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体系”是个“伪命题”吗？
“梅兰芳体系”是个“伪命题”吗？
-----艺坛围绕'梅兰芳体系”爆发口水战
近日，《戏剧艺术》3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元江在会上抛出一个特立独行的观点：梅兰芳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戏曲体系。邹元江教授进而提出：“梅兰芳体系”是一个“伪命题”，要将它“解构”掉，重建中国的戏曲美学体系。
此语一出，全场哗然，70多位莅会专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研讨。
反方代表：邹元江教授
观点1：“梅兰芳”体系是不成立的
观点2：中国戏曲理论体系需要重建
“梅兰芳体系”这一说法的源起，出自著名导演黄佐临。黄佐临提出世界上有三大戏剧体系，把梅兰芳的表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列为同样高度的戏剧表演体系。这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有关“戏剧观”的争鸣，影响深远。
此后，在中国戏剧界，“梅兰芳体系”成为约定俗成。
然而，西方戏剧界却认为“三大”即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法国人“阿尔托”，并没有“梅兰芳”。
对于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戏曲体系”，邹元江直截了当指出：“梅兰芳其实代表不了整个京剧，京剧也代表不了整个中国戏曲。所谓的'梅兰芳体系’是不成立的。戏剧体系是一个完整的话语表达，它需要一系列的剧作、关键词作为支撑，有自己清晰的美学诉求。作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对等的体系，梅兰芳体系应该有他独立的理论根基、独立的表达方式，这些，梅兰芳都没有。他戏剧美学观念是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体系，并非自己的思想成果。”
邹元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梅兰芳对中国戏曲艺术观的表述，“或者只是替影响他的人在表述，或者是影响他的人在借他的口来表述。”邹元江质疑说：“这里究竟有多少想法是梅兰芳自己真切意识到的，我们真是不能妄加断语，不能不加深入分析就完全认定一些事情。”
邹元江认为，包含京剧和各类地方戏的中国戏曲，是有其独特的演剧方式，也有其独特体系的，“只是理论上没有深入探讨过”。他说，“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体系”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戏曲美学思想“泛西方化”的产物，其体系本身是“斯坦尼”的而非“中国京剧”的，不能用“梅兰芳”这一符号来代表中国的戏曲体系。
正方代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孙惠柱等
观点: 梅兰芳无愧中国戏曲代表符号
而上戏的叶长海、孙惠柱等戏剧专家,都明确表达了对此观点的不同立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就率先对“三大戏剧体系”进行研究。1982年初，孙惠柱在《戏剧艺术》上发表题为《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的长文，认为“斯氏体系”“特别着意于真”，“布氏体系”“特别着意于善”，而“梅氏体系”则”主要着意于美”。之后，“三大戏剧体系”演用成一种通用话语，作为“常识题”。
孙惠柱认为：“以梅兰芳命名，不仅因为他是京剧的代表人物，更因为他具有世界知名度。你可以说汤显祖、关汉卿的艺术成就更高，但后人已看不到他们的戏剧演出样式了。就像天上的行星需要用人名来命名一样，我们只是用梅兰芳这位最具世界知名度的艺术家，来指称中国的戏曲体系罢了。”
他表示：“如果一个戏剧体系，必须要有完整的、独立理论根基的'话语表达’，那么，这种戏剧体系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如果只允许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可以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某种'戏剧体系’，而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不能称之为'体系’，那只能说是崇洋媚外的心态在作怪。”
孙惠柱评价说：“梅兰芳再怎么改革，再怎么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影响，他的艺术，都牢牢抓住了以形式美为最高追求的京剧美学特色。”
上戏的叶长海教授认为，中国戏曲，戏曲的表演，都是非生活化的，崇尚以歌舞演故事，“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与西方写实主义的戏剧完全不同。
他指出：“不要看梅兰芳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叶长海说，梅兰芳确实写过不少文章，说自己的戏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受时代局限，艺术家都会竭力表白自己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那时，文艺理论只有革命与非革命两种，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当时会被排挤成非革命。非革命的艺术，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有危险的。梅兰芳说自己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这其实是一种策略。”
最终，对于邹元江提出“重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专家们的观点是，对于戏曲理论的探讨，各个学者都可以自行为之，而不必将之上升为某种国家意志。然而，另一个事实却是值得学界关注的：如同梅兰芳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影响一样，各国的戏剧也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尤其是梅兰芳的京剧演出方式，对世界戏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文汇报》 作者：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