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伟哉！董大

按：今年5月12号是董健教授两周年忌日

谨以此文寄托弟子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董大”是董健老师的绰号。我不知道这绰号的本义，从未打听过它的本义，也不知道何人所名，只是从我来南大读书伊始，就眼见过有人当面这样呼喊他，董老师似应非应、不喜不怒、从容应对，似乎不十分情愿接受、也无必要拒绝这个谑称。我作为他的亲学生，按说,不应该给他开这个玩笑,显得我“没大没小”（山东俚语）。但是，除此之外，我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形容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与他亦师亦友；何况董老师从不介意别人怎么说他，也不介意他的弟子是否尊重他、仰视他，他对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者反而不屑，他一直倡导、鼓吹和身体力行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在这方面，他毫无疑问是中文系里的老大，也是南大的老大。

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届工农兵学员，1973年入校后不久便认识了董健老师，知道他是山东老乡后更是主动与他攀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来南大时的思乡之情，一些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年轻人往往这样；董老师就是我在南京认识的第一个“家乡人”。他担任我们班“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自然有不少密切接触。他那伟岸的身躯、浓重的胶东口音，或开怀大笑或横眉冷对，不掖不藏的直率性格，都成了我的似曾相识，倍感亲切无间。特别是他家搬到南园之后，距离我寄寓的九舍很近，不仅在校园里可以常见，溜到他家蹭饭吃也是常事。

董老师主政中文系的风范，算是最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董老师主政中文系后大刀阔斧，整顿学风、严肃校纪，以教学科研为中心鼓舞士气，中文系面貌为之一新，堪称引领学校文科风气之先，为中文系日后发展理顺了各种关系。中文系在学校文科发展中的强势地位也由此开始。

当时的系主任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职称评审了。评审工作启动了，我和他在系办小楼（赛珍珠故居）门前相遇，他劈头便问：“赵宪章，你申请讲师还是副教授？”我不假思索地回应“讲师”，并说自己的《申请表》已经填好了。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身上楼回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没想到的是，学校批下来竟然是“副教授”，自己有幸被破格了！当我向董老师表示谢意时，他却说：“你不要感谢我……我之所以给你争取副教授，是因为你当初的表态让我满意；否则，如果你急吼吼地申报副教授，我反而不会给你争取了。”——看！这就是董老师，“董大”脾气！

董老师的执政能力被曲钦岳校长看中，系主任不到两年就晋升为副校长。这是对他的肯定，应当高兴才是，但是我不但没有感受到他因此而开心，反而经常在我们面前释放怨气，或者自嘲。例如，他说他在学校做官和做系主任很不一样，那是真正的“衙门”，自己每天的行踪都要听秘书安排……；他说学校就是会多，初到学校开会多很不习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再后来呢？如果哪天没有会，反而自己不习惯了……；他还说自己如果长此以往，业务荒废了，多有不舍……。这些话听多了，我们有时会提醒他：“董老师，此类牢骚，也就私下说说吧，不要在北大楼（校行政楼）到处张扬。”他听后总是一笑了之；我想，“董大”脾气是憋不住的。好不容易熬到任期，还没等到续任者接班，他就提前个把月搬离了北大楼，从此回到专业，不再上朝。——这就是“董大”副校，他从没有把“做官”当回事。他的心思不在这儿。

董老师不把“做官”当回事，但为学校“做事”却有板有眼，认真负责且思路清楚。特别是学科和队伍建设，是他做副校时最倾心的方面。当时整个学校、乃至全国的状况其实差不多，都面临青黄不接、人才断层之窘境，关键是看谁主动，谁主动谁就可能占头筹。南大最早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奠定了文革后较早起飞的基础。我之所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缘自许志英老师（时任系主任）和我（时任副系主任）经常晚饭后一起散步，有时会在散步后去董老师家喝茶聊天侃大山（我们仨住处很近）。我们的聊天侃大山可不是“张家长、李家短”之类，话题多是文艺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趣闻轶事，更多的是分析全国主要中文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考虑哪些知名学者会对我们这儿感兴趣，哪些学者有可能被我们引进，以及引进他们的策略及待遇等。由于这样的散步和聊天持续多年，我从中受益匪浅，深切感受到学者间的话题竟然如此高大上，与引车卖浆之流大不一样，与老大妈扯家常不一样；与时下一些学者在一起多谈论项目、获奖、花帽子、拉关系也不一样。

一次，我从成都开会回来，晚饭后照例约许老师散步，告诉他G老师有意来南大。他说“好！马上到董大家去。”董老师听我详细介绍后喜形于色，第二天就得到曲校长的恩准，并指示人事处副处长樊道恒同志具体负责。于是，我和樊处无暇顾及当时火车堵路（八九春），混乱之际在“南京-成都”往返两次，很快完成了任务。G老师来南大报到后，董副校长亲自设宴，席间交谈甚欢，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送别G老师“最后的晚餐”也挺有意思：G老师深情告别说，“我知道我是不能如愿了，但是你们几位为我和小雨忙前忙后，着实让我们感动。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达我的谢意，只会画画，每人送你们一幅吧。”然后首先面向董老师问道：“董校长，你喜欢什么题材的画啊？”“钟馗打鬼！”董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自己的喜好。

董老师任副校期间对南大的主要贡献还是对师生、对学科、对整个南大文科的保护。他敢说、敢干、敢负责，顶住各种压力使学校免受或少受冲击，尽己所能为南大的学科和队伍建设营造安静环境。一天，同样是我和许志英老师晚饭后散步，同样溜达到他家喝茶聊天侃大山……突然，许老师提出一个伟大建议：南大应抓住当前难得机遇延揽人才……如此这般地给董老师描述了他的设想。董老师听后又是喜形于色溢于言表，连说“好！”“好！！”“很好！！！”，第二天就向曲校长汇报，不久便在《光明日报》用了四个版面刊登《南京大学招聘启事》。这次南大招聘和调动G老师一样，最终结果都不理想；尽管如此，南大在全国塑造了大胆改革开放以及“爱才如命”的形象，至少算是非常成功的广告策划。

董老师让我崇拜的还在于他写有一手好文章。无论对陈白尘、田汉等作家的专人研究，还是现当代文学史与戏剧史方面的学案分析，研究对象在他的笔下都是鲜活的“这一个”，可以和读者展开交流对话，而不是行将就木、呆若木鸡、等待审查或宣判的行尸走肉。当然，最具文采的还是他的短文，不仅思想敏锐、深刻，而且才华横溢、收纳自如。可以说，像他这样思想和文辞兼擅的教授并不多见。特别是他晚年的那些投枪匕首，切中时弊，留下许多“金句”，至今仍在学界广为流传，为学人所称道。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董大”！他不仅做行政大刀阔斧、理解人生大彻大悟、处理人事豁达大度，更有做学问之大笔如椽。他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气。他以坦荡率真的个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铸就了一座丰碑——当代文人的丰碑，照亮了过去、洞悉着未来。

伟哉！董大，哺育我的恩师、我崇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