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东盐民打称放

中华民国13年,也就是公元1924年7月23日五更头,从庵东盐场东二区的一座座低矮的草舍内走出一个个头戴破草帽，腰缠聊“撩绞”赤脚裸胸的盐民。由于终年在露天劳作，烈日和海风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面孔是黑的，胳膊是黑的，大腿是黑的，因为盐民的两条大腿黑里透红，红中带黑像两根紫檀红木，所以盐民又被有钱人鄙称为“红脚梗”。这些红脚梗眼中冒着怒火，迅速汇集到一块高高的盐坨基上。其中几位盐民左手提锣右手执槌,随着手臂的挥动，当…当…当…一阵急促的锣声,刹那间就划破了死寂的盐场。第一阵锣声响过之后,整个庵东盐场的从东到西都响起了当当当的锣声。这锣声就像春天的惊雷,这锣声就像冲锋的号令,唤醒了睡梦中的盐民,点燃了盐民心中反抗的怒火。上午七八点钟,东二区的盐民脱下褶裙作大旗,肩背晒牌,手执铧锹、铁扎,在几个“出头烂”的带领下，,率先冲到了庵东盐场公署门口,整个盐场的万余盐民也紧随其后,把庵东盐场公署围得水泄不通。那么当时的盐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盐场的盐民为什么要起来“造反”,此事说来话长,却听在下细细道来。

当时的庵东盐场在余姚县境内,称为余姚盐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为庵东盐场,本文中为统一称谓,后面一概称为庵东盐场。当时的庵东盐场地域包括现杭州湾新区七塘至八塘,慈溪市境内六塘至七塘的区域。它东起东三的新闸,西至西三的泥墩潭,南界澄清塘（六塘），一直北延到杭州湾海边。横长纵狭,它的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折扇,东西长四十余千米,南北宽狭不等，约在三至六千米之间。庵东盐场所产之盐品质优良,历来以色白,粒细,味鲜著称。庵东盐场所产之食盐主要销往省内及周边的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邻近省市。到事情发生的民国13年，,庵东盐场已有10万盐民,10万亩盐田，60万块晒盐的盐板,年产食盐在60万担左右。

余姚县产盐的历史究竟从何时开始,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旧时余姚县境内设有两个主管盐务的盐场公署,一曰石堰场,二曰鸣鹤场,此两场场址均在大沽塘以南。据嘉靖《余姚县志》记载:“前代筑堤御海,所从来久,文字残缺,莫可考。功之可见者,宋庆历七年，县令谢景初自云柯达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说明在修筑成大沽塘之前,先民已经在逐步修筑海塘,塘内塘外已是煮盐之地。宋庆历七年即公元1047年，由此推断,余姚县境内产盐历史,当在千年以上。

大沽塘筑成以后,阻断了海水的倒灌,促使塘南盐田逐渐淡化。塘南的盐田淡化后,被人民开垦成种植稻谷棉花的良田，塘北的海涂又被人民改造成盐田，从而形成了塘南种植,塘北煮盐的生产格局。沧海桑田,岁月悠悠,随着海涂的淤涨和海塘的一条条北推，,海涂变成了盐田,盐田又开垦成农田。到清末民初,余姚盐场的中心已北推至以庵东为中心的六塘以北。民国两年,作为盐务管理机构的余姚盐场公署,也从石堰移至庵东。

盐民在唐时称为亭户,宋时统称为盐户或灶户,一般都有官府佥派罪犯和民户充任。据绍兴府志所载:“宋紹定元年,(1228年)侍御李知孝以上虞、余姚海涂创立盐灶,给滩荡授煮器予亭户。”亭户所产的的食盐,由官府作为专卖品征收,并根据亭户所产食盐的数量,付给亭户一定报酬，史称“官给工本”。当时的制盐采用沥卤煮盐法,老一辈盐民把这种制盐法俗称为“晒灰卤”。这种制盐的工艺原始落后,工具简陋,主要是煮盐的铁锅和沥卤的竹箩。灶户先在海边的苇荡中割取大量的芦苇和茅草，晒干后垒成柴蓬，贮存起来作为煮盐的燃料。  煮盐的第一道工艺摊灰，灶户把煮盐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草木灰收集起来，在晴天时均摊在海边的盐田上。盐田就是海边经过平整的盐碱地,因这些盐碱地富含盐分,不但寸草不生,而且太阳一晒表层就会起一层白色的盐花,所以盐民称为白地或白地场。干燥的草灰迅速吸收白地上的海水变潮,变潮后的草灰随之被烈日晒干,通过反复的循环,草灰中就留下了大量的盐分。煮盐的第二道工序叫沥卤,沥卤的主要工具是一只只用竹丝编成的竹箩，俗称灰箩。灶户把白地上的草灰集聚后，装入一只只灰箩中，然后用脚踏实,挑到沥卤的场所内。淋卤的场所四角直竖坚木四根，直木之上又架横木四根，横木上纵架粗竹十六支，谓之子桁，悬绳四十根，下各系以钩。灶户在灰箩四周涂抹上用来堵塞缝隙防止渗漏的黄油泥后，将灰箩挂在钩子上。最后在灰箩内加入海水。海水渗透草灰，从箩底沥到地面，流入卤池或卤缸中。制盐的第三道工艺是煎熬。煎煮食盐的场所称灶舍，每灶舍内设深锅一口，平釜两口，先以卤汁倾注深锅中，煎熬渐浓时再用杓掬舀倾平釜中煎熬成结晶体。煎熬时收取食盐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卤水完全烧干；另一种是随时捞取食盐，同时再加新卤水，再煎再捞，连续出盐。 沥卤煮盐的生产环境极其恶劣,盐户须终日和高温烈火打交道,所以民间有“白首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的民谣。由于煮盐时烟熏火燎,明眸青年,一入灶舍,常被熏得泪水满面,久而久之,视力逐渐丧失,双目失明者比比皆是，所以又有民谣云:“十五进灶舍,双泪脸上挂,二十不辨牛和马,三十不识爹和妈。”因为灶户的社会地位十分低贱,加上恶劣的生产环境和微薄的经济收入,所以迫使灶户纷纷逃亡,导致盐业产量不断下降。

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为了整顿盐业提高食盐产量,“总理盐政之鄢懋卿来姚履勘-----勒派张姓人为张丁,李姓人为李丁,认办盐斤。”取消官给工本旧制,实行变盐斤收入归灶户的新方法。因为沥卤煮盐要有盐灶、灰地和产芦苇的荡地,为了明确经营权,防止纠纷,鄢懋卿又把潮塘后面的滩涂按段分授给每个灶户，令灶户在自己的地段上刮泥、运溜、配煎，制成食盐后由朝廷统一收购。按照明初拨塘成规，“柳条分丁、续有添涨、子母相传、永为刮泥蒸卤之地”。柳条册就是户口册，也叫丁册，当时规定16到60岁的男人为丁。“柳条分丁”就是根据男丁的数量分配滩涂作为盐地，先以十户左右作为一个制盐单位“甲”，把滩涂分配到甲，然后每个甲再以丁口多寡把盐田落实到户。因为海涂朝坍暮涨不能确定海边的边界，所以分配时，只定东西横阔之数不定南北长直之数。滩涂分配以后，甲与甲之间掘出了一条条大沟，户与户之间掘出了一条条小沟，这些沟渠既明确了甲与甲户与户丁地的界限，亦用来引潮增咸和下雨排淡。柳条分丁，滩涂被分割成无数个东西狭南北长的直格，故又称直甲（格）分丁。民间把鄢懋卿推行的盐政新法归结为“直甲分丁，子母传沙”。“丁”指的是丁地，也就是分配给灶户位于海塘后近海的陆地。“沙”指的是沙地，因为这些陆地是由上游钱塘江和曹娥江的泥沙沉积形成的，里面含有大量细沙。“子母传沙”则明确了新涨沙地（滩涂）的经营权归属，把每个灶户第一次分到的盐田称为母沙地，海边新涨的滩涂称为子沙地，两者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孩子，赋予灶户享有经营新增沙地（滩涂）的特权。

为何要有这样的约定呢？因为当时的海岸线不像今天这样稳固，潮水倒灌，海涂坍塌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谁也不知道明天是祸是福。“子母传沙”的约定主要是解决灶户之间盐田面积增减的矛盾，如果张丁所对的海涂於涨，则张家的丁地面积增加；如果李丁所对的海涂坍塌，则李家的丁地面积减少。这样的约定，对官府来说是为了一劳永逸坐收盐斤，省去了许多麻烦；对老百姓来说，也只好“赌天门死”碰自己的运道。

常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对于当时的盐丁来说，谁也没有意识到子母传沙的重要意义，想不到这个约定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好运。史料记载，清雍正二年（1724年）修筑三塘，清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修筑五塘，在这近百年间，由于钱塘江主槽北移，杭州湾南岸加速於涨，海岸线北移了七八里光景。随着海涂的於涨，丁地就像一条射线，以母沙地为原点不断地向北延伸。灶户通过“子母传沙”的经营特权，获得了大量的滩涂资源。他们把塘内的母沙地开垦成农田，把塘外的子沙地改建成盐田，沧海桑田，往复循环，灶户逐渐从弱势群体演变成了强势群体。灶户的社会地位提升以后，运用手中的资金、土地、制盐许可证等资源，雇佣绍兴一带失地的农民和渔民为自己制盐，这些制盐工人被称为灶丁，灶户类似于今天开小工厂的老板，灶丁类似于今天的打工者，但不同的是，今天的老板和打工者的劳资关系比较和谐，而过去的灶户和灶丁的劳资关系相当紧张，劳动环境更是相当恶劣。

清咸丰二年,(1852年)余姚盐场从铁锅煮盐法改为木板晒盐法。据六仓志记载:木板晒盐法“成本轻于烧盐远甚,盐之洁白亦胜于烧盐。”采用木板晒盐法后,制成食盐的场所，从原先的灶舍,分散到白地的盐板基上，一家一户都可以在白地上独立从事晒盐了。灶户就像地主一样,把自己所拥有的白地(丁地)盐板出租给灶丁独立经营,通过收租金来剥削灶丁,这样的租金叫丁租。这样,灶户演变成封建丁堂势力,史料上称为“丁堂里人”，灶丁演变为盐民。他们之间从劳资关系转化为类似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

鄢懋卿的直甲分丁虽然已经距今500多年了，除了史料上留下的文字记载外，还留下了很多可以考查的遗迹。比如原先盐场境内的很多地名，都和直甲分丁有关，例如长河镇境内的三十弓、茅甲、陆丁路、廿九丁江等地名，都出自于直甲分丁的历史。当时的丈量土地的工具叫做“弓”，弓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大圆规，丈量时把弓转动180度就是一弓，一“弓”的长度等于五市尺，约等于1.67米。三十弓村东边有一畈盐田开垦成的土地，东西的宽度正好为三十弓，村以地畈而得名。茅甲自然村所处的地畈，为旧时天元镇茅氏第三房丁地，因为茅氏丁口较多，独立成甲，故称茅家甲，后简称为茅甲。除了三十弓和茅甲，长河镇境内还有不少和直甲分丁有关的地名，如大牌头村境内的陆丁路，云海村境内的廿九丁江等，前者以丁主姓氏而得名，后者以丁口数量而得名。

直甲分丁不但给早先盐场境内留下了很多有关的地名，还产生了很多独特的方言，例如煮舍地、子沙底里、沙头等。初到长河、庵东镇的外地朋友，常常不明就里，觉得这些方言古怪费解，不明就里，但如果有兴趣联系直甲分丁的历史，通过细细品味后，肯定会改变原来的想法，或许反而会产生敬佩之情。因为煮盐的灶舍都设在海边，所以用“煮舍地”称近海的地方。因为“子沙”是新於涨的海涂，“子沙底里”就是最近海的陆地了。而潮起潮落的杭州湾滩涂，既是带来泥沙的源头，又是形成沙地的基础，老祖宗借代杭州湾和三北滩涂形成的渊源，把杭州湾滩涂称为“沙头”，真是充满了智慧。

清咸丰二年,(1852年)余姚盐场从铁锅煮盐法改为木板晒盐法。木板晒盐法的第一步是增加白地的盐分。盐民先用水车车海水浇灌白地，增加白地的咸度，白地通过太阳的暴晒后水分大量蒸发，地面就会出现一层白白的盐花。木板晒盐法的第二步叫“刮泥”。刮泥的工具叫拖刀，是一种长约80厘米,宽约15厘米的铁制刀具。拖刀装在拖刀床的一端,拖刀床用四根木料制成,形状像黄包车的车把。拖泥时，盐民站在拖刀床中间,两手握住车把往后倒退，拖刀就把表层咸泥削了起来。削起的咸泥用耖耙耖成细块，通过烈日暴晒后变干，就成了淋卤的原料“泥”。最后“泥”被一种叫“栈牵”的专用工具堆成一条条条形的小泥塘。有了“泥”,就可以沥卤了,盐民把这个过程称为“整漏”。沥卤的主要设施是漏碗,漏碗有大有小，一般一个漏碗可以容纳20担左右的“泥”。漏碗筑在高于地面约一米左右的漏碗基上，是一个碗状的浅坑。漏碗的底和边都用油泥抹光防止卤水渗漏,底部横放有一根一端斜切的空心竹管，斜切的一端安放在漏碗底部，另一端连接盛放卤水的瓦缸上。因为装卤水的瓦缸必须深埋在地底下，上面有一个防止泥土和雨水进入卤缸的木制圆筒，盐民称它为缸井筒。“整漏”时,先把一束稻草拧成扇形，扇柄一端塞进底部的竹管口，扇面一端呈放射状留在竹管口外，接着在漏碗的底部铺上一层稻草。稻草铺好后，盐民用土埭把“泥”挑进漏碗中，先用脚踏实，再用石制的“漏搭”夯实，最后在上面加上“漏水”(海水),一张漏就整好了。“漏水”先渗进泥中溶解盐分,然后顺着稻草和竹管一滴一滴进入瓦缸,就成了晒盐的卤水。盐民把卤水挑到盐板基上,贮存在一只一只的卤缸中,晴天时就可以晒盐了。晒盐的设施叫盐板，是一种四周带框的，门板大小的木板。盐板夜里摞成一幢,白天晒盐时扛开来放在木桩上一排排铺开,然后往里面倒入卤水。在烈日的暴晒下,卤水中的水分迅速蒸发，随着浓度的提高，就产生了洁白的结晶物—食盐。据六仓志记载:木板晒盐法“成本轻于烧盐远甚,盐之洁白亦胜于烧盐。”采用木板晒盐法后,一家一户只要在白地上修筑起几个漏碗，垫起一块放置盐板的坨基，添置百来块晒板，就可以独立从事晒盐了。制盐的场所从原先的灶舍,分散到广阔的海边盐田上，灶户已经无法利用集中煮盐的场所控制灶丁，就像地主一样,把自己所拥有的白地(丁地)盐板出租给灶丁独立经营,通过收租金来剥削灶丁。从鄢懋卿在潮塘后面直甲分丁到清朝末年，通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原来分丁地时的一个个姓氏的灶户，此时已经成了一个个很大的家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用来维护家族的经济利益，史料上称为丁堂里人。灶丁也演变为盐民。两者之间从劳资关系转化为类似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但是随着盐田的变淡,丁堂里人就把出租的盐田收回，然后把淡化的盐田开垦成农田。盐民为了谋生,只好迁移到塘后的海涂上重新开白地筑漏碗制卤晒盐，可是等盐民在海涂上开好盐田筑成漏碗后,丁堂里人说这些海涂是他们的丁地,就空手套白狼来收租。因为这时的制盐成本,卤缸盐板等工具全部是盐民自己投入的,所以这时的租金和原有的租金有原则上的区别,叫做小丁租。小丁租根据漏碗的数量收取。一般来言,当时要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需晒100块左右的盐板,开20亩左右的盐田,筑十个漏碗。每个漏碗年租金为4到8元大洋。一户人家10个漏碗,每年的租金须缴40到80个大洋。一块盐板一年产盐量是300到400斤之间,每斤盐的收购价是八厘,遭此计算,一块盐板一年的毛收入是两元四角左右,100块盐板是240元左右,盐民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收入都归丁堂里人所有了。更加可恶的是,盐民辛辛苦苦开出了盐田,待到可以围塘造田了,丁堂里人又要把盐民赶走,为此盐民和封建丁堂势力进行了无数次的流血斗争,但这些斗争都以盐民的失败而告终。直到民国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称放局和盐场公署为了更多的收取盐税,才支持盐民取消了小丁租。

盐民晒出了盐后是怎样销售的呢?1880年前,余姚盐场销售食盐采用的是票商制,即外地的行商来盐场落地收购,收购后向盐场公署纳税。盐场公署开给行商票引(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发票)后运销外地。其中也有少数盐民直接向盐场公署纳税,领取票引后自行运往外地销售的。自1880年起,清政府为了更多的剥削盐民,取消票商制,改为定板定额包税的专商制。专商们先确定引地(就是食盐的销售地)，然后来盐场确认一定数量的盐板,根据盐板的数量向盐场公署定额缴税。这样一来,专商们实际就垄断了一个地区的食盐收购权和销售权。因为收购食盐后要集中贮存在仓廒里,所以盐民把他们叫做廒商。最先来余姚盐场设廒收盐的商人是浙江南浔人张静江,因为该廒的销售属地有苏州、常州、镇江、太仓和松江五个地方,所以叫五属公廒。全盐场共设有这样廒商10个,共认领盐板60万块左右。10个廒商在上海设立总办事处,廒商中最有话语权的是五属公廒的经理张静江,因为他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蒋介石发迹时经济上的后台老板。

廒商们在认领盐板后,根据认领盐板的数量,从场公署领取盐板执照发给盐民。具有盐板执照的盐板叫做官板,没有执照的称为私板。每块官板收盐的定额为300斤,称为官盐。官盐的收购价每担(100市斤)在5角至8角之间。但是遇到好年成,每块盐板可以晒盐400余斤,这定额外的100余斤叫余盐,余盐也必须归廒商收购,价格以5折计算。

廒商和盐场公署以7到8千块盐板划定为一个收盐区域,指定一位专人负责收购，因为食盐收购后要堆成一个蓬,所以负责收购食盐的人叫蓬长。蓬长必须向场公署缴纳2到3千银洋的保证金,因为一般的盐民缺少经济实力,所以蓬长都由当地有钱有势的封建把头充任。当时全盐场共设有七十二个蓬长,根据每蓬所属盐板数量的多少,分为大蓬长和小蓬长。最大的蓬长所属盐板有3万多块,最小的蓬长所属盐板在3千块左右。当时全盐场蓬长的职位大都被大姓所垄断,主要代表人物有大云乡的高锦泰,冯金标，崇寿乡的袁功亭和张万卿。他们都占有大量的财产，如高锦泰就拥有2万多块盐板，几千亩棉地，还有几只用来海上运输的潭船，因为这帮人有钱有势,盘剥盐民手段恶劣,被盐民称为海地老虎。蓬长本来是受廒商委托,通过代理收盐,付款等事宜,赚取正常手续费的人，但是由于垄断了食盐的收购代理权,就有了盘剥盐民的特权,所以只要一当上蓬长,就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暴发户。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为了达成复辟称帝的美梦,以海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举借外债。在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中,规定中国须聘请洋人协助管理盐税,从此盐税被洋人牢牢控制。他们在北京设立中央稽核总所,由洋人任会办。在省设立稽核分所,其主管虽然是洋人和华人并用,但实权皆操控在洋人手中。民国五年,余姚称放总局在庵东设立,总局下设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等六个场务所,负责区域内的食盐称放（收购和销售），所以场务所也称称放局。每个场务所除了设主任外,还有监称,司称等多名职员。当蓬长收盐时,由场务所派司称人员到现场负责称盐,还要派监称人员到现场监督称盐和记账有没有作弊。如果称放局人员不到场,蓬长也无权收盐,否则作私盐论处。称放局从此总揽庵东盐场的收盐和放盐的大权,把盐税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时的盐场还设有一个盐场公署，场公署隶属两浙盐运使管理,公署内设有知事(场长)和科员多人。场公署负责规定食盐收购价格,监督廒商收额盐,向廒商发放食盐出运的运单等。蓬长向盐民收盐时,由称放局作为收税方负责称盐，收盐完毕后,称放局在盐蓬(盐堆)上打上印记封存,然后将收盐的账单上报给廒商。廒商则根据收盐的总量将盐款上缴给场公署,再通过蓬长将盐款付给盐民。廒商上缴盐款后,还得将税款上缴给称放局后,才能获得食盐出运的单据。这样的程序看起来十分公正严密,可是盐民是怎样遭受压迫和剥削,蓬长和其他人又是这样成为爆发户的呢？那时候称盐用的是木杆秤,一担100斤的盐,称盐的师爷称坨一捺,100斤就变成了90斤;去皮的时候,两只七八斤重的盐箩,又扣掉了15斤,真是三管堂的潮水两头抜,一担盐记到盐民名下就成了80挂零。大家都知道,晒盐的旺季在夏天和秋天,但大六月里虽然热头火猛晒出的盐多,可也是雷阵雨多发的季节，这时候一到收盐的日子,盐民就在五更头爬起,有牛车的用车装,没有牛车的用肩挑,把几千斤盐运到收盐的盐仓前。等到日头三丈高,蓬长和称盐的师爷才懒洋洋地开秤收盐，等到日头一直,蓬长和师爷就收称吃中饭了。等到蓬长和师爷喝完老酒吃好饭困好晏觉吃好乌烟,已经是下午二点以后。这时候西北角阵头云矗起,雷声隆隆,盐民眼看自家几十担盐放在露天地下,挑挑挑不及藏藏无地方,个个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于是张三抢称钩,李四夺秤杆,谁都想把盐早点卖出去。这时候,蓬长和称盐的师爷就闭着眼睛乱话,一担100斤的盐,脚一踢就成了70斤;一车1000斤的盐,棒头一笃就成了700斤。所以蓬长收10万斤的盐,实际就会多出2到3万斤,这多出来的盐当然不会白白送给廒商,他们就在账目上做手脚,在张三李四的中间插上“王五”的名字,把多出来的盐记在“王五”名下。蓬长和称放局就这样“割脚穿笼裤”,通过“生蛋上插账”的卑鄙伎俩,凶残地吸盐民的血汗。

蓬长除了在收盐时通过生蛋上插账对盐民进行豪夺外,还通过商业和高利贷对盐民进行盘剥，凡是当蓬长的人家,家里都兼买酒米，比如高锦泰在庵东开了大丰杂货店,在高兴街开了米店;袁功亭在相公殿开了恒大杂货店和恒裕酒米店;张万卿在相公殿东街开了张大润酒米店和汇纶泰杂货店。蓬长们在廒商处领回盐钱后,常常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时间，贫困的盐民为生计所迫,只好向蓬长赊买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蓬长就以高价把物品赊给盐民,等到付盐钱时,蓬长就来个七月七里扣出。蓬长个个都放高利贷,最高的利息要算“生盐钱”,就是用第二年的盐款做抵押向蓬长借的款，过年时借的款,在第二年付第一期和第二期盐款时就要还清本息,盐民实际借用时间只有四五个月,但利息要按照一年计算，如果到期还不清,还得利上滚利。很多有产业的盐民,在蓬长的商业和高利贷的双重盘剥下,没有几年功夫,就把自己的盐板白地抵押给了蓬长。

民国13年夏天（一九二四年）,庵东盐场的称放局贴出了一张布告,上面写道:“近因不法之徒,寅夜偷运食盐谋取暴利,为保护政府税收计,杜绝食盐走私，各板户须将当天所产之食盐,在当日酉时之前缴入公仓,如有违反规定,存放食盐过夜者,一经查实,所存食盐悉数充公,再处一至数倍之罚款。”称放局规定盐民把当天晒的盐卖入公仓,不得在家过夜,违者罚办。这条苛政一出,真是搅得盐民人人自危,终日不得安宁。为何说设立公仓每日缴盐是苛政呢?当时存放食盐的有公仓和私仓,公仓又叫大盐仓,是盐场公署设立的仓库,用来存放收购后的食盐。私仓又叫小盐仓,是盐民用稻草和毛竹为原材料搭成的火筒舍,盐民用来存放每天晒制的食盐。公仓每个蓬下只有一两座,而私仓每个板户都有一座。虽然公仓一般都设在每个蓬的中心点,可是私仓星星点点,散布在每块白地的盐板基上，也有的盐民搭不起小盐仓,只好直接把盐存放在家中。私仓和公仓的距离有近有远，如果把公仓设为圆心,私仓则处在半径的各个点上,近的有一两百米,远的少说也有四五里地面。现在要每天把盐送入公仓的话,不算排队称盐等候的时间,单单挑盐花去的功夫,少说也要一两个小时。这可苦煞了盐民,他们只好放下整漏挑泥的要紧生活,提前把盐收起,再急匆匆挑着盐向公仓奔去。

庵东盐场东二区,即现在的杭州湾新区富北村。这里的村落大都是绍兴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沿海的渔民,在清朝道光至咸丰年间,迁移到六塘后边的海涂上定居繁衍而成的。他们祖祖辈辈都受尽了官府、封建丁堂势力和蓬长的压迫，心灵中早已充满了仇恨的怒火。在繁重的盐业劳动中,这一带的盐民不但练就了一付好身板,还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有一批敢于做出头椽子为贫苦盐民打抱不平青壮年盐民。

那年的六月十九日早晨,雄鸡刚刚啼过三遍,三星还没有落地,盐民们就起了床，女的淘米煮饭，男的出门挑水盘卤。盐民们必须在早饭前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挑漏水，因为昨天整好的五六个漏碗，通过一夜的淋卤，漏水快要干了，他必须从漏水汪中挑来海水，给每个漏碗添加上漏水。第二件事是盘卤缸，就是从缸井筒里吊出昨夜淋出的卤水,挑到盐板基上倒入卤缸中。盐民用的卤桶担每担能盛放十吊卤，每吊卤重20斤，漏水和卤水的重量每担都在200斤以上，所以每天早上，每个盐民至少要跳上十几担水和卤。

盐民们在完成上述作业后，才能回家吃早饭。贫苦盐民大都以大麦、六谷和番茹干为主食，盐业淡季时，就把大麦和六谷磨成粉，杂以青菜煮成菜糊涂充饥；盐业旺季，由于劳动强度实在太大，迫不得已才吃干饭，大多数还是麦碎饭或者六谷麦碎饭，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如果能在麦碎饭中掺和一点大米的话，就是上等主食了。盐民的下饭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都以腌白菜、笕菜梗和霉干菜为主，烧煮的方法更是十分快捷，烧饭时在饭锅上放置一个竹制的羹架，在上面放置几只斗缸，斗缸里面装满霉干菜，腌白菜和笕菜梗和水，蒸熟后成了干菜汤，腌白菜汤，饭煮好了，菜也就熟了。如果霉干菜和腌白菜里不加水浇上一点棉籽油或者菜籽油，就成了上等的佳肴了。因为盐民劳动强度特别大，吃的饭菜缺少油气，所以他们吃饭时都用大海碗，一顿饭至少要吞下三大海碗，喝汤时也不用调羹，端起碗就喝。

早饭后，盐民的劳动就是扛盐板，也就是把摞成一幢的盐板，扛开来放在盐板桩上,两个人至少要扛上一百多块盐板。扛完盐板后，女人就负责在盐板中加卤水，每块盐板要加十几斤卤水，一百多块盐板要加上一千多斤。在女人开始加卤水的时候，男人的任务就是站在拖刀床中间，倒拉着拖到在白地上来回转动。在晒盐的劳作中，拖泥可以算是省力的活了，但在六月的烈日炙烤下，即使是拖泥这样的轻活，盐民的身上也是热汗汵汵。盐民的儿女七八岁就开始帮父母干活，最常见的是提着拿着“莲子”到缸井筒边去量卤度。“莲子”是一种测量卤水浓度的专用工具，用竹子制成，状如酒提子，里面装有五颗密度不一样的莲子，如果测量时浮起的莲子数量越多，卤水的浓度就越高，如果到只能浮起两颗莲子时，这张漏就要重新整过了。除了称“莲子”，小孩们还要帮父母栈泥，划盐板。

下午时盐民最紧张的时刻，男人的主要劳作是出漏壳，挑泥和整漏，女人和小孩的主要任务是栈泥和收盐。出漏壳就是把漏碗中变淡的泥取出来，整漏就是重新把晒干的咸泥挑进垒实放上水，一张漏中的咸泥至少有20担，一进一出就是40担，少说也有5千多斤分量，如果要整四五张漏的话，一个下午一个男人至少要跳上2万多斤的泥。这些挑进挑出的泥，都要女人和小孩帮男人栈成一条条泥塘。除了围绕整漏进行的劳动，在天黑前盐民还要把收盐，扛盐板等劳动，所以盐民下午的劳作就像激烈的战斗，一个环节套着一个环节，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

六月里天日长，半下昼正是卤水结晶的最佳时光，可是，自从立公仓的苛政一出，规定盐民要把当天晒的盐缴纳入仓，盐民只好提早收盐，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盐的收成，还打乱了整个晒盐的劳动环节。但是苛政猛如虎，盐民胳膊扭不过政府的大腿，只好放下手头的工具，提早收盐把盐缴入公仓。这一天，盐民们刚刚完成缴盐，西边的太阳早已只剩半个面孔了。盐民们还来不及檫一下脸上的汗水，猛听得天边传来一声惊雷,只见西北角阵头云翻滚，像一堵高高的城墙向盐场上空压来。盐民心中叫苦,这时家家的盐板还摊在盐板基上，如果龙风暴头一来,不但里面的卤水会泡汤，散摊的盐板也会满天乱飞。盐民们个个像没头的苍蝇，分头向自家的盐板头狂奔。盐板刚刚扛拢了一半,一声炸雷过后,狂风夹着暴雨从半空倾泻而至,没多久就灌满了盐板,把里面的卤水泡了汤。这一场龙凤暴头，不但砸毁不少盐板，飞起的盐板还砸中了大云乡一个盐民的头部，夺走了盐民的生命。

这一天除了天灾，又起了人祸。东二区的一个盐民在烈日下劳累过度,中暑后腹痛难忍,家人晓得得了绞肠痧,只好请来郎中来挑痧气。由于忙着抢救病人,顾不上缴盐入公仓，谁知道半夜三更缉私营的人下来巡查,发现了小盐仓里的两担食盐,就说他家违反场规,偷藏私盐,不但没收了两担食盐,还要罚缴银洋。这家贫苦盐民交不出这笔冤枉钱，只得苦苦哀求缉私营高抬贵手,可好话讲了一担一头，情由解释了千遍万遍，躺在床上的病人还是被缉私营关进了相公殿，并扬言如果不如数缴罚款，就要把这个生病的盐民送进大牢。这家盐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嚎啕大哭。闻讯赶来盐民得知情由，年长的叹口气说：“这公仓收盐，是要把穷人的骨头㭮打干净了！”十几个年轻的盐民想起了昨天的天灾和今天的人祸，一股怒火从胸膛直冲脑门,异口同声地喊道:“听之官法是饿杀,不听官法是打杀,横直横拆牛棚,大家到庵东去讨个公道。”大家往庵东盐场公署就走。这一行人刚刚走到庵东街口,就被两个人挡住了去路，大家抬头一看,挡路的人不是别人,原来是盐场的柱头严美生和陈庆高。柱头是代表盐民向盐场公署反映诉求的人,相当于后来的盐民代表,当时的盐场约有几十个柱头。此两人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因为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平时常替人讲讲和通写写契约请柬之类的文书,是两个场面上走走有影响力的人物。原来严美生和陈庆高恐怕这十几个年轻人一时冲动把事态闹得不可收拾,这才匆匆赶来阻止。当下他俩先吩咐大多数年轻人回家等候消息,然后带上几个代表向盐场公署奔去。

严美生等人进了盐场公署,见到了当时的盐场知事黄庆澜,向黄庆澜说明了盐民的难处,请黄庆澜放了被关押的盐民并取消设公仓收盐的政令。“放人一事看在两位柱头面上,卑职可以出面说情。”黄庆澜听完后道,“但设立公仓乃是政府法令,岂可朝令夕改，再说这项政令有关税务稽查,实际的权利掌控在洋人手中,场公署也无能为力，还请两位柱头多多谅解。”严美生听后说道“盐民晒盐全靠日头火,大六月里都是五更爬起忙到日头落山,政府要盐民每日把盐缴入公仓,盐民如何晒盐?盐民晒不了盐就没有饭吃。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此项苛政如不变通,只怕日后激起民变,到时知事悔之晚矣。”哪晓得黄庆澜听后冷笑一声说：“政府既然下了政令,就不怕刁民造反。从前设官板“毁二留八”的往事,严柱头不会不知道吧?”说完冷笑一声,往里屋就走。黄庆澜说的设官板“毁二留八”这件事情,发生在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那时候余姚、岱山两盐场私板充斥，经过清查，余姚盐场共计有盐板22.56万余块，遂厘定计丁授板法，按照盐民家庭户口人数，每人给盐板六块，按户编额，每块盐板有官府发给晒牌，因晒牌上烙有官府印章，故称为官板。全盐场实留官板18.11万余块，剩余4.45万块盐板允许盐民留下一半备用，其余一律销毁。事后西二区盐民丁宝根因生活艰难，把多余备用的盐板偷偷拿出来晒盐，此事不巧被当局发现，盐场当局为了杀一儆百，当场将丁家余留备用的盐板全部查封，然后派牛车来运走盐板。当时盐板是盐民重要的家庭财产，丁宝根的母亲挡在牛车前面抢天呼地哭号不至，丁母的悲惨遭遇引起众多盐民的同情，激起了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双方当场发生了肢体冲突。此事发生以后，场公署认为私板不毁，民心不死，为杜绝后患，在全盐场设立十余个营蓬，驻扎两浙缉私营，强迫盐民交出余留备用的盐板当场劈毁。盐民曾多次派代表请愿要求保留多余的私板,但均照到官府的拒绝。无奈的盐民心疼自己的财产，只得把盐板设法藏匿,缉私营就挨家挨户四处搜查，为了反抗盐警的暴力,愤怒的盐民曾捣毁营蓬,多次和盐警发生流血斗争。但是,由于盐民没有严密的组织,局部的反抗斗争终于被清政府用暴力手段镇压了下去，全盐场被焚毁盐板四五万块。“毁二留八”事件中，盐民不但财产受损，心灵上也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庵东盐场知事黄庆澜对盐民的苦难遭遇不但不予同情，反倒用这件陈年旧事当做把柄来戳盐民心中的疮疤，严美生等三人知道无理可说,只得起身惺惺而走。几个人出了盐场公署,在一家小酒店上叫了两斤老酒借酒浇愁,常言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几个人一碗老酒落肚以后,心中的火气反倒越来越大。“中国政府真当勿吉昌,好端端的盐场押给了外国人,外国人个个都是白眼狼,只晓得收税,那里来管阿拉盐民的死活。”严美生叹了一口气说。几个年轻人想起这几天盐场发生的天灾人祸，站起来拍着桌子喝道:“阿拉晒盐人五更头爬起做到日头落山,做死做活做一年,吃的是麦碎饭腌白菜,如果这公仓苛政设下去，连麦碎饭腌白菜都勿得吃哉。听之官法要饿杀，否听官法要打杀，横竖横是个死,伸头缩头都是一刀,做一条性命勿值,阿拉明早带人先去砸了称放局再说。”“不行，常言道出头椽子先烂，官府手中有枪，这样做不但于事无补，弄不好还会出人命坐牢监。”陈庆高恐怕这几个年轻人鲁莽行事，连忙劝阻。严美生端着酒碗沉思一会儿说，“庆高兄弟，我看后生们的主张虽然鲁莽，但是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另外的办法，如果没有人做出头椽子，场公署就不会取消苛政。我看全盐场有这想法的人也不止一个，如果能把全盐场的盐民发动起来，那么，盐场公署肯定要掂量掂量分量了。”当下几个人细细商量了一下,决定发动盐民起来到场公署请愿,迫使场公署取消立公仓每日收盐的苛政。当下几个人分头行动,连夜去通知盐场的各个柱头,让大家第二天到庵东万嵩庵开会。

第二天,盐场的几十位柱头都来到了庵东的万嵩庵,严美生和陈庆高先讲了盐场这几天发生的天灾人祸，,最后说:“如果不取消公仓收盐的苛政,盐民只有死路一条,阿拉盐民只有起来反抗,迫使盐场公署收回政令。”很多柱头本身也是盐民，早已经被苛政搅得不得安宁,听严美生一说,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诉说公仓收盐的危害来。在严美生等人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用缴还晒牌，在盐场示威游行，迫使场公署取消设公仓每日缴盐苛政的决议。

七月二十三日五更头,庵东盐场上空响起了当当当的铜锣声。锣声过后,东二区两千余盐民高举用卤吊柄和,褶裙做成的大旗领先,打头帮向盐场公署出发。各区的盐民也高举“旗帜”肩背晒牌、铁扎、铧锹、耙幅等制盐工具,从东西两面浩浩荡荡涌向庵东盐场公署。上午七八点钟,近万盐民涌到庵东西街头,把一个盐场公署围得水泄不通。只见盐场公署的枪笆门紧闭,场长黄庆澜早已不见踪影。盐民们久等不见场长出来答话,不由得怒气冲天,就拔掉枪笆桩,推倒竹枪笆一拥而入，把肩上的晒牌统统丢在场长办公室门口,只听一阵响声过后,晒牌堆成了一座小山。愤怒的盐民还了晒牌,砸了场公署的玻璃窗后,想起称放局的老爷们平时作威作福,专门勾结蓬长扣克盐民的斤两的恨事,就一哄而上,涌到街上去闹称放局出气。愤怒的盐民拥到设在庵东街上的称放总局门口,只见大门紧闭,称放局长和手下早已经躲得不见踪影。有个盐民见状爬上屋顶,拿起麦冬铁耙稀里哗啦把瓦片划开一个窟窿，进入屋内打开大门。盐民进入大门,不见里面有半个人影,想起平时收盐时受的种种恨事,顿时激起万丈怒火,就把里面被头帐子一把楸下,连同衣服毛巾统统丢入粪缸中解恨。盐民们只顾闹称放局出心中的恶气,谁知道这时候从街后的轿店弄堂里偷偷冲出来一队缉私营的官兵,对着盐民后背就是一阵乱枪。只听砰-砰-砰一阵枪声过后,应阿表、冯惠钊、鲁正高等五个盐民早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原来称放局的房子是租用资本家张如昌的,张如昌见自家的房子被砸,好像割了心头肉,当即跑去找街董谢志福,谢志福领着张如昌又找称放局局长康葆文交涉,康葆文就搬来了缉私营的官兵。枪声过后，躺在血泊中的尸体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手无寸铁的盐民那里见过这种场面,顿时慌了手脚,只好四散奔逃。

遭难的盐民都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中都有父母妻儿,当晚死者家属是哭的哭撞的撞,让铁石人儿见此惨景也会潸然下泪。 五位手无寸铁的请愿盐民被缉私营官兵打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庵东盐场,当即激起了庵东各界正义人士的无比愤慨,整个庵东盐区爆发了为死难者讨还公道的抗议行动。当晚庵东盐区教育界许深祥、蒋子光等知识分子首先站了出来,他们召开了全盐场各小学校长会议,决定发动教员和学生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声援盐民的正义斗争。第二天,全盐场千余名师生在庵东街上集中,然后手举小旗,高呼“反对苛政!”“取消公仓!,”“惩办凶手”的口号在盐场举行示威游行。庵东教育界正义人士还联名向全国盐务总署,稽核总局,浙江省政府和两浙盐运使署发出通电,呼吁当局迅速查明事实真相,惩办肇事元凶。盐民代表也向县参议会,法律团体奔走呼吁。盐民的正当诉求和不幸遭遇深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宁波和余姚新闻界在报纸上详细报道了“七二三惨案”的前因后果,全县各乡镇和机关团体在知悉庵东盐场发生惨案的讯息后,纷纷发出正义的声音,强烈谴责盐务当局的暴行,支持盐民的正当诉求，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盐务当局不得不派官员来余姚调查事件真相,并处理善后事宜。结果,盐务当局和庵东盐民代表达成五条善后协议:“一·设公仓每日缴盐一案停办;二.政府发给每个死难者抚恤金伍佰元,盐场公署再加补助费每人一百元;三,割除称放局局员称盐出入坐轿子请酒饭的恶习;四,撤职并惩办平时欺压盐民的称放局局员;五,嗣后发现称放局局员刁难索取等情,准有盐民告发,查实后酌情处理。”

庵东盐民反对设立公仓的斗争,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次斗争从盐民的单一抗议发展成为各界人民共同参与的大斗争。，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反压迫罢工斗争,是浙江工人运动复兴的起点,也是全国工人运动从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从低潮转入复兴的征兆之一。为了纪念斗争的胜利,盐民们自编了一首民谣一直流传至今。

打称放

顺治康熙雍正皇,乾隆嘉庆并道光,

咸丰同治光绪皇,再加宣统末代皇。

袁大头勿吉昌,阿拉庵东盐场押给白眼狼。

外国人介善行,走到庵东立称放。

竖晒牌设公仓,弄得盐民吃饭无地方。

百姓晓得勿落档,万嵩庵里开会忙。

五更敲锣到天亮,肩背晒牌还场长。

下埠头人打头帮,四圈赶拢一齐上。

先拆枪笆桩,后敲玻璃窗。

晒牌掼之道地上。

踏平场公署,再打总称放。

有位兄弟真善行,一脚跳到瓦片上,

麦冬铁耙下攀上,瓦片敲碎万把双。

局长局员都逃光,盐民怒把被头帐子掼粪缸。

裕昌面孔吓得黄苍苍,寻着街东嘀哩叨唠话一趟。

两人找到总称放,通来官兵一大帮。

轿行弄堂后套上,扳起洋枪夹头放。

尸首摊了一六塘,哭格哭,撞格撞。

各界声援起四方,游行示威势浩荡,

迫使官府立五项,从此不敢呈凶狂。

还牌斗争事一桩,盐场威名震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