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平：我与车马灯

我与车马灯

唐志平

（一）

接近年关，野鸡坪乡下有朋友打电话来，问今年春节期间打算回家乡群兴村组织耍车马灯么？他说，自从我定居县城以后，村里一直没人组织，每年春节车马灯偃旗息鼓，若再不“抢救”，将几近失传了。对此，我只能如实回答：前两年确实萌发过春节回乡“重操旧业”的想法，但每年一年到底都甚忙，来不及筹备；且因多年的“痛风”影响，腿脚不太利落等原因，只好“临阵退却”。面对当前“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这个愿望今年又要落空了。

车马灯是一种传统民俗表演形式，在江西赣南全南县各地均有流传。我们邵东的车马灯起源于明代，流传至今有600多年历史了，据传这个习俗是朱元璋“血洗湖南”后，随南迁邵东的江西人带过来的，只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糅合了当地的民俗习惯和民间曲调，表演形式更具湘中的地域特色。

耍车马灯也叫走马灯。一般由数十盏马灯绑扎在木棒上，每人手举一盏，排成长长的队伍，队伍中穿插有分别化装成红、黑“花脸”的两位“骑马”老生，两位“乘坐”在花车上的“车子姑娘”，由两名短衣“车夫”推着（一般由一男一女两位小朋友扮演），“车子姑娘”（花旦）一手提灯笼、一手拿手帕。队伍中还有插诨打科、活跃场面的“罗瞎子”“波奶几（调皮的细伢子）”“王婆”“晚妹子”等角色，同时扎了许多“故事”，如《西游记》唐僧师徒取经、《白蛇传》一男两女三位主角，还有《文王访贤》《姜太公钓鱼》《朱买臣卖柴》和“老汉背妻”（假人背真人），以及一大群装束各异的“鲤鱼精”“蚌壳精”“乌龟精”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目不暇接。加上至少一、两套锣鼓，几支唢呐、几把二胡等乐器伴奏，一支完整的车马灯队伍至少要50——60个人左右，有时多达80甚至上百人。上门表演时一般先是“排灯”，即挨家挨户问候请安，然后“窜灯”，最后面对堂屋左右“排阵”。表演的主题是四季耕作和民间风俗，除走马灯，包括“滚簟子”“半边月”“窜8字”“大开门”“四角定子”“九曲黄河”等耍灯表演外，还有“打课子”（念顺口溜送祝福）、唱调子、演小戏等。唱调子是由两位花旦（“车子姑娘”）和与之戏耍逗乐的“三花子”共同完成，即唱“杨花小调”，都是些地花鼓情歌小调，表现祝福、喜庆、爱情、劝世等内容，曲调有《拜年调》《四门求财》《四季观花》《闹五更》《五更陪郎》《五更留郎》《五更子溜》《十打》《十送》《十月子飘》《十个果子》《十双鞋子》《十月探妹》《十月望郎》等。唱的最多的无疑是人人都爱听的男女对唱《四门求财》，又叫《打四门》：“打开东门进财宝，金银财宝滚进来。滚进莫滚出啰，滚一个满堂红。左手开门郎是金鸡叫，右手开门妹是凤凰啼。郎是金鸡叫，妹是凤凰啼。石榴子开花红呀红彤彤。摘一朵石榴花，忙往我妹头插。插起乖不乖啰吔？两位妹妹好人才！干哥哥爱不爱啰吔？爱得我也爱你，怎么得拢来？只要我干哥哥爱，为妹挨拢来，挨拢来，挨拢来，爱玩的爱耍耍到您贵府来吔！”

车马灯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三国时候刘备麾下关羽、张飞、赵云营救甘糜二位夫人的典故。车马灯里表演“骑马”的红脸黑脸两位丑角，对应的就是关羽张飞，中间打“花子”的“四哥哥”，原型是赵云。两位“车子姑娘”，对应的是刘备甘、糜二位夫人。举马灯的“大部队”，则对应当年打着火把的士兵。

作为邵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车马灯，主要流传于野鸡坪、简家陇、杨桥、火厂坪、砂石等地。邵东车马灯历史悠久，在解放初期十分流行，据家父介绍，当时在野鸡坪、高楼、高桥三个地方就有群兴老黄土坝、仁风高山头、中山苍场屋、高桥堆头、高楼建华等好几支车马灯队伍。而其中数野鸡坪镇群兴村老黄土坝的这支车马灯队伍最为出名，一是参与人数众多，二是地花鼓表演和“课子”打得最好。其中有个细节常常被我们村的老一辈津津乐道：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銮公祠有个白大劳、白大庚两兄弟，都是一穷二白的单身汉，但都特别喜欢耍车马灯。某年正月的一个雪天晚上，车马灯队伍踏着厚厚的积雪挨家挨户上门“拜年”，在过一个田坝氹的时候，负责打大锣的白大劳脚底一滑，摔倒在地，打小锣的弟弟白大庚忙伸手去拉，白大劳当即摆手拒绝，硬是坐在雪地上打了一记大锣才起身。他是生怕起身的功夫耽误了这一记锣，其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样的车马灯队伍自然大受欢迎。

那时农村没有其他的文化娱乐，只有过年时的舞龙灯、耍狮子、走车马灯才让人乐呵乐呵。尤以耍车马灯最为闹热，参与耍灯的人多，一路追随观看的人也多。

（二）

入夜，远远地看到夜色中一溜灯光蜿蜒而来。“车马灯来了！车马灯来了！”大伙奔走相告。大老远，那独具风味的锣鼓声和高亢嘹亮的唢呐声就把人们从各家各户吸引出来，聚集到生产队的大禾场坪里。“快点准备炮火！”“快点准备茶水、香烟！”就在人们相互打听、翘首等待时，长长的车马灯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村子。于是，整个村子都沸腾了。禾场坪里锣鼓喧天，唢呐声声荡气回肠，灯光把夜色赶得无影无踪。

开始耍车马灯了。先是“窜灯”，几十盏彩灯引着一长串“车”“马”和“精怪”在坪里绕来绕去。一时间，彩灯如龙，“战马”嘶鸣，“彩车”翩跹，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场边锣鼓助威，场外笑语喧哗，那情景，让年味浓得像一坛陈年老酒。

“窜灯”完毕，排好阵容，就开始表演节目。先是戴着礼帽、插着鼻须的“花子”上场“打课子”，即用顺口溜即兴表演自编的段子，一是拜年讲些吉利话，二是插诨打科表演一些“荤段子”，大多通俗易懂，风趣幽默。随后，“花子”和两位“车子姑娘”唱些“杨花小调”，或表演一些折子花鼓戏。内容难免有些粗俗，可听起来却别有风味，往往让人开怀大笑，还能警世育人，劝人为善。

1983年秋季，才19岁、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我，在曾经就读的“母校”野鸡坪乡锦河学校当“孩子王”。临近春节，听父母说起年轻时参加耍车马灯的乐趣，便萌生了组织一个车马灯班子的念头，和本村应聘在同校担任工友兼厨师的白德文闲聊时谈及此事，不料竟一拍即合。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说干就干，当即去向当时担任乡文化辅导员的父亲请教。父亲担心我们都还年轻，缺乏经验，难以取得群众信任，便建议我们邀请了本村年过花甲的宁银青老人和人到中年的宁佑元、宁石成一起“加盟”，由表叔宁佑元负责牵头，一个五人班底就这样匆匆组成了。当即分头行动，从村里的信用会计手中贷款500元，从供销社买回32盏马灯，从村里的山上砍回30多棵小树做马灯把，2根楠竹做“马头”和排灯、提笼，然后找村里远近闻名的“多面手”——人称“九爷”的集石匠、木匠、篾匠、砌匠于一身的尹如升，让他扎一红一黑两个“马脑壳”（即马头），糊四盏排灯、织两个彩色“提笼”，还要为每盏马灯扎上用红、绿纸剪成的“花朵”。

我们一边联系制作道具，一边物色演员。首先是确定几位“车子姑娘”，我们通过先争取家属的支持，动员了正当妙龄的尹青君、尹青娟两堂姊妹“出山”担任“主角”，然后又多方游说，说服了邻村简家陇乡培兴村姚家屋经常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好友姚其林，和我才17岁、正在杨桥学木工的大弟唐志超，以及隔壁生产队也在学木匠的宁志勋三人同时“反串”饰演“车子姑娘”。对于这个新鲜“行当”，这伙人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好在有文艺工作经验丰富的父亲唐星照和擅长花鼓戏表演的伯父唐新家连续好几天夜以继日的指导、排练，练习演唱一曲曲民间小调，学做一些表情达意的交流动作，大家很快便“进入了角色”。

“窜灯”这个环节至关重要，千万不可忽视。为此，我们请出了80多岁的五保老人宁松生一爷，和年逾古稀的石成晚爷与鸿发二爷，在黄土坝大屋的生产队晒谷坪现场指挥“排灯”，并训练车马灯专用的“锣鼓牌子”。吹唢呐、拉二胡的是在乡建筑公司担任会计的表哥宁玉华和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乡电影队放映员王再安……在高亢悠扬的唢呐伴奏下，饰演各种人物的“角色”和掌排灯、举马灯的人排成队伍，连续好几个晚上练习“窜灯”，1984年的大年除夕之夜都排练到深夜11点。

功夫不负苦心人。大年初一晚上头一次“出灯”，反响良好，村里的老人们都说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尽管不是很熟练，但当晚参与人数多达80余人，大的阵脚没有乱，现场气氛相当热烈。特别是由几位年轻伢子“反串”的“车子姑娘”，几乎让人以假乱真，从举手投足到演唱“女声”小调，都看不出破绽，赢得了村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老黄土坝的车马灯真好看！”连续出灯几个晚上后，人们口口相传，每天下午四、五点就有不少人闻讯赶到黄土坝大屋，等着我们出灯。其中本乡大联村祝山堂和简家陇乡大坝村鲤鱼殿的两伙年轻人几乎每个晚上都来“追灯”。

“狮子”舞到正月十五“上座”，即只能耍半个月，而龙灯和车马灯，按习俗可以耍到二月初八才“灿灯”即“收灯”。但因当年正月天气不佳，初十以后，常常雨雪交加，出灯断断续续。直到正月十六，我们应邀去皇帝岭林场黄瓜棚“出灯”，途经简家陇乡堆头街上时，遇到当地的一班车马灯队伍阻拦，并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我们的车马灯演出只好草草收场。

（三）

头年耍灯，我还是“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基本上只起了个发动、组织、踩点、带队的作用。虽然我不通乐理、不识简谱，不敢上场唱调子，但对于大多由伯父唐新家和人称“华山爷”的“夜歌师”宁华山即兴念出的“打课子”很感兴趣，多次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5年春节，出不出灯又摆到了议事日程。不出，表示我们认怂了；出，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首先是原来的牵头人宁佑元表叔已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再没有精力牵头，其次是宁银青、宁石成都表示退出。那么，只有我才能挑起这个“大梁”。于是，我将堂弟唐福安拉了进来，我们重新“组阁”了领头人员，其他都是“现马现鞍子”，经过短短数天的筹备，正月初一准时出灯。

此后的每年春节，我除了全力组织车马灯人马外，还负责提前踩点选定每晚的出灯路线。除了周边乡、村，我们还应邀到简家陇、皇帝岭林场、佘田桥、杨桥等乡镇表演。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据初步统计，我们村参加耍车马灯的家庭大约达80%左右，甚至有不少家庭全家出动。

我在车马灯队伍中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既负责抓总，又担纲“主演”，带头饰演“打岔”的“三花子”——唱调子看似“小菜一碟”，而对于我这个缺乏音乐细胞的“五音不全”者，实乃“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而在一般人看来需要很高专业水平的“打课子”，对我来说不算太难，一是我嗓门大、声音洪亮，压得住阵；二是我当时正在学写诗，略懂“十三辙”，会押韵。在初中时就上舞台表演过打快板、三句半的我，自然不会怯场。我既会表演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一些传统“段子”，又会根据当时场景即兴现编现演一些“顺口溜”。如我们到乡政府耍灯时，我摇着彩扇大摇大摆地上场，脱口而出：“莫敲锣、莫打鼓，听我花子讲几句。我是一个大老粗，从小冇有读过书。父母送我去读书，我捉到麻怪学阉猪。如今上场来打岔，搜肠刮肚讲不出。有人笑我“二百五”，有人骂我“老糊涂”。花灯耍到乡政府，硬着头皮讲几句。乡政府，我清楚，里面住的是干部。去年工作搞得好，名字上了光荣簿。带领村民勤创业，帮助百姓来致富……”一溜“段子”数出来，在场的乡干部听得乐呵呵的，立即封给我们一个大大的“红包”。

如果说我的组织能力和口才尚有点值得称道的话，应该得益于我多年来组织耍车马灯练出来的“功夫”。1986年底，经人介绍，我与爱人胡玉莲相识相恋，1987年农历9月26日结婚时，我问她当时在野鸡坪供销社初次见面时，为啥看着我笑，她说原来看过我耍车马灯时扮过的“花子”，幽默风趣令人记忆犹新，不禁莞尔一笑。看来，是我扮演的“花子”赢得了妻子的芳心。无独有偶，同样是擅长饰演“花子”的姑表兄宁玉良，也是因其妙趣横生的表演赢得了小他好几岁的妙龄少女姚琴香的爱情。在我们周围，因为车马灯而结缘的还有货车司机宁芳香和“车子姑娘”尹青娟，年轻屠夫尹文明与“晚妹几”姚健华，这两位帅哥都是因扮演“姜太公”而“钓”得美人归。

为了将车马灯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传承发扬下去，每年春节，我放弃休息和走亲戚，牵头组织村民成立车马灯队，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为宣传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搭台唱戏。直到1993年春节，因几个扮演“车子姑娘”的少女要么嫁人，要么转行学唱花鼓戏，几个“反串”小伙年龄渐大都相继退出，车马灯差点耍不下去了。紧急关头，怀孕在身的妻子胡玉莲“挺身而出”勇挑重任，并动员邻居何顺淑和正在读职业高中的宁卫小姑娘参与进来，才让这一年的车马灯从正月初一耍到正月十五，一晚都未间断，而且几乎每晚都是通宵达旦。为了方便起见，所有服装、道具干脆放在我家堂屋中，每晚在我家前坪出灯。1994年春节，又是这三个“车子姑娘”让“摇摇欲坠”的群兴车马灯班撑了下来。妻子玉莲对我的支持令我尤为感动，他每晚既要当“车子姑娘”，还要为随身带去的才半岁多一点的儿子劭举喂奶。

当然，连续10年的车马灯班子，后面的6、7年更得益于举头灯的人称“八爷”或“八师傅”的简家陇培兴村人尹进成，其干劲十足，每天下午带领妻子和才几岁的儿子早早地到场候场、组织，并动员了不少邻村人参与“顶灯”或“扎故事”。

1995年，我们似乎“耍油了”，也就是说“耍腻了”，纷纷打起了“退堂鼓”。而就在这危急关头，多年来一直参与“骑马”的邻村黄家村单身汉宁寿求，自告奋勇组建了“崇德堂车马灯班”，其实除了举灯、打锣鼓的，其他“车子姑娘”“花子”和唢呐师傅，甚至举领头排灯的“八师傅”都是从外村请来的，这样坚持了3年，就再也无法维持。大约1998年春节，同样是车马灯的“忠实粉丝”、仁风村谭家屋的谭顺求接过了车马灯的“接力棒”，组成了“仁风村车马灯班”，也只维持了短短两三年。虽然这两支队伍我都应邀参与，但积极性远不如从前。当然，这两支车马灯队伍逐渐式微，远没有我们群兴村的影响大，一是因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参与者越来越少；二是农村“空巢家庭”多，加上打牌、搓麻将、玩游戏等娱乐项目增多，观众也越来越少。

大约在2001年以后，我们这儿就基本上看不到像样的车马灯了，直到前几年元宵节，在县城昭阳公园举行的“元宵喜乐会”上，才断断续续看到了火厂坪镇和砂石镇组织的车马灯表演，但从队伍规模和服饰、化妆、乐器伴奏等方面来看，离传统的车马灯班子专业水平相差甚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为了让邵东车马灯这门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起码不至于“销声匿迹”，我不禁在此呼吁：“邵东车马灯，何日君再来，且重振雄风？”

【作者简介】唐志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湖南邵东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邵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车马灯表演艺术传承人。有诗歌（含歌词）发表于《诗刊》《词刊》《诗潮》《草原》《湖南文学》《延河诗歌特刊》《辽河》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文学专著《乡风四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