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希夏邦马峰

2018年4月15日，中国民间攀登者张梁、罗静来到希夏邦马峰（简称“希峰”）大本营，进行个人第14座8000米雪山（简称“14座”）的攀登。二人在同一支队伍中，该队伍由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下属的雅拉香波探险服务公司组织而成。5月14日，因天气与线路等原因，二人止步于海拔约7950米处。随后西藏体育局宣布希夏邦马峰2018春季登山季结束。

最后一座8000米 希夏邦马峰

希夏邦马主峰位于西藏聂拉木县境内，是唯一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独立山峰，距珠穆朗玛峰约120公里。希夏邦马主峰海拔8027米，中央峰海拔8012米，在世界14座8000米级山峰中排名第14位。

1964年中国登山队10名队员站在了希夏邦马峰海拔8027米的主峰，至此完成了人类对世界上最后一座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在此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希夏邦马峰并不对外开放。戏剧性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民间攀登者攀登的最后一座8000米山峰也是它。

希夏邦马由于山峰角度原因，从北坡方向看去会产生视觉偏差，觉得中央峰最高。早在2008年，张梁就攀登过希峰中央峰了，当时一起攀登的还有王静和王石等人。王静、王石并没有14座的攀登计划，而张梁或许那时对14座的攀登计划还并不清晰。大家对希峰主峰和中央峰的认知都不深，更主要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开展希峰攀登业务的西藏圣山高山探险服务公司（也是目前事实上唯一一家可以在西藏境内从事全面高山攀登业务的公司，简称“圣山公司”），一直以攀登中央峰为希峰登顶目标。而国际上仍然把登顶主峰作为完成希峰的标志。

对于罗静为何把希夏邦马作为最后一座8000米山峰，我们可根据2017年本刊举办的线下活动“金犀牛live”以及2018年3月，罗静参与本刊一档人物采访中所述，找到原因。

早在2015年，罗静便打算攀登希峰，并尝试与圣山公司沟通相关事宜。当时圣山公司负责人次仁桑珠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攀登者要求登顶主峰，需求不大，所以公司只以中央峰为登顶目标，不开放主峰的攀登。经过讨论，圣山公司仍然认为现在不是对外开放主峰的时机，但告知罗静先完成其他8000米山峰后再说。2016年罗静攀登卓奥友峰时，再次与桑珠聊起希峰攀登事宜，他表示还需要开会讨论，结果依然没有通过。

2017年是罗静8000米攀登高产的一年，随着布洛阿特峰的登顶，罗静的最后一座8000米只剩下了希夏邦马峰。同年9月，罗静再次和桑珠沟通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正在筹备珠峰攀登，目前无法确定。之后圣山公司反馈2018年珠峰攀登人数比较多，时间、人力、物力较紧张，希峰攀登恐无法成行。

辗转到了2018年2月，罗静去见了西藏登山队前队长、西藏登山学校创始人，也是圣山探险登山服务公司发起人、现西藏体育局副局长尼玛次仁，再次表达了希望今年春季攀登希峰的意愿。尼玛局长最终表态可以开放希峰，但只能攀登中央峰，主峰就不要考虑了。锲而不舍的罗静再次与桑珠沟通，最终桑珠答应可以攀登主峰，但因情况特殊，国内登山者只允许罗静和张梁两人攀登。

如果没有人数限制，也许这次国内攀登者刘永忠和静雪等也会参与其中。14座的攀登概念近年在国内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加之对登山认知的提升，大家对攀登希峰主峰的意愿变得很强。另一方面，国内8000米以上高海拔山峰的商业攀登，因地域、政策和历史因素，除圣山公司外其他公司很难进入，市场缺乏正常的竞争机制。圣山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讲仍然属于管理型而非商业意义上的服务型公司。对于突然出现要求攀登主峰的攀登者，較之以往成熟的中央峰路线，显然圣山公司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或许是罗静、张梁的攀登历程和影响力，也许是希望顺应市场需求而有所改变，圣山公司这次同意了希峰主峰的攀登。

攀登成员

参加这次攀登的有中国和国际两支队伍。中国团队由8人组成（后勤保障人员不计），总指挥为雅拉香波探险服务公司经理旺青索朗，负责在前进营地进行统筹与调度。攀登成员张梁、罗静，各自有两名向导——次仁顿珠、旦增、次旺阿律和云丹伦珠（旦增和次旺阿律来自2018年成立的高山向导户外探险公司，前身为西藏马卡鲁户外探险公司;次仁顿珠和云丹伦珠来自2013年成立的雪鹰高山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司。旦增和顿珠分别为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四位向导均由雅拉香波探险服务公司雇佣作为本次攀登队伍的向导）。除队员和向导外，罗静原计划带一名自己的极限摄影师，但由于圣山探险公司不同意，最后罗静以18万元的价格在活动执行方雅拉香波公司聘用摄影师旺堆随行拍摄。

国际团队方面有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攀登者和5名夏尔巴人。其中两名夏尔巴人为罗静在之前国际攀登中的搭档及向导。

之前罗静与桑珠沟通今年春季希峰攀登事宜时，他表示由于今年珠峰攀登的规模很大，主要精力和人力都放在了那边。目前希峰还没有国际攀登队报名，这样大本营和山上如果只有你们一支队伍，风险会很大。桑珠比较客观，并提醒罗静，这次攀登如果要登主峰，其从中央峰到主峰的线路比较危险，要努力解决这段线路，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罗静便开始询问身边国际攀登圈的朋友，有谁可以一起来爬，希望能借此降低风险，提高登顶几率。既然桑珠给了他们这次攀登主峰的机会，每人40万的登山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那么就要竭尽所能争取一切利好的条件。

登山、分歧与下撤

从大本营到3号营地用了3天时间，基本是按计划进行的。分歧是从攀登到3号营地后開始的。国际攀登队与圣山公司的向导在3号营地出发的冲顶线路选择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为后来的下撤埋下了伏笔。

从中央峰到主峰这段横切线路难度大且不确定因素多，成功概率较低，这一点双方的看法一致。在大本营最终讨论出的冲顶线路是三个预案：预案一是走南山脊登顶，预案二是走北山脊至中央峰下方，再寻找合适路线横切至顶峰，预案三是到达C3，观察整体雪况后，再进行线路选择。但所有的预案都没有定死，还是要到C3看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来看看主要参与这次冲顶线路预案的都有哪些人，首先，代表圣山方面的旦增、顿珠;包括Nurbu、Sanu在内的5名夏尔巴人以及国际队的9名攀登成员。

这三个预案不仅来自圣山和夏尔巴的经验，9名攀登成员中，至少有三名攀登者曾攀登和登顶过希峰。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经验，为这次冲顶线路做了不少努力。包括对比了队伍中意大利攀登者马里奥的朋友提供的去年9月C3上面的雪况图片，进行分析。

到达C3，出发后，发现预案一线路情况不佳，遂被放弃。夏尔巴人觉得两山脊之间直上线路上的雪况比较理想，雪崩风险相对中央峰与主峰之间那段横切的风险要小，而且距离短。圣山向导则认为预案二北山脊线路相对成熟，有成功的案例，包括梅斯纳尔当年也是选择在中央峰下方横切过去的。新线路则存在雪崩风险，没有人尝试过。

最后圣山向导还是跟随了夏尔巴人走新的线路，但并不情愿。他们一直觉得当时天气不理想，积雪较深，认为积雪下方有冰面，担心会发生雪崩。最终在海拔约7950米处，争议再次发生。

当时雾气很大，能见度低，夏尔巴人Nurbu已经攀登至雪坡顶端的冰壁上，打下冰锥，准备登顶。圣山向导认为此举极端冒险，一旦发生雪崩，则会无人生还，表示不再前进。而其他队员和向导此时均在雪坡下面。这时罗静的摄影师旺堆与山下大本营中前来指挥救援失踪的保加利亚攀登者Boyan的尼玛次仁通过对讲机联系，表明山上情况非常恶劣，尼玛次仁当即决定立刻下撤，并表示当月20日左右仍会有登顶窗口期。

就这样，冲顶从凌晨2点多的C3营地出发，一路争议不断，到早上7点，沿直上新线路攀登至海拔约7950米，距离顶峰仅几十米处，决定下撤。

下撤决定并不是由总指挥做出来的。一般而言，决定下撤的应该是攀登总指挥。在这种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商业攀登活动中，总指挥需要掌握攀登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并据此做出相对判断和决定，这是所有行动的基准。

从当时的情形看，虽然圣山向导们与罗静及夏尔巴人一直就线路和当时情况存在分歧，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反映给这次攀登的总指挥旺青，大家仍在观望和争论。结果摄影师旺堆成为了事情下一步走向的关键，他向山下传递出了自己对现场情况的判断，前来指挥救援的尼玛次仁局长做出了下撤的决定，而前方的向导与在前进营地指挥的旺青未来得及做出实质性的决定。如果没有旺堆与尼玛次仁的联络通报，会发生什么仍是未知。

在雪山上，对于天气以及雪崩可能性等情况，不同经验和能力的攀登者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当作事实：罗静和夏尔巴人认为虽然当时天气状况不佳，但攀登仍是可行的;而圣山向导则认为当前状况继续前进会发生雪崩。两者都是根据各自经验做出的主观判断。作为圣山公司或西藏体育局来说，保守下撤一定是最佳决定。

从夏尔巴人过往的攀登经历看，也有中途下撤和未登顶的情况。而这次攀登，夏尔巴人认为并没有达到需要下撤的极端程度。虽然都生长于高海拔地区，也都各自有着丰富的攀登经验，但双方向导的成长环境和经历还是有不少区别。圣山公司的向导成长于国内运动管理体制下的攀登环境，夏尔巴向导则有更强的市场属性，优缺点各有不同。继续冲顶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都因下撤而没有发生，唯一发生并成功的就是所有人员均安全归来了。

攀登季彻底结束了

尼玛局长做出下撤决定的同时告诉罗静20日还会有一个登顶周期，但当她回到C3营地的时候，却惊诧与万般失望地被工作人员告知登山季结束了。

对于希峰登山季的关闭，普遍认为是受到了保加利亚攀登者Boyan失踪的影响。Boyan在单人攀登希峰失踪后，救援是更高层面自上而下推进的。作为西藏体育局负责人的尼玛次仁责无旁贷，亲临希峰大本营坐阵指挥。

如此的背景下，加之这支中外攀登队在攀登理念上出现的分歧，尼玛次仁最终做出了下撤并关闭登山季的决定。作为相关管理部门，宁可不登，也不能出现任何岔子，否则这个责任和压力更多是要由体育局来承担的。而登顶对于他们的意义，并没有像对罗静那样大。

罗静对安全的解读

罗静从2011年至今的攀登中，经历过雪崩、迷路、策略失误、与死亡擦肩等等令人胆寒的抉择瞬间，这让她对安全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登山本来就是高风险运动，既然选择了攀登，就要承担这个风险。在攀登过程中则需要在每一个细节上充分准备、仔细处理、灵活应变，例如向导的选择、天气的掌握、身体适应程度、团队成员情况等等，最终把风险降至最低。如果做不到这样，无论是否按照固定流程模板行事，过程中仍容易出现蝴蝶效应。待无法解决时，只能下撤。虽然安全的确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但不应替代过程中应尽的责任。

天气就是各种细节中重要的一环。罗静的团队去年开始从瑞士购买天气预报。实践证明，其预报非常准确，在她顺利安全登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此次圣山的天气预报来自珠峰和西藏方面。

5月9日、10日，罗静从朋友处得知14日天气不好。11日出发后，12日罗静告知了旺青这一情况。14日朋友再次发来信息提醒当天天气非常不适合冲顶，罗静安排朋友与旺青联系，看是否需要调整冲顶时间，但无果。

梳理整个攀登过程时，发现了这个关键点：在糟糕的天气情况下冲顶，是引發后来一连串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为了安全而下撤。

商业攀登中的不同选择

在这次攀登中，除了夏尔巴向导与圣山向导的分歧之外，罗静似乎也与圣山公司在运作方式、流程与安排上存在着分歧。

经过多年的攀登洗礼之后，罗静的自主性在不断加强，她习惯于根据自身体能状况来匹配适应的强度。从她成功登顶多座8000米山峰的经验中，可以发现，每次她都会前往C2营地并住宿一晚，以便更好地适应海拔高度。而从这次的攀登日记中发现从大本营到C1营地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进行。圣山公司在以往8000米的珠峰、洛子、希峰、卓奥友等攀登活动中，拉练只到C1的规定，也许正和罗静拉练习惯有所冲突。由于C1以上有氧气加持的原因，圣山公司都是规定当天只能到C1营地，没有必要前往C2营地适应过夜。

罗静登山时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她喜欢串营地和国际攀登者聊天，了解整个营地和每个攀登者的状况和他们对山况、天气以及攀登的想法;她愿意去关注修路进展，团队和物资等所有情况，厌烦躺在帐篷里，只等着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登山行程。她觉得这才能突破现在大家所说的保姆式登山。她之前攀登的十几座山峰，虽然都是商业登山，但自主空间很大，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各方面因素来匹配各自的拉练和冲顶计划。而这次“完全公司规定”的登山方式约束着她的行动能力，让她感觉“攀登起来很痛苦”。

如果选择多座雪山攀登，那么应该对登山过程和整体情况要有主动的了解与判断。登山是每个人自己的诉求，不能只是去完成一个山峰目标或一个数字，而应该去感知探究过程中的乐趣和意义。攀登形式决定着攀登的意义。在意识上面，罗静对自己有着这方面的要求。

但一般而言，攀登公司都希望客户完全服从自己的安排和管理，更何况对圣山这种管理属性更强的公司。毕竟他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无论是道义还是商业上。而类似罗静这样有着较高水平和丰富经验的客户，则多会选择从商业攀登逐步过渡到自主攀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积极努力地参与，不愿意把向导当作保姆，更希望是一种搭档关系，就像结组攀登中领攀和跟攀的关系。是从业方需要制定更市场化、多元化的服务产品，还是参与者应该遵守既有规定，在现阶段或许只能依靠双方相互更多的沟通与理解。

圣山探险公司与西藏登山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政策因素和历史成因，西藏高海拔雪山攀登资源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自由对接市场。即便像圣山公司这次聘请的旦增和顿珠向导自己所创办的登山探险服务公司，也没有独自在西藏开展攀登业务的权利。在西藏进行高海拔商业攀登，只有通过圣山公司方可进行。

随着近些年国内高海拔雪山攀登人群的增多，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海拔探险公司，如巅峰探游、凯途、高山沸腾、鼎丰探险等等。

每种方式都有其历史成因，也一定有着各自的优势与问题。如何能在体现优势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小甚至杜绝其问题，一定是西藏登山接下来要思考和面对的。

希夏邦马，也继续着我们的等待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