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做父亲

一年一度让千家万户惊心动魄的升学考试又开始了。

我儿子参加的不是高考，而是北京某重点中学实验班的招生考试。但摆在他面前不到十分之一的录取几率，其严峻和残酷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高考。儿子平时在班上是学习委员，成绩自然也名列前茅，只是有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最大的“毛病”：贪玩。在许多孩子为作业或课外班的学习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参加的课外班不多，课内外的功课在他来说似乎“倍儿轻松”，占的时间也很少。结果，他险些没考上。

说实话，对紧缺教育资源“僧多粥少”的局面，不仅孩子，就是我也并不十分清楚。只是在参加考试时，望着人山人海而又忧心如焚的家长和孩子，我才意识到这种竞争远非“激烈”二字能够形容。许多为人父母的大概都比我“清醒”，所以早给孩子报了这样那样的课外辅导班，把孩子的课余时间填得满满的。据我所知，有一个家长当年不仅给孩子请了家教，还在“非典”期间让孩子做了十本练习题，结果，她的孩子以很高的分数考进了我儿子考的那所重点中学。我当然丝毫无意臧否这位家长的做法。我想问的是，如果儿子今年落榜，我是否会为没有给他报更多的课外班并让他做大量的练习而后悔甚至内疚？我会不会认为“他应该像我的童年一样有充分自由的嬉戏时间”这种想法错了？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代“科举”唯分数之马首是瞻的不合理，对“分数挂帅”和“高分低能”的批评也远非自今日始。但现实中分数仍然是学生的生命线，应试教育让学校、家长以及孩子的目光和情绪不得不随分数的升降而起伏或波动。有些尖子生一旦分数下滑甚至想轻生。以我儿子为例，虽然并不特别看重分数，但如果他因为一两分之差而名落孙山，去参加电脑派位的择校，我们会觉得他比窦娥还冤。可他考上了，我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新的中学会不会为了追求升学率而只看分数，很难说。现在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从升学到评职称，到处都以量化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尺度。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数字化时代”的另一种含义？！正如英国学者贡布里希所说：“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自己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请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正是这些压力，产生了人们常说的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但是，“谴责这种学术工业是件易事，可医治其病根却不那么方便。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成果的世界中”。置身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如果要批判它，不与它“同流合污”，那么，我们就或者要有拒绝它的勇气，或者是自己已经“赎身”(指评上了正高职称)。所以，我的一位朋友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读书，从评上研究员开始”。因为，这时候，你才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无功利地“为学术而学术”，不管发表不发表或者发表的多少。康德不正是在评上正教授之后沉默了十年才写出著名的三大批判吗？

我们往往很容易把自己“摘”出来去批评某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但我认为，在批判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和这种不公正现象之间的关系，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和它没有干系，或者自己是否曾经有意无意地参与或助长了它的形成和扩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批判的资格，至少应该首先进行自我批判。我说这些，是想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批判的“数学化”时代。数学式的计算思维统治了一切，纯粹的数字和量化成为我们生活中至高无上的衡量尺度。我儿子刚刚经过的就是被这样的标准裁决的一道关口。生活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命运似乎就在于能否和绝大多数人看齐，能否和这些无所不在的数字化标准通约，或者能否被它们“除尽”。作为一个受过人文教育并从事人文研究的父亲，我当然知道：分数不是教育的一切，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仅仅由数字来决定。可是，要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我很清楚：作为父亲的我首先得有勇气让自己的孩子做一个不能被这个“数字化时代”除尽的“余数”。

我承认，我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受益者。我决不主张绝圣弃智式地返回原始时代。但每当我看到报纸上不断有消息说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甚至博士生跳楼自尽时，心头总不是滋味。关键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追求“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做父亲？是让自己的孩子完全遵循时代的游戏规则从而做“数字化”的牺牲品，还是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关心他们人格的健全和情感的需求，从而让他们甘冒变成社会“零余”的危险？

但愿我这样说只是危言耸听，因为毕竟可能存在着许多中间道路或折中的办法。这让我想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至今读起来，不仅没有过时感，反而更觉得耐人回味：觉醒的父母，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