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人不易，做女性领导人更难
一位女性领导人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你可能会想到撒切尔夫人，要有标准的腔调、过人的智慧、强硬的铁腕；也许会想到默克尔，她以物理学硕士、化学博士的身份转入政界，沉着冷静、严谨务实；也许还会想到昂山素季，她在多次的软禁、抗争中，仍坚持带领缅甸走向民主......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特质，她们被称为「铁娘子」，她们得以成为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
非洲也有这么一位铁娘子，而且与前面几位「铁娘子」比，她丝毫不落下风。
她就是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2006年起任西非小国利比里亚（Republic of Liberia）总统。
上任的时候，瑟利夫已经66岁，这位祖母级的人物年迈、矮小。
但12年后，所有人都佩服她的所作所为，称其为「非洲铁娘子」。
《时代》（Time）杂志发表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女性「100位年度女性」榜单，瑟利夫入选。
图片来源：Time
01
为什么她是「非洲铁娘子」？
瑟利夫上任时，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落后国家。当时的利比里亚刚刚经历了长久的独裁统治和两次血腥内乱，经济缩水90%，人口减少接近十分之一。
这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来说，都极具挑战。
被称为「铁娘子」的瑟利夫，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将是一场漫长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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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瑟利夫在12年的政治生涯当中，不仅使已经陷入混乱和衰败的国家稳定起来，而且将国家带入了经济正轨。
要想做到这一切，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2006年，在瑟利夫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利比里亚已经因为战争成为了「重债穷国」，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在战争前的贷款由于战争无法按期偿还，产生大量利息。
当时，利比里亚的债务约有49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倍，几乎不可能偿还。但是，如果不偿还，利比里亚又永远不可能回到正轨。
敏锐的瑟利夫意识到，这个「死结」有可能被打开。
一方面，当时给利比里亚贷款的商业机构和国家，已经对利比里亚偿还债务的能力没有期待。实际上，就算完全不还，也在它们的意料之中，只是利比里亚的国家信誉会面临危机。
于是，瑟利夫开始与相关政府与机构谈判，希望能够减免一些债务。
瑟利夫的奔走换来了转机，美国率先减免了利比里亚的债务，以97%的惊人折让率，使12亿美元的外债成了可偿还的3800万美元。加上其他各组织的减免和注销债务，到了2009年，利比里亚的债务总额已经从49亿美元减少到了17亿美元。
不过，17亿美元对于利比里亚仍然是天文数字，瑟利夫还需要再想办法。
瑟利夫又将目光转向了国际组织，只要符合一定标准，利比里亚可以依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倡议免除一些债务。
当然，在此之前，利比里亚最好能将债务继续降低。既然从原来借债给利比里亚的国家和机构中无法降低，瑟利夫就向另一些组织求援。
其实，早在2007年，她就开始双管齐下，从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八国集团那里得到了超过3亿美元用以偿还债务。
当然，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虽说借债给利比里亚的国家和机构对其偿还能力没有什么期望，一些国际组织也希望帮助这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但要想让别人帮助，首先需要自己的改变。
利比里亚需要让全世界意识到，自己一定会走入正轨，瑟利夫要凭借政策让国际社会放心。
她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2016年，瑟利夫成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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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利比里亚沉疴遍地，瑟利夫承诺要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修缮基础设施。她没有像非洲大多数政客那样只是说说，而是积极实施，并且立竿见影。
2010年，她签署《信息自由法》，允许公众访问政府网站所拥有的数据，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这一做法不仅在西非是首例，在整个非洲都极其罕见。
另外，瑟利夫也没有忘记社会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改善。
她呼吁政府优先发展教育、保健的政策措施，并用政令保证所有适龄儿童都可以接受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
同时，她与NGO合作，创立了一个名为「瑟利夫市场妇女基金会」（Sirleaf Market Wowen's Fund）的基金会，用以支持女童识字就学、小额信贷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她还推动了反强奸立法，将一切形式的强奸定为刑事犯罪，扩大了强奸的定义。
这一系列做法，相当于持续给战后社会注入了稳定剂。瑟利夫也因温和、亲切的形象，充满人道主义的政策，被支持者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妈总统」（Ma Ellen）。
这样的一些政策，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利比里亚的希望之光，利比里亚由此开始了良性循环，政策越与国际社会接轨，债务免除得越多。
于是，利比里亚在2010年后彻底走上经济的快车道，GDP年增长超过7%，从最初的政府年度预算只有8000万美元，到2011年提高到了5.16亿美元。
这些成就，让她在2011年的大选中得以连任，并与另外两位女性共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11年，三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右至左分别是：前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瑟利夫，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也门政治家塔瓦库·卡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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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了解利比里亚，人们也能从瑟利夫这12年的总统任期中看到政治奇迹。
拯救将衰落的国家，或是把国家带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任何一个成就都足可以称之为伟业，何况她一下子完成两项。
如果考虑到利比里亚的特殊情况，瑟利夫就更加了不起。
02
为何沉疴遍地
利比里亚是个很特殊的非洲国家。
大航海的最初时光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主要在西非一带进行贸易和殖民，利比里亚东边的科特迪瓦被称作「象牙海岸」；科特迪瓦东边的加纳被成为「黄金海岸」；而利比里亚在那个时候，也因为盛产胡椒和谷物被称为「胡椒海岸」或「谷物海岸」。
然而，1816年，美国殖民协会（ACS）掀起了一项运动，开始让美国的有色人种迁往利比里亚。
美国殖民协会由当地基督教派中的少数派和一些奴隶主构成。他们或是致力于解放黑奴，或是害怕黑奴叛乱，认为将一些黑奴送回非洲，能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1822年开始，大量的美国黑奴被送到利比里亚。
这些黑奴中，有的是奴隶，有的是已经被解放的自由民。被送到利比里亚的有色人种，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同意回到非洲，这当中不乏从小受到美国教育的人。
利比里亚的特殊就在于此，某种意义上，它是由「美国人」建立的。
这些来到利比里亚的有色人种，十分清楚被压迫和奴役是怎样的感受，于是将利比里亚当做是一个实现理想的地方。
利比里亚的建国，一开始就具有乌托邦的光芒。它也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共和国，国名利比里亚（Liberia）中就带着「自由」（Liberty）与「解放」（Liberated）。
1847年，从美国回来的利比里亚定居者们，依据美国的《独立宣言》制定了宪法，立刻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十几年后，也得到了美国的承认。
到这里，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
然而，由于利比里亚的奇特性、复杂性，也使得这个国家一经建立，就难以摆脱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美洲-利比里亚人和本地利比里亚人的矛盾。
利比里亚的土著人，占总人口数的90%以上，民族多样，包括克佩尔、巴萨等数十个民族。在美洲裔利比里亚人的统治下，土著人的生活艰苦，不被允许与美洲裔利比里亚人通婚、被迫出卖土地，反抗也数次被镇压，只能做一些低端工作，成为美洲裔利比里亚人的奴仆。
在19世纪利比里亚建国后，虽然采用了民主制度，还学习美国的辉格党（Whig Party）建立了真辉格党（TWP），但这个利比里亚最大党却完全由美洲-利比里亚人组成。
从1877年到1980年，真辉格党执政了超过一个世纪，这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由于反对党派根本无法形成气候，真辉格党的党内决定几乎就决定了政府和国家行为。
长期的一言堂，使得民主名存实亡。
美洲-利比里亚人形成了一个阶层，完全凌驾于占据人口多数的本土利比里亚人，他们渗透进国家的所有部门，开始对本土利比里亚人进行压迫。以往美国奴隶主压迫他们有多狠，他们压迫土著就有多狠。
最初的理想，已经完全抛诸脑后。
瑟利夫曾在自己的自传《前途无量的孩子》（This Child Will be Great）开头写过：
「利比里亚在西非突出部分，拥有43000平方英里湿润而青翠的土地，比俄亥俄州稍微大一点，是一个拥有伟大历史的小国。来自16个民族的350万人口说着英语和16种土语。除了偶尔的洪水，利比里亚从来没有飓风，地震，干旱等天灾，更多的，是人祸。」
她说的「人祸」，其实就是美洲-利比里亚人的所作所为。
在20世纪中期，时任总统杜伯曼（William Tubman）曾想弥补美洲-利比里亚人和本土利比里亚人的矛盾，也获得了一些成效。
不过，好景不长，杜伯曼的继任总统托尔伯特（William Tolbert Jr.）开始面对巨大的种族撕裂。
事实证明，杜伯曼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他担任总统时期，大量本土利比里亚人进入政府部门，这相当于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杜伯曼死后，美洲-利比里亚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本土利比里亚人进入政府，就是「让农民进入了厨房」。
托尔伯特面对的是，本土利比里亚人认为他在平等上做得太慢，而美洲-利比里亚人则认为他步子迈得太大。
争端终于在1979年爆发。
当年4月，托尔伯特政府宣布要提高大米价格，伴随着对真辉格党独裁专政百余年的愤怒，抗议与示威此起彼伏，许多的无辜群众被暴力对待、伤亡惨重。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强人——塞缪尔·多伊（Samuel Kanyon Doe）出现了。
在大米事件爆发后的一天夜里，本土利比里亚人多伊带着十几个士兵潜进了总统府。
枪声弹影中，来不及逃走的托尔伯特被击毙，多伊也顺势占领总统府，宣布政变成功，成了利比里亚有史以来第一个土著总统。
1980年4月12日，塞缪尔·多伊手持对讲机，宣布成功推翻托尔伯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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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利夫的政治生涯就开始于这样动荡的年代中，而等待她的还有更多、更强烈的混乱。
03
疯狂的年代
瑟利夫的身世特殊，她的父母都是本土利比里亚人，她的童年时期，还没有杜伯曼的政策，因此瑟利夫一家的地位很低下。
不过，瑟利夫的父亲后来遇到了「好时代」。在杜伯曼执政时期成为了第一个本土国会议员，这改变了瑟利夫一家的贫困，也使瑟利夫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
瑟利夫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农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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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瑟利夫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结婚后曾去往美国进修会计学、公共政策学。
这样的背景让她有着一种双重身份：在思想上，她和美洲-利比里亚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她又出身土著。
学成归国后，瑟利夫就在财政部工作，当时已经是托尔伯特担任总统了。
托尔伯特赏识瑟利夫，使她成为了财政部长。但是很快发生了政变，多个内阁部长都被枪杀，瑟利夫则侥幸躲过一劫。
这个时候，土著身份的瑟利夫，其实完全可以继续她的政治生涯，加入多伊政府。她也的确接受了新政府的职位，短暂地成为了利比里亚开发和投资银行的行长。
但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流亡。在她心中，多伊政权是非法的。
塞缪尔·多伊，利比里亚第一位土著总统。多伊在任期间残暴不仁，将前政府官员赤裸绑于海滩上示众，电视台记者因碰上多伊心情不好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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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是逃到了美国，然后去肯尼亚。在这些地方，她任职于世界银行、花旗银行，生活过得很体面。
1985年，当瑟利夫听说利比里亚将举行第一次大选，她立刻辞去了工作，回到利比里亚。
她加入了反对派「利比里亚行动党」（Liberian Action Party），准备竞选副总统之位。根据BBC的统计，当时虽然反对派获得了大多数选票，可当时多伊掌握着权力，暗箱操作了一番，继续连任。
愤怒不已的瑟利夫发表演讲，讽刺多伊政权，转头就被安上了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所幸，国际社会的发声，瑟利夫被释放，却也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
1986年，瑟利夫从狱中被释放，鼓励自己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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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比里亚国内就在多伊的独裁统治中水深火热，他的前助手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建立起了「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在1989年底攻入了利比里亚，引发了利比里亚第一次内战。
多伊被推翻了。
他死前遭到酷刑，耳朵被剪掉，死后被剃了光头裸体示众。
而在1997年的选举中得以连任的泰勒，开始和以前的盟友罗斯福·约翰逊（Roosevelt Johnson）闹翻。
于是，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爆发。
查尔斯·泰勒，利比里亚最知名、残酷的独裁者之一。
图片来源：The Africa Report
连续的独裁暴政、连绵不绝的内战，将本就矛盾重重的利比里亚彻底带向了难以挽回的局面：
城镇里的学校、医院、道路都被毁坏，基础设施一团糟；
大量的军阀割据，毒品泛滥、土匪横行；
从未上过学的娃娃兵肆虐，他们年幼无知、却残忍暴虐，奸淫妇女、枪杀路人，犯下一桩桩难以启齿的罪行……
以利比里亚内战为背景的电影《疯狗强尼》（Johnny Mad Dog），描绘了一群从未受过教育的娃娃兵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的残酷故事。
图片来源：《疯狗强尼》
十四年的内战摧毁了利比里亚，造成了超过20万人死亡，过百万人成为难民。如《卫报》（The Guardian）所写：
「它不只是场像观察家们描述的战争，更像是场世界末日般的堕落和暴力的爆发。」
（Less a war, as observers described it, and more an apocalyptic explosion of depravity and violence.）
这个原本就被视为上帝抛弃的地方，战后更是集结了暴力、土匪、疾病和随时爆炸的地雷。
在这样的糟糕中，还有一部分人身处更糟糕的境地，就是妇女。
男性在外打仗，总戴着橘色头巾的市场妇女却在维持着国家的经济。可在这漫长的内战中，有70%的女性遭遇过性侵，阴影挥之不去。
因此，2005年，当瑟利夫在竞选中表示，会将「将母亲的敏感与情感带到总统职位上」（bring motherly sensitivity and emotion to the presidency）时，鼓舞了无数的利比里亚百姓。
2005年，瑟利夫在首都蒙罗维亚举行竞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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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和平，怀抱着这样的希冀，瑟利夫打败了有「世界足球先生」之称的乔治·维阿（George Weah，现任利比里亚总统），成功当选总统，成为整个非洲第一位女总统，被看作利比里亚的希望。
2017年，瑟利夫卸任。前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阿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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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女性领导人的难处
疯狂的年代中，瑟利夫没有堕落，担任总统之后，她也没有疯狂。
这对于利比里亚，甚至对于非洲来说，已经非常不易。
在瑟利夫之前利比里亚的总统，或是长期坐在位置上不愿走，或是被残忍地杀害，不仅没有人愿意遵守任期，而且都无法完成和平交接。
瑟利夫出现在国家最危难、最混乱之际，力挽狂澜，使得利比里亚走入正轨，这实在体现了她人格的闪光之处，也是她被称为「非洲铁娘子」、得到诺贝尔奖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说瑟利夫是完美的政治家，也不是说现在的利比里亚已经是一个好国家。
瑟利夫执政时期的利比里亚，是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最猖獗的地方，其死万人数将近5000人，是西非死亡总数的一半。显然，瑟利夫的公共卫生政策并没有改变这一切。
2014年到2015年，埃博拉病毒肆虐利比里亚。在这样的环境下，卫生官员们依然贫困，难以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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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作为国家支柱的铁矿、橡胶价格在瑟利夫时代不断下跌，利比里亚虽然已经没有了战争，民众的生活却仍然极端贫困。
在利比里亚，130万人处于联合国标准的「极度贫困」中，8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
女权主义者们批评瑟利夫是伪女权，认为她并没有在议会中推动女性法案。瑟利夫对此反唇相讥，一度名声受损。
而且，在瑟利夫最关注的腐败问题上，她仍然没有给出良好的解决方案，从真辉格党执政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利比里亚的腐败都极其严重。
甚至，就连瑟利夫自己也卷入到许多裙带关系的丑闻之中。
2019年，她的儿子查尔斯·瑟里夫（Charles Sirleaf）被曝出曾通过非法印刷价值7500万美元的当地货币，被指控蓄意破坏经济。
从这些角度来说，瑟利夫远远不是完人。但作为深刻改变利比里亚的女性领导人，她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她是伟大的。
她一路走来，并非总是带有光芒，但无疑为人们展现了她的正直和勇气。
在多伊非法取得政权之后，她曾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了接受新职位，但却最终选择了流亡，这一选择就不是多数人有勇气做出的了。
同样，在多伊政府举行选举的时候，她本可以在外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毅然决然选择回国，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的选择。
更不用说，她怒斥多伊，遭到软禁，还有她经历两次内战却选择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
这其中每一次选择，都需要无比的勇气。
瑟利夫不仅有勇气，也有足够的智慧和现实感。她使利比里亚走出战争阴霾，并使其不必为外债而困扰，这需要智慧；她面对利比里亚土著与美洲移民的撕裂，以及女权主义的非难，则需要现实感。
她知道哪些是应该尽快推进的政策，哪些是快不得的，并把握好分寸，这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是难得的。
当然，她一个人远不能完全使利比里亚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国家。
利比里亚内部的族群问题、疾病与贫困，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都指向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瑟利夫到社区里向人们介绍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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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乌托邦的构想与暴力的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利比里亚需要的是对民主制度、法治的全面完善，需要的仍然是一个能够充分保证民众权利的制度。
想达到这些，利比里亚道阻且长。
瑟利夫开了一个好头，能够走多远，取决于利比里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