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筑，是指民间自发建造的传统风土建筑，具有民间浓厚的乡村农家小院气息。中国乡土建筑包括乡土住宅、祠堂、寺庙、文教建筑、商铺、作坊等。乡土建筑本质上是乡土性在其岁月流逝中，乡土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外在显现。
中国幅员辽阔、民俗各异，传统村落各地不同，乡土建筑更是千变万化、十分复杂。一个个村落能反映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特色。基于建筑功能，可以将乡土建筑归纳为住宅、寺庙、祠堂、书院、戏台、酒楼、商铺、作坊、牌坊、小桥等。这些建筑都与几千年来中国各地的乡土生活密切相关。
中国南方汉族村落中的祠堂往往引人注目。南方很多单姓血缘村落，村落管理、议事、发展、经营都与祠堂密不可分。所以祠堂建筑本身，以及祠堂中的仪式、祭祀等活动都值得去研究。
而在中国北方的村落，更让人关注的是寺院。北方单姓血缘村落较少，人口来源复杂，而寺院是村落管理、生产和社交的重要场所。书院的功能也与寺院相似，既是学堂，也是知识分子聚集、交流和议事的场所。
在面对自然时，乡土建筑常会借鉴风水理论。风水中有一种理想的空间布局和生活方式，对村落发展影响巨大，只是我们今天对古代的风水理论所知依然有限。在历史上越是偏僻，越是落后的村落，今天旅游发展便越好。如今旅游很少触及村落文化，对建筑文化也很难有深入表现，因此很难提供独特旅游体验。现在的旅游开发是全国村落“千村一面”，似乎所有村落旅游都在谈绿色蔬菜、有机农业、养生休闲。城市人口数量取决于农村的粮食产量，从五代开始，中国的疆域已近极限，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提高的背景下，农村越来越难以供养逐渐增加的城市人口。新增人口逐渐被疏导至农村，只能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粮食产出，虽然生产效率降低，但却能供养更多的新增人口。
宋代之前，政府常常通过地方官员课税。但随着农村人口越来越多，村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边远，若依然依靠官员管理，便会导致冗官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宋代之后，中央不再通过官员深入农村收税，而是通过乡绅阶代理人管理农村。这样让每个村落都有相当大的政治自主性。
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朱子理学逐渐成为显学。很多宋代儒学家如朱熹、陆九渊等，最开始都是地方学者，他们的学术流派在当时也并非正统的官方儒学，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宋代学者大多在农村隐居、讲学，最初只是希望在一个个村庄中实现他们的“理想国”，其努力多有个人色彩。
直到南宋末年，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新的儒学潮流能够有效的管理地方社会，这种新的儒学才被提高到官方儒学的高度，才有了“宋明理学”的兴盛。由此可见，元明清三代中国的儒家文化，也有着很深的农村底色，中国农村其实也有着相当的文明高度。
江西铅山鹅湖书院，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鹅湖之会”所在地。由此可见，中国自宋代之后，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在向农村倾斜，“逆城市化”背景下，国家越来越偏向农村，导致中国农村数量极多，农村比例比欧洲、日本高出许多，农村经济成熟，政治结构完整，文化水平也相当之高。这便是中国乡土建筑的背景。在浙江西部，有一类建筑，主要活动空间在二层，二层宽阔、高敞、梁架粗壮且雕饰繁复。需知在浙江夏秋季节，二层较热，并不适合居住，人们通常居住在一层，这些建筑为何在二层起居呢？村民们说二层用来喝茶、祝寿或听戏，但真的仅仅如此么？徽州明代民居当中也有类似的建筑，1950年代刘敦桢先生考察徽州时便已发现，同时指出明代《鲁班经》中也有类似建筑剖面，说明此类民居在当时比较普遍，而从现存实例能够发现，类似建筑在明末清初大量出现。在徽州清末别厅也有一种类似的建筑，二层也比较开敞，视野和装修较好。这些别厅是徽商为了晚年养老而特意建在中轴线之外的建筑，主人年老之后常在二层自娱和读书，饭菜需仆人递送。与此同时，这些建筑也是友人聚会之处，朋友们读书、品茶、凭楼远眺，便也需要窗外园林为此造境。在宋代衙署当中也常有类似形式的建筑——“燕堂”，是官员们傍晚远眺、交游、赋诗、宴饮之处，宋代方志中常见相关吟咏之作。浙江宁波天一阁也与此类似，建筑原是明末官员范钦告老还乡的居所，范喜欢收藏古籍，并常与友人在此小聚，范去世后，后人为保存先人藏书，才将天一阁专用于藏书。中国乡土的楼阁建筑地域不一，时代不同，却有极为相似形制和功能，都是农村知识分子表达情怀、志趣的所在。此类建筑最常出现在南宋和明末这两个宴饮之风盛行的时代，在明初期和中期，清中期和晚期却不再建造。这与各个时代不同的士人风气关系密切。南宋、明末士人重交游，且多浪漫气质，清中期士风大变，朴学盛行，有着浪漫气质的“楼上厅”遂不再建造，已有的被改造成住宅。浙江建德新叶村的村民说，他们的祖先因誓不降清而住在楼阁之上，不再下楼。这正是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在《赠沈歌叙序》中“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与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的行状。这样一座建筑，在明末是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表达，在清初便是知识分子民族气节的表现。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很常见弧形山墙，在广州称为“镬耳墙”，福建和浙江称为“观音兜”，在四川等西南省份又称为“拉弓墙”或“猫拱背”。这样的山墙在各地有不同的意义，有的说是风水作用，有的说是吉祥寓意，有的说是房主人身份的象征，可这样的山墙真的那样“中国”么？显然不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从柬埔寨吴哥建筑到越南中部的占婆建筑，以及印度南部泰米尔建筑，均有类似的山墙存在，其年代也比中国的弧形山墙早很多。中国南方弧形山墙不仅借鉴了东南亚印度教寺院的形式，语音也有延续。弧形山墙在广东被称为“镬耳墙”，“镬耳”在汉语粤方言中读作“wo yi”，在福建、浙江的名称“观音兜”，吴方言读作“kuo yin”。在马来语中，印度风格的庙宇被叫作“kuil”或“koil”，而在泰米尔语中“kōyil”或“kōvil”就是庙的意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语音和语意的演变。
垂花柱是另一个例子。这种建筑构件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闽南、台湾、潮汕、西南省份及北方丝绸之路之上。在印度、中亚和中国的石窟都有以柱子不落地的形式表达建筑飘浮的例子。今天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的木构神舆，依然用丝织品做成漂浮柱子的样子，这些与中国大陆木构垂花柱有着相同的渊源。
中国乡土建筑的很多常见元素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中亚地区存在联系，因为旧时工匠是流动的，并不局限于一处。以广州为例，广州地区建房因较多使用石灰，不宜在天气潮湿的3至5月、7至8月施工，秋季建房最为合适。而中南半岛建房同样选在旱季（12月至次年4月），马来群岛的旱季是5到9月。
中国工匠依靠南海季风，常会游走于中国、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上的城市，三地的“建筑季”拼合在一起，也恰好形成一年。历史上有很多传教士记载中国工匠在东南亚建造的事迹，闽南工匠也曾垄断雅加达、马尼拉等地建筑业。清雍正年间开始，粤海关需向内务府进贡广东局匠师，这些匠师专门为皇帝制作家具，风格中多有西洋样式，这与匠人们在东南亚广泛游走也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