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龄：小说中的明清家具史料
偶然到艺术书店，看到书架上摆了好多种明清家具的画册图书，翻开看看，黄花梨家具占了大半，其次便是紫檀，榉木、榆木只有很少几件。想试着到小说里去寻找我国家具黄金时代的影子，却发现除了《红楼梦》，近代之前恐怕没有一部小说提到过家具的材质，也很少有家具的描述，最多只是提及牙床、春凳、交椅等名称。《西游记》有两三处提到“戗金交椅”(第七十回)和“金交椅”（第五十四回），算是交代了家具的式样和制作工艺。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虽注重生活细节的描述，但室内的陈设却只写了阎婆惜卧房一处：
原来是一个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桌凳，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干，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首放个衣架，搭着手巾，这边放着个洗手盆，一张金漆桌子上放个锡灯台，边厢两个杌子，正面壁上，挂了一幅仕女，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第二十一回》）
阎婆惜是个能唱“诸般耍令”的东京歌妓，移居郓城仍想厕身“风流宴乐”场中，只因郓城风气未开，没有她施展才华的地方，这才勉强随了宋江。宋江把阎婆惜打扮得“满头珠翠，遍体金玉”，卧房的陈设自然也应不俗，别的且不说，单那张“金漆桌子”就该是件值钱的家什。
范濂生于明嘉靖九年,他的《云间据目抄》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明末清初人姚廷遴《历年记》也说自己“幼年到郡（松江城），看城中风俗，池廓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可见《水浒》问世二百年后，在江南士绅的眼里，“金漆桌椅”和“名画古炉”仍然算体面生活的象征。
比金漆低一个档次的大概是朱漆，从前江南儿女婚嫁，女方的陪嫁往往就是一套朱漆家具，如果家具备得齐全，送嫁妆的队伍浩浩荡荡，那就叫做“十里红妆”。
和金漆、朱漆相对的，则是没有髹过漆的白木家具。《水浒》写鲁智深从五台山上下来寻觅酒肉，各店家都不敢接待和尚，最后他只好进了家“白板凳铺宾客坐，矮篱笆用荆棘编”的“傍村酒肆”。白板凳铺是乡村小酒店的陈设，也是底层平民的日常家用。
明朝中叶之前，民间仍以髹漆与否或髹何等漆区别家具好坏，但在皇宫以及豪门贵族的厅堂上，或已出现全新的细木,这些“细木家伙”直到隆庆之后始在江南富裕人家逐渐流行。范濂说的细木不应该直接解释为硬木，亦还包括楠木、榉木和榆木等优质软木；范濂所谓的细木也不仅指材质，而且还指精细的工艺方式。家具史专家认为，明代家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前提既是因为紫檀、花梨等亚热带硬木材料的输入，也是因木器加工中出现了优质钢材制造的工具，尤其是木工刨子的发明。过去由于没有刨子，所以大型家具除非进行细致的髹漆加工，否则很难做到精美细致。无论硬木中的紫檀、花梨、酸枝还是软木中的楠木、榉木和榆木，都是因为有了刨子，才能制作出线条简洁、造型优雅的明式家具，而且最早的细木家具也应该是从水、楠、榉、榆开始，然后才尝试着用坚硬无比的紫檀和花梨的。
能够用刨子精细加工的木头，文徵明的曾孙、明末作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将其称为文木，因其木质坚密，纹理美丽。我们再看范濂《云间据目抄》风俗卷后面的记载，就更加清楚细木的含义：
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见，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计，亦俗之一靡也。
松江最早的细木家具是几位有钱公子从苏州购得的，到了隆庆万历初年，松江城内出现了安徽木匠开的家具店，这时候的细木家具仍然是以椐木为主，等到纨绔豪奢动费万计的时候，所用的木材也只提花梨而不见紫檀。
就是在范濂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江南地区完成了从髹漆家具到细木家具的过渡。但江南一般乡绅用得上花梨紫檀的仍然是少数。姚廷遴的祖上做过明宫廷的御医，他在《历年记》里说他二伯父明末住的一幢老屋，里面堆的都是“好家伙”，那清单列的是：
有花梨凉床一只，椐榆凉床一只，董字插屏六扇，金漆椐榆大椅六把，黄杨小桌两只，水磨椐榆长书桌两只，椐榆书架四个，椐榆官桌六只，小副桌二只，及动用什物，件件皆有。因前鼎革时，二伯曾住此故也。
姚家伯父的“好家伙”中只有花梨凉床一只，其余多是“椐（亦作榉）榆”细木桌椅,仍有金漆大椅,这是明末清初江南的情况。
虽然少有名贵的硬木家具，但文人士大夫仍然持守着自己高洁古雅的品位。文震亨《长物志》“几榻”一卷专论家具，在他眼里，哪怕花楠、紫檀和花梨家具，不“照旧式制成”仍然俗不可耐;即便是杉木，只要遵循古式，照样可以雅致大方。明末士大夫论家具“重式不重材”,凡“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坐卧依凭”必“便适”都算是好家具。和文震亨有着同样趣味的知名人物还有同时代的作家李渔，他的《闲情偶记·器玩部》甚至记叙了自己怎样改进家具的实例。
明中叶江南家具变革，不只在物质层面，也影响到生活方式。小说虽没来得及反映家具变革的细节，但李渔却在他的拟话本小说《十二楼》里借书中人物虞灏之口，说出了那种新的生活见解：
人生一世，任你良田万顷，厚禄千钟，坚金百镒，都是他人之物，与自己无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实在受用的东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日间所住之屋，夜间所睡之床，死后所贮之棺。他有这个见解列在胸中，所以好兴土木之工，终年为之而不倦。（《三与楼》）
自明代隆万年间，江南社会便弥漫着一种享受现实生活的风气，这其实是从几千年农业社会开始发生的结构性变革中释放出来的。由于此种变革进行了很长时间，这种风气的释放也就持续了很久，所以在20世纪初一位广东作家的小说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17世纪已曾有过的享受思想：单有一件，因为我们广东思想，凡居住的屋舍及饮食的物件，都很识得精美两个字，只是睡觉的地方，向来不甚讲究。惟是马氏用意，却与别的不同。因人生所享用的除了饮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自己受用的好处。因此床子上就认真装饰起来。凡寻常的床子，多管是用木做成，上用薄板覆盖为顶，用四条木柱上下相合，再用杉条斗合，三面横筍，唤做大床，都是寻常取用的。又有些唤做潮州床，也不过多几个花瓣，床面略加些雕刻而已。若有些势派的人，就要用铁床了，都是数见不鲜。只有马氏心上最爱的就是紫檀床，往上也说过了，他有爱紫檀床的癖，凡听到那处有紫檀床出售，便是上天落地，总要购了回来，才得安乐。
上面这段话出自1905年刊行黄小配《廿载繁华梦》,小说根据真人真事编撰。故事的主人翁周庸佑原是个乡村无赖，靠在广州海关当差贪污了巨款，最后竟混成了钦差大臣，差一点被皇帝派遣去西欧当大清的公使。周的妻子马氏是丈夫贪赃枉法的内助，心胸狭窄，凶悍狠毒，她有两大嗜好，一是顿顿饭都要吃金华火腿，再一就是不惜代价搜罗当时已经很难购到的紫檀家具。书中对紫檀有多处描写，从中甚至可看出20年间，一张紫檀床从600两银子到上千两的价格变化。
如果说《廿载繁华梦》堪称描写紫檀最多的小说，那么最先描写贵重家具的当推曹雪芹之《红楼梦》。曹雪芹在小说前八十回明确点出家具材质、工艺和样式的文字大约有14处，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只有２处。曹雪芹写贾府大观园的家具有紫檀、花梨、楠木等多种材质以及雕漆和螺钿等不同工艺。
正宗小叶紫檀产于印度，郑和七下西洋，将它作为压舱物，带回后存于广州和北京。《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蒋玉函逃离忠顺王府，在东郊离城二十里叫紫檀堡的地方置买了房舍。曹雪芹是因为爱惜“妩媚温柔”的琪官，才给那地方取了个珍贵名字，还是因为京郊确有紫檀堡？如果确有，是否就是存放紫檀所在？这些问题恐怕只有红学家能够解答。
小叶紫檀是明清宫廷中最贵重的家具材料，木质雍容华贵，纹理细密，手感滑如凝脂，兼有绸缎般的光泽。素有“木中之王”美誉的紫檀，历时数百年方能成材，即便在曹雪芹时代也很稀罕。《红楼梦》提到紫檀家具只有三五处，都把它放置在了重要位置：小说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在贾母住的正房大院外面穿堂上看见“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荣国府正内室荣禧堂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下,摆的是张大紫檀雕螭案；第四十回贾母领刘姥姥游大观园,在探春的屋里见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左边放官窑瓷器大盘的是个紫檀架子;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在宝玉房间发现富贵人家的穿衣镜，四面是雕空的紫檀板壁，晚出的程乙本删了紫檀二字，高鹗大概认为既从刘姥姥视角写，乡下老婆子就不该认识紫檀。高鹗续的第九十二回写冯紫英向贾政推销广西的同知带到京师的四件“洋货”，其中紫檀雕刻二十四槅子的大屏风，中间是绝好的硝子石，石上刻了五六十个宫妆女子，说是大观园的正厅上用得着。四件洋货总价二万，屏风和自鸣钟合计报价五千两银子。贾府上下商议了半天，最后还是以“东西好可好，就只没有银子”谢绝了。五千两银子，在《红楼梦》里是怎样个概念：乌进孝给宁国府缴纳一年的租金，贾珍原估计该五千两,由于歉收只交了二千五;王熙凤计算几位姑娘出嫁每人需花七八千,庶出的贾环娶亲需花三千；对二十两银子就够过一年的刘姥姥来说，五千两更是个天文数字。
黄花梨，《红楼梦》里称花梨，原产海南岛，所以又称花黎，后来从越南进口的花梨与海南花梨不可同日而语。《红楼梦》先后三次提到花梨，即探春房里的那张花梨大理石大案，宝玉房里的花梨圆炕桌子（第六十三回），宝玉在家学读书时用的一张花梨小桌（第八十一回）。花梨有行云流水般的纹理，温润如玉的质感，虽不像紫檀那样雍容华贵，但却有着温文尔雅的品性。它虽可与紫檀媲美，但无论在故宫还是在民间，数量都比紫檀多，曹雪芹写花梨很是随意，让人知道这种家具在大观园里随处可见。
文震亨《长物志》赞楠木“华而复雅”，清代皇室家具中，楠木占了半壁江山。《红楼梦》中描写荣禧堂“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圈椅”；贾母在大观园晓翠堂早饭，吩咐丫头们“把一张小楠木桌子抬来，让刘亲家（刘姥姥）挨着我这边坐”（第四十回），虽然着笔不多，却写出了楠木家具在贾府的地位。
其实贾府最有贵族气派的并非紫檀、花梨等硬木家具，而是那些精雕细琢的雕漆几凳。尤氏上房有十二张雕漆椅子；缀锦阁酒宴，用的是藏在阁中不常用的雕漆几，“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这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雕漆几上放着那攒盒的式样，亦随几之式样。翻遍八十回《红楼梦》，曹雪芹写家具，对这几张雕漆几最用心思，先写藏处，再讲摆放，最后交代形状以及配套的攒盒(果盘)。雕漆讲究的不是材质而是工艺，《旧都文物略》介绍雕漆的制作，木工做胎，然后用腻子打底，打底干透后，略施石磨之工，即上漆，层层加漆，多者上至百余层，少亦数十层。每上一层，必俟其干，约须两昼夜。层次上足后，趁其尚未干透，即开始雕花。用墨笔或粉笔，勾在漆面，再以钢刀从事雕镂；最后置通风处，令其干透。施以磨光，即用石和水磨之。此种石名曰浆石，复以香油和粉敷之，用布磨擦之。于是，制品全部完成。一器之成，有费时数月，或一年以上者。
曹雪芹写清代贵族的日常生活，随意着笔，但处处都有周全考虑。黛玉初进大观园时，让读者看贾母和王夫人房里的陈设；刘姥姥随贾母游大观园时，让读者随刘姥姥将几位姑娘的闺房和宝玉的怡红院看过一遍，又在缀锦阁门口看“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闪烁，各有奇妙”；最后再借刘姥姥的口，说出贵族和平民在家具陈设上差距究竟有多大：
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预备这梯子做什么？后来我想起来，一定是为开顶柜取东西，离了那梯子怎么上得去呢。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满屋里东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
硬木依靠进口，近代海路开通，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只要有钱，社会各阶层都可享用。翻翻清末几本谴责小说，紫檀花梨虽少，红木桌椅几乎到处皆是。制雕漆家具靠的是传统技艺，学会不易，做好更费工夫，随着贵族的衰落，雕漆在近代小说里几乎再也没人提及。
《孽海花》是晚清小说的名著，曾朴也是当时最熟悉上层社会生活的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中有三处关于家具陈设的描写，第五回写庄寿香（张之洞）的书房,“沿窗横放一只香楠马鞍式书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纱窗,朝南一张紫檀炕床”, 东壁列着四座书架,紧靠书架放着一张紫榆雕刻杨妃醉酒榻;也是第五回，写名妓褚爱林“房里明窗净几,精雅绝伦，上面放着一张花梨炕”，“两边蟠曲玲珑的一堂树根椅几,中央一个紫榆云石面的百龄台”；第三回写梅巧玲在北京经营的景和堂（当时的伶人称歌郎，他们的住处称堂子，梅兰芳祖父巧玲名列同光十三绝，原为醇和堂歌郎，同治年间“脱籍”自己经营景和堂），则是“一几一椅,全是紫榆水楠的名手雕工”。比较这三处的家具，层次很是清楚，最讲究的陈设既有紫檀又有花梨，稍次则只有花梨，更次则只有水楠，至于紫榆家具则是那三处都有的家生。
我们先说紫檀，它在清末已经非常少见。说它少见，倒不是王公贵族才有，一些爱摆阔气的乡绅、贪污受贿的暴发户家里照样摆得起。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第二十七回写没有读过多少书却爱摆阔气的乡绅佘某家花厅，中间放了一张天然几，底下两张花梨木桌子，两旁八张太师椅，四张茶几，都是紫檀木雕花的，派头超过贾府荣禧堂。《廿载繁华梦》中的马氏更是嗜紫檀成癖，一场大火就烧了她“西装弹弓床子八张，紫檀木雕刻花草人物的床子十张，酸枝大号台椅两副，酸枝云母石台椅三副，酸枝螺甸台椅两副”，“论起当时紫檀木来的少，那床子的价自然贵得很，无奈马氏所好”，“所以管家就不计价钱的购了来。故单说那二十来张紫檀床子，准值银子二万有余”。从这两个例子可知，清末小说家简直把紫檀当作低俗没有文化的暴发户的象征。
《孽海花》里三次提到的紫榆和《廿载繁华梦》里的酸枝本是一物，江藩《舟东闻见录》：“紫榆来自海舶，似紫檀，无蟹爪纹。刳之其臭如醋，故一名酸枝。”酸枝有黑、红、白三种，似紫檀的紫榆便是黑酸枝，红酸枝如枣红，纹理顺直而显美感，上海人家的红木应该是这一种。嘉庆贡生杨光辅《淞南乐府》有“海舸贩来红木段”之句，诗后自注曰：“红木可充花梨、紫檀，土人市诸广船，制为器用”，可见上海地区自18世纪末就已经有了红木家具。晚清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缺乏旧贵族的根底，也很少有象征贵族生活的花梨、紫檀，但不管饭店、澡堂、戏园还是长三妓女的居所，凡被中上层视为体面的地方都有红木家具。葛元煦《沪游杂记》写租界公共浴室分官盆、客盆，官坐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小说中写红木更多，海上漱石生撰《海上繁华梦》正续六集，共二百回，凡一百六十万言，写戊戌政变到袁世凯称帝这二十年上海社会的变迁，书中屡屡提及红木家具，无论做生意开店，还是妇女创办俱乐部（女总会），房里都要摆上一堂堂的红木家具（一堂即一套，现代以同样材质式样构成一套家具的概念应该就是在晚清出现的）。阿珍是地位微贱的妓院跟班大姐，有个阔少想与她同居，阿珍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件，先要给我二三百块洋钱，待我把房间收拾收拾，添些红木器具，有人来瞧，也是我俩人场面”，添几件红木器具在阿珍看来就意味着她身份的改变。
红木在十里洋场上海滩虽然普遍，但中下层社会仍和它无缘。底层大众使用怎样的家具，我们在晚清小说里也可见个大概。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上海虹口下等妓院，“两边的人家都是乌里八遭的”，“楼上，这一间楼面，便隔成两间。楼梯口上，挂着一盏洋铁洋油灯，黑暗异常。入到房里，只见安装着一张板床，高高的挂着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着一张杉木抽屉桌子，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儿，已是熏得漆黑焦黄了”。这里说的杉木家具和《水浒》中的“白板凳铺”并无多大的区别，历史有变也有不变，知道千年不变有时真比知道变还重要。
陆士谔《新上海》揭露晚清时候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的丑恶，第十二回“仙人跳荡子吃亏”，说一桩以色相勾引诈骗钱财的案件，那行诈的现场设在普通的民居，楼上“小小一间房间，收拾的倒还洁净。朝外一张宁波床吊着湖色洋纱帐子，床上红绸被儿，白绒褥单，折叠得很是整齐。那些桌椅等类，虽都是椐木的，倒也揩抹得微尘不染，清洁异常”。从姚氏《历年记》我们已经知道椐（榉）木家具在明末算是很好的家什，但到清末已经下放到了中等人家。可见开埠后的上海，社会中下层生活水准也有提高。《续海上繁华梦》写辛亥之后阔少爷戚祖诒家道衰落,从静安寺的洋房搬回父母住过的老西门旧宅,也可见曾经辉煌的椐木走向衰落的情景：
虽然装着些玻璃，那建筑却是老式，昏暗暗不甚高爽，比了静安寺路的洋房，真是天壤之隔。又看客室内的陈设，只有八把旧式的椐木交椅，四张椐木茶几，两张旧椐木八仙桌，一只旧椐木长台，与静安寺路从前的陈设更是大不相同。
清末上海除红木家具之外，上层社会已开始流行西洋家具。《续海上繁华梦》写清和芳妓女阿翠楼上两个房间，“一个是全红木器具，一个簇新的外国家生”（初集第二回），写珊家花园“声价高贵”的妓女贾第房间：房内陈设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张红木交椅，两张红木茶几，中间一张方红木桌；靠窗是一只红木洋式写字台，一只红木螺丝旋圆椅……写字台的两旁，四张柚木洋椅，横里头是一只柚木沙发；壁上边一面大着衣镜，正对着外国双人大铜床，床上边的菜花铜梗搽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红木外国式妆台……交椅边的壁上悬着四幅裸体美人，用红木镜框镶着。（三集第三十三回）
这是1912年左右上海高等妓女的卧室。从阎婆惜到贾第，历史穿越了元明清三代，写家居陈设，小说家的眼光始终落在青楼女子身上，性别意识的进步比起物质生活发展迟缓了许多。
读冯桂芬长子冯申之咸丰十一年（1861年）日记，写他第一次去上海租界的洋行，见到西人客厅的布置：“其楼广且洁,柂以牛皮画障，真洁无纤尘，其客坐中，满铺氍毹”，“文石桌椅床榻，无不美丽奇巧”，“簟褥用皮而中鼓以气，高厚柔软胜于絮。大镜光照一室”，“书架下宽上窄，掣颇适宜”。 申之先生当年怎么会想到，让他“不忍舍去”的美丽奇巧的桌椅床榻、充气的皮簟褥，只隔了半个世纪就进入了上海华人的上层社会。1909年，上海人可以在南京路的福利洋行买到全套的西式柚木家具，《海上繁华梦》为我们保留了一张当年福利洋行的家具发票，这里不妨抄出来供喜欢红帮家具收藏的朋友参考：
冶之因见少霞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字条，问是什么东西，少霞道是张福利公司的外国家生发票。冶之取来一看，见买的乃是四泼玲跑托姆沙发一张，又沙发一张，叠来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华头鲁勃一只，开痕西铁欠挨两只，六根掰拉司一面，华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脱勃一只，欠爱六把，梯怕哀两对，及特来酸等一切器具，共计价洋发爱夫亨特来特圈的雪克斯大拉斯爱痕特福的反夫生斯。冶之看了，除结末一句约略认得出是五百二十六元四角五分洋钱，其余那些名目一点不懂，因问台面上哪一个瞧得出来，到底买的是些什么东西。康伯度接来一看，道：“四泼玲跑托姆沙发是张弹弓交子铁床，沙发是张睡榻，叠来新退勃而乃是妆台，狄玲退勃而是大餐台，华头鲁勃是衣橱，开痕西铁欠挨乃藤坐椅，六根掰拉司是着衣镜，华庶司退痕特是面汤台，辨新脱勃是浴盆，欠爱乃是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来酸是大菜台上的碗碟东西。”（第二十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