅是外交性质的使团，更重要的是日本古代官方性质的，大规模的学习中原文化的措施。
早在隋朝时日本就派遣众多沙门僧人远赴中国学习佛法，虽然“遣隋使”不是学习国家制度，而是佛教，但留学让他们睁开了眼睛，随着从隋朝回归的人越来越多，这才使得日本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构想开始真正的具体化，所以“遣隋使”更像是遣唐使酝酿期和准备期。
“遣唐使”前后共计两百年左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630年到669年，共计七次派遣。630年倭国第一次派遣的遣唐使团差点闹出外交危机来。新州刺史高表仁奉命陪送日本遣唐使回国并出使日本，要求舒明天皇面北跪拜接大唐皇帝旨意，遭到拒绝。史书记载“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李世民对高表仁出使倭国的结果很是不满，据说连降高表仁两级以示惩戒。后来舒明天皇再未派遣使团到大唐，一直到653年孝德天皇才派遣了第二批遣唐使，这位孝德天皇就是实施“大化改新”的那位。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唐朝与日本都欲支配朝鲜半岛，双方严重对立。659年第四批遣唐使抵达时，唐朝正在筹备征伐百济，唐朝政府将遣唐使禁足于长安，直到战争结束两年后都不准他们回国。
660年唐朝派苏方定出兵朝鲜攻灭百济，663年的白江口战役，唐朝与新罗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联军，日本退出朝鲜。其后的第五和第六次遣唐使可能都是为了处理战后问题，其中第六次遣唐使就没到达唐朝本土。
669年唐朝灭亡高句丽以后，日本派遣第七次遣唐使恭贺唐朝平定高句丽，此后的三十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
总体来说，第一阶段的遣唐使团规模很小，最多两只船，人数也少得多。
第二阶段是702年到777年，这一时期是遣唐使的频繁期。遣唐使团的规模大了很多，四五百人是常态，一般有四到无艘船。690年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与日本约定，每二十年朝贡一次。另外，武则天把“倭”改为“日本”。
倭这个字，有人说最初没有贬义，但这种观点显然说不通。中国自古的华夷之分本身就带有歧视性色彩，夷、狄、蛮这些字本身都包含贬义。说文解字中，倭字指顺、隨、从的意思，有顺儿，随同，从人之意，这种高人一等的视角怎么能说没有贬义呢？
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辩”，认为“诸夏”、“九夷百蛮”都是炎黄之后，但“诸夏”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而夷狄无也”所以华夏居天下之中，谓之中国，“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而倭人就属于九夷之一。
日本人对“倭”这一称呼是厌恶的——至少在后世是如此——丰岛静英的《“倭”的由来》中认为：“倭”本是对华南地区的百越人的蔑称。很可能是702年的大宝遣唐使奏请武则天，请求改名。
“日本”一词的涵义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日出处，日本将自己视为太阳升起之处的看法也早已有之。607年第二批遣隋使向隋炀帝递交的国书有如下文字：“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引得隋炀帝大怒。自古以来中国皇帝自视为受命于天的唯一人选，只有中国皇帝才能自称天子，东部蛮夷竟然以天子自居，这是严重的僭越之举。不过，就这个“天子”之称也还是日本人改过的。《隋书》中记载，第一批遣隋使向隋文帝介绍倭国风俗时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隋文帝不满“此太无义理”。估计日本人也没想到，他们人自降身份——从天的弟弟降为天的儿子——还是不行。
有一点可以确定，最初日本人是以平等心态出使隋唐的，只是在明白中国天子的心态，以及与中国争夺朝鲜失败后，日本明确了对唐朝的进贡姿态，这也就是遣唐使奏请更改国名的原因。
但是日本人的实际做法是一种双重标准，日本的《大宝律令》把天皇与皇帝和天子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就是例子，在律令中天皇朝廷是天下之中，唐朝和新罗等外国都是番邦，只是把强大的唐朝视为番邦总是有些不妥，所以奈良时代把唐朝视为邻国，把新罗视为番邦。与此相对的是新罗、渤海等国的律令明确遵守规则，他们的君主是“王”，是中国皇帝的臣子。日本之所以能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远在唐朝视线之外罢了。另外遣唐使的人员，从头至尾没有一个日本皇族，于是也就不存在日本皇族向中国皇帝跪拜称臣的难处。
第三阶段是779年到894年。这属于遣唐使的末期，一共只有两次，894年任命的第十九次（有说是第二十次）遣唐使菅原道真奏请中止派遣遣唐使，于是这一次遣唐未能成行，之后也再没有别的遣唐使团。
遣唐使团的人员构成大致分使节、船员、随行人员和留学生四大类，其中船员大约能占到一半左右，但这个分类也仅仅是个大概，例如仅随行人员就包括主神、卜部、医师、阴阳师、画师、射手、音声长、音声生和翻译人员等等。但是由于遣唐使兼具朝贡和留学两大功能，所以使团的主体还是使节和留学生。
遣唐使的留学生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技术学徒，一类是留学生。留学生又大致分两类，短期留学生和长期留学生，这其中又可以分为学习汉学的留学生和以僧人身份来朝的学问僧。
技术学徒根据所学技艺来分类，有学习制造玻璃和釉药的玉生（日本把玻璃和釉药称为玉，有釉面的瓦所以被称为玉瓦）学习锻金技术的锻生、学习铸造技术的铸生、学习木竹工技术的细工生、学习歌舞的舞生、学习药材和香料知识的药生等等。以僧人身份入唐的空海和尚（空海大师是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其书法造诣极高，电影《妖猫传》的主角之一）最初就可能是药生的身份。
短期留学生一般是需要完成规定专业领域的学业即可，分为还学僧和请益生。例如修习儒家经典的明经请益生，修习律令学的明法请益生，修习阴阳之学的阴阳请益生。短期留学僧人比较有名的有将天台宗正式传入日本的最澄，空海和尚本来已经获得学问僧的资格，但是在习得密教真传后就早早返回了日本。
长期留学生最著名的应当是阿倍仲麻吕，汉文名晁衡。阿倍仲麻吕19岁到大唐，深受玄宗器重，是罕见的在大唐朝廷为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后奏请玄宗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受阻，所乘船只漂流到越南，历经艰苦才回到长安，最终再未能回归故里。另一个著名的长期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唐朝生活十六年，752年回国。吉备真备把在唐朝领到的津贴全部换成汉籍——涵盖儒学涉及的礼、乐、射、御、书、数等所有基础书籍——带回了日本，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日本长期留学生。
留学僧人。可以分为短期的还学僧和长期的学问僧，而且佛教也一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遣唐使时代日本摄取的唐朝文化极其系统，但是日本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股脑吸收。有日本学者认为遣唐使时期，由于地理上的距离，技术手段尚不完善，民间交流稀少，政府主导的交流是主角，所以这就造成少数入唐日本人左右了文化动向，使文化的选择性融合成为可能。
迎接遣唐使的唐朝官员中有不少是宦官。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惊讶于负责接待的宦官的童音，形容说“黄门女声”。由此可见，虽然遣唐使肯定是知道宦官的，但日本朝野却不甚熟悉，也没有引入宦官制度，而是让女官出任。
日本和其他中华文化圈国家一样，也将汉字当作正统文字，但日本很早就创制了自己的表音文字——假名，相比之下越南喃字创制于十三至十四世纪，朝鲜谚文创制于十五世纪。
日本的佛教也是一个例子。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总体上来说是经过官方性质的筛选后，才进行传播的，所以日本从来没有出现过僧尼教众与世俗权威的严重对立，本质上是因为佛教从引进之初就是被“驯化”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道教。唐代中国道教昌盛，但是日本从未认认真真引入过道教思想。玄宗曾经不满于遣唐使只热心佛教不崇尚道教，命令他们留下能成为道士的留学生。第十次遣唐使在归国途中遭遇海难，副使中臣名代死里逃生，但却没有船回国，长期滞留。中臣名代耍了个滑头，请玄宗赐自己《老子》和道教祖师天尊神像，作出广布道教的姿态，玄宗果然命中臣名代回国，但回国后中臣名代完全没有宣传过道教。
唐代中国对日本也并非没有防范，早在贞观年间，唐朝就规定嫁给外国人为妾的女性不得出国。来朝的遣唐使成员既不能自由行动，也只有少数人可以进京，每一批遣唐使就赴京人数都少不了与唐朝官员讨价还价。遣唐使以及留学人员，一旦踏上大唐领土，就不能私自回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僧侣学习超过九年必须贯入俗籍。唐朝也会进行适当的资讯封锁，例如短期学习的还学僧一般都是带着问题入唐，寻求宗教界的解答，唐朝僧侣在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看起来似乎事先得征得官方同意。
唐朝廷从政策上对“番夷”来朝学习又持一种支持的态度，例如学习汉学的留学生和长期学习的学问僧都有很高的津贴，甚至与遣唐副使相当。唐朝政府也会给长期留学人员发放额外的生活费，一般是以绢的形式发放，同时还有一年四季衣服的费用。在唐代绢——生丝——本来就相当于流通货币。
大规模的唐文化和制度的学习，对日本文化和政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在经过近两百年的大规模学习后，日本国内的需要日趋饱和，遣唐使后期滞留唐朝的长期留学生已经日趋减少。日本与唐王朝距离遥远，来往不便，风险极高，总体上能够安全返回日本的人员只有总数的六成左右。而且去往唐王朝是一笔极大的开销，一次遣唐得筹备两到三年，遣唐使团本身对日本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张宝高等非国家力量建立了庞大的私人贸易网络，后来唐朝民间商人的加入使这种民间的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大，所以日本人不通过外交渠道也能够获得东亚大陆的货物。最后八世纪末以后经过战乱和地方军阀割据形成，唐王朝势力衰落，影响力直线下降。这些原因零零总总加起来，就终结了遣唐使的历史。不过，日本人也并不是从此再没有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例如明朝时日本外交使节往来中国也还是相当频繁。
我们总说日本的服饰用具很多都是学习唐朝演变而来，对此颇为自豪，但反过来说，今天研究唐朝文化却离不开日本，就好像印度研究它本身的历史离不开中国一样。例如日本东大寺正仓院也许是全世界收藏唐朝物品最多质量最高的地方，而且相比于中国本土大多唐朝文物为墓葬出土来说，正仓院这些很多来自于唐朝皇帝直接赏赐的物品，是一直传世保存下来的，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风貌。例如唐琵琶、阮咸、唐横刀等物品就只有正仓院才有。今天能够看到的唐朝最准确、没有走样的文物往往也就是正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