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后世篆刻艺术的典范，篆刻小站解读几枚汉代白文私印
汉印之所以成为后世篆刻艺术的典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庄重典雅、醇和古朴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主流审美意识。汉代私印以白文印为主体，白文私印以匀满平正为基本风格特征。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言：“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吾丘衍的论述，无论是对篆书的取舍、印式的选择及基本特征等都是以汉印为皈依的，这些论述为“印宗秦汉”的观念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汉印中千变万化的创作手法构成了汉印创作的程式，不仅显示了汉印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而且对后世篆刻艺术具有典范意义，并成为篆刻艺术赖以发展的基石和支柱。
丁苍之印
长孙山都
就汉代私印而言，为了适应印面布局的需要，往往会对印文的笔画进行增加或减省。增加笔画的情况比较少，主要是“丁”“山”等笔画极少的字，如“丁苍之印”“长孙山都”等。笔画的减省是汉印文字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左子豫印”中的“豫”字，“薛就私印”中的“薛”字，笔画减省到极致，但并不妨碍释读。汉印文字的简化，往往通过减省笔画和简化笔意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如“张君宪印”中的“宪”字(“心”部被压缩到极致)、“王子辩印”中的“辩”字、“李赢私印”中的“赢”字，都是通过减省笔画和简化笔意的手法，将印文的某个部分压缩到极小的空间内。汉印中有些印文笔画较多，有时会采用直接省略某一组部件的方式，如“高庆私印”中的“庆”字省去了“心”部，“公孙庆印”中的“庆”字则省去了“攵”部。当然，我们在创作时不可妄为减省，最好能在古文字资料中找到依据。与减省偏旁部件相对应的是，汉印文字中还有重叠某一偏旁部件的现象，如“范贰”中的“贰”字、“宜士祭尊”中的“宜”字，这些现象比较少见，算是汉印文字中的特例。
宜士祭尊
汉印中有很多令人击节叹赏的杰作，在印面的处理上通过高超的手段营造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汉印的博雅和蕴藉往往由此产生。虽然汉印并不缺乏机巧，但汉印最为可贵的品质是简洁大方，是不事雕琢的平实之美。如“冯贺之印”“马忠之印”等印就体现出一种平实无华的美。“汉代优秀的印人更为关注的是整体的大气与庄重，气韵的高雅和完美，全印虚实、动静之间内在的协调与平衡。一切又都表现于不经意之间，显得自然天成，和而不同，仿佛本该如此，全无矫揉造作之气，又全然不可移易。”(祝竹《汉印技法解析》，72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汉私印的材质除了铜印，还有玉印。今传世汉玉印约有五百方左右，只有“皇后之玺”和西汉早期的“淮阳王玺”两印为官印，其他均为私印。玉印质地坚硬，不易刻出粗线条，所以很少有满白文，也不宜于刻朱文印。玉印线条大都细挺刚健，起收笔处多为方起方收。而行笔则婀娜婉转，表现出与铜印异趣的特殊风韵。加之玉印不易腐蚀和磨损，两千多年前的玉印流传至今仍字口如新。玉质私印中有大量经典之作，如“刘疵”“魏嫽”“寿佗”“任强”等白文玉印，制作工艺精湛，文字婉转遒劲，结字整饬而体态灵动，均为玉印中的佳构。
刘疵 汉代玉质私印。纵22.5毫米，横22.5毫米。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市洪家店汉墓，著录于《山东新出土古玺印》。
此印为典型的玉印风格，有种清刚之气，清刚的美学品质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它的笔画锋芒毕现，而不以弹性见长。汉玉印清刚一路的代表作当首推此印。“疵”字七个竖笔，加上“刘”的“刀”部，均为平行布排，间距极为精确，表现的出一种繁密之美。因为“疵”字大量并列的长竖容易形成重复板滞的弊病，而“刘”字左边“卯”“金”的曲笔和斜笔对于整方印的节奏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加上全印线条的质感极佳，这就使整方印在葆有清刚之气的同时，又具有了舒展爽健之美。
魏嫽 汉代玉质私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
谷松章先生曾对汉玉印的代表作进行过统计，得出一条不成文的“十二笔法则”：在汉玉印中，由于两字左右并列的印，一般以竖笔为骨架来立章法，竖笔最多只能达到十二笔，才能在缜密技巧的同时保证纵横关系的协调及章法的明快，超过此数则易陷于繁琐。汉玉印最经典的作品中，十二笔的占很大比例。“魏嫽”就是这样的十二笔作品。
此印的转折变化十分丰富，或方折或圆转，既精美缜密，又舒展大方，是汉玉印的代表作。“嫽”字右下的“火”部两点作尖收，“魏”字下部的“山”部嵌合在“鬼”部内，使全印留红的间隙更为匀称，也避免了印面的四等分。“嫽”字的“女”部修长舒展，如同汉代舞女垂袖而立，这种修长的体势美也是汉代艺术美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此印的每一笔都完美无瑕，汉玉印制作上的精工之美在此印中得到了充分得表现。
桓启 汉代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1959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塘1号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著录于《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
此印不仅印面精彩，而且历两千年毫无缺损。此印于直线中施以曲笔，增加了笔画的动感和柔韧性，如绵里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制作得如此精美真令人惊叹。在结字上，严谨整饬，转折处圆转流畅，尤其注重笔画起讫处的交待，方角平出，峭丽挺拔。在印面安排上，“桓”字右半部压缩得极为狭窄纵长，避免了左右结构的松散。“启”字采用嵌合处理方法，变左右结构为嵌合半包围结构，此种安排使整方印在章法上更加紧结。
寿佗 汉代玉质私印。纵22.5毫米，横22.5毫米。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古玉印精粹》。
嵌合之法在汉玉印中运用概率较高，此印即是一方嵌合的代表作。“寿”字横笔排叠，形成十三个横笔的复杂字形。“佗”做了挪移嵌合处理，不仅将“亻”嵌合在“它”部之内，而且减省了“它”部左边的笔画长度，少了一个竖笔的位置，这种处理方法令人过目难忘，而且也使“寿”字的密集排叠有了一个宽松的空间，淡化了全印的纵横对比，其匠心真令人叹为观止。此印笔画处理上多用曲笔，即使是横纵方向的笔画也增加了它的弧势。特别是“佗”字，纵向的长线条处理得各有姿态，意趣盎然。
任强 汉代玉质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集》。
此印笔画细劲舒展，圆转流畅，结字自出新意，是汉印中挪移求匀的范例。为了避免“强”字“弓”部的右下方较空，因此把右下的“田”加宽以补空，正是由于部件的挪让错位，使整个字结体更加紧凑。“任”字笔画较少，因此横向上所占空间较少，“亻”的两条竖线为避免僵直呆板，并没有简单处理成直线，而是有一定的弧度，显得柔和婉转。此印在笔画的形态及走向上，均具有种温润之美，而且疏朗的布局也增加了此印舒缓柔和的气息。
邓弄 汉代初期铜制私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新河五十四号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著录于《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
此印横平竖直，转折处多施以方笔，字形、结构都十分规整。印面施以界格，印面下方有自然残损，使得印章显示出一种古朴之美。“邓”字巧用挪移嵌合，把原来的左右结构改变成上下结构，避免了“邓”字结构难以处理的问题。“弄”字下部盘曲类似九叠篆，弯曲缠绕的繁笔处理，使整个字布局茂密，从而与“邓”字相协调。“邓”字末笔的小弯曲，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线条的平直、结构的严整所造成的呆板和紧张感。
辛偃 汉代玉质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广州博物馆藏，著录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2》。
此印为汉玉印名品之一。风格上追求静穆工稳，线条处理得既硬又挺，以彰显印面的庄严与平稳。此印在线条的刻画上可谓细致入微，同向笔画的处理上注意了俯仰向背的变化，微妙的弧度表现出细腻流畅的笔意。在起收笔处处理得极为挺劲爽利，具有清刚之气，作者的篆刻功力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在印面章法的安排上，作者注意避让，两个字所占的布局空间并不相同。“辛”字笔画较少即占用了较少的印面，让“偃”字有足够的空间伸展。
焦牧、臣牧 汉两面印。纵14毫米，横12毫米。著录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下》。
界格是章法设计中重要的辅助手段，日字界栏等于把印面从横向一分为二，分为两个扁方的长方形，将日字界栏横放，等于把印面从纵向一分为二，分为两个瘦长的长方形。“焦牧”“臣牧”两面印，分别用了纵、横的日字格。
此两面印，在横向与纵向的直线中穿插曲线以增加印面的灵动之感，而且印文具有小篆笔意。两面一纵一横，或左右开张，或上下舒展，体势与界格浑融无间。“焦牧”印文整饬停匀，笔画以平直线条为主，转折处灵活圆转，整方印呈现出婉转端丽的面貌。“臣牧”在具体字形的处理上，作者将“臣”字笔画压紧占据较小的空间，与“牧”字下面较大的空间形成疏密对比。“牧”字中斜笔的出现及下面的留红，使整方印章看上去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