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到美剧，我们一定绕不过美国最大的付费有线电视台HBO。不管是像《权力的游戏》这样的架空历史题材，还是《西部世界》这样的科幻题材，甚至是《大小谎言》《我的天才女友》这样引起轰动的女性题材，背后都有HBO的身影。但如果要问，HBO在21世纪出品的最重要一部美剧是哪部？许多影评人和学者还会推荐的，一定是这部《火线》。美剧《火线》共拍摄了五季，从美国底层警察的视角，全景式记录下美国贩毒、教育、媒体和政治的困局。今天，硬核读书会请到知名译者陆大鹏，讲一讲他眼中的《火线》，以及《火线》背后的原著《凶年》。
《火线》是少数让我一口气看完的电视剧之一。在那之前，我可笑地相信自己的英语听力已经很棒了，但刚接触《火线》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自己的耳朵适应表现力极强、节奏和韵律有独特魅力的黑人英语。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是从《火线》才知道police这个词居然还可以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poh-leece！是这么读，没错。
美剧《火线》里的多米尼克·韦斯特和伊德里斯·艾尔巴。《火线》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它假装自己是犯罪剧，但其实探讨的是个人VS体制、自由VS社会规训等足够深刻的问题。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不喜欢它的人皈依，但我对已经看过这部街头莎剧的朋友提个建议——可以读读它的主要编剧之一大卫·西蒙的几部纪实文学，尤其是《凶年》。大卫·西蒙曾经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该报一度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但后来急剧衰落，《火线》最后一季的一个主要情节线就是曾经辉煌的报业的衰败与新闻伦理的败坏。1988 年，西蒙以见习警员的身份在巴尔的摩警察局凶案组待了一年（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embedded journalist），跟着警探们办案，了解美国治安最差、谋杀案最频发的城市之一的警探们如何应对西西弗斯式的探案任务。警察局除了一把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允许一个年轻记者跟着警探们转悠，而局长大人为什么同意呢？一种解释是，他老人家已经是脑肿瘤晚期。《凶年》不是福尔摩斯式的炫耀侦探高智商的古典侦探小说，不是《灵书妙探》那样的英雄冒险加恋爱故事，也不是《维兰德》那样的社会伦理剧。《凶年》贵在真实，这里没有福尔摩斯，也没有莫里亚蒂，有的是一个逐渐衰败和贫穷、毒品泛滥的蓝领城市里的种种肮脏和不堪。这里的警察满嘴脏话，满脑子变态的幽默；这里的罪犯往往是极其愚蠢的“脑残”，或者是麻木不仁的反社会分子；在这里，正义往往得不到伸张，案件往往不能顺利告破，犯罪分子完全可能逍遥法外，比如贯穿全书的小女孩被虐杀案虽然得到了“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的待遇，警方投入了超常规的人力物力，但始终是个悬案；这里的警局领导大多是精通“政治”的老狐狸，要求部下绝对忠诚，但随时可以把部下牺牲掉，丢车保帅；这里的“体制”莫名其妙，遍地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陷阱。《火线》的观众会对我上面的概括非常熟悉。《凶年》和《火线》毕竟是同一个宇宙的故事。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火线》并非《凶年》的改编，所以这两部作品的直接联系不多。我读完全书只发现了两个完全相同的元素。一是肥胖、爱在办公室看色情杂志、出口成章、喜欢恶搞、有着病态幽默感的侦探小组长、犹太人杰·朗兹曼。二是一个喜欢在赌博时抢劫赌资的小混混被枪杀。警察问：“既然你们都知道他会抢劫，你们为什么还允许他一起玩？”其他小混混惊愕地说：“我们必须让他玩呀。这是美国。”是的，就是《火线》第一季的开头。虽然警察方面只有朗兹曼这么一个在《火线》出场的人物，但我们在几十名警探的忙碌身影当中还是经常觉得似乎看到了淘气的吉米·麦克纳提等人的身影。《凶年》与《火线》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凶年》完全是从警察的视角讲的，所以不会涉及市政府、州政府、工会、教育体系、新闻界等纷纷崩坏的机构，也不会涉及有组织的犯罪。《凶年》中的罪犯大多是单打独斗，或者过失犯罪、激情杀人等，不会有巴克斯戴尔那样的大佬。所以，《凶年》是一个警察故事。而且，在描绘警察局时，《凶年》也不像《火线》那样黑暗和令人绝望。总的来讲，《凶年》对各级警务工作者的描写是正面的。跟随《凶年》中警探的脚步，我们也会对法医、庭审和陪审团等相关机构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如果你对法医技术和美国司法体制感兴趣，这本书也会对你有帮助，不过书写的毕竟是1988年，所以观者需自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大众传媒（本书里是电视，现在当然还有网络）对凶杀案及侦查工作的扭曲，让绝大多数人对其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而这一点在有陪审团制度的美国法庭上，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判定。比如在犯罪题材的电视剧里，杀人总是有充分的“作案动机”，所以深受电视影响的陪审员（巴尔的摩的陪审员往往没什么文化，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电视）会惊讶地发现，对于许多凶案，警察给不出作案动机，甚至对动机不感兴趣。警察只想证明某人是凶手，至于他为什么要杀人，警察不想知道。但陪审员就会觉得警察给不出动机就构成了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这就可能推翻警察认为铁证如山的案子，使得凶手逃脱制裁。这本书的叙述是线性的，按照时间顺序推进，而不是按照一起起案件的发展顺序来写；而且人物极多，仅戏份较多的警探就有差不多二十位，虽然有些人物形象令人难忘，但大部分其实面目模糊（这也是在所难免，毕竟这是一部严格的纪实文学，不可能像《火线》那样随心所欲地塑造人物）。由于这两个原因，这本书往往给人以庞杂而混乱之感，千头万绪、十分凌乱。但我觉得这不能算缺点，因为作者的视角是类似于摄像机的，他的观察是非常直接和自然主义的，对现实的描绘是活生生的，未经修饰、浓缩和提升。这样刚好能制造出真实感很强的气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巴尔的摩警察局凶案组警探的生活。对调查凶案的警探来说，与凶手斗智斗勇只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工作比较容易的一部分。警探时时刻刻都需要与警察局的“体制”作斗争，或者说想方设法找到与“体制”共存的方法。这是一般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很少谈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格外有趣。“体制”对警探构成的摩擦，或者说恶意，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我觉得里面有两个点特别有意思：统计和加班费。先说统计。《火线》的观众会对这一点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在统计上玩花招（juking the stats）是警察局一项司空见惯的活动。警察局像一家企业一样，要对员工（警探）的业绩（结案率）进行量化、评估和考核。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西蒙告诉我们“对数据的膜拜业已是所有现代警局的通行观念。只有当数据漂亮时，警监才能成为警长，警长才能成为总警监，总警监才能成为副局长；当数据很糟糕时，所有这些领导的晋升之路都会像一条污水管道一般堵住”。量化统计是管理手段，不是最终目的。说得理想化一些，警察局存在的意义是侦破罪案、将罪犯绳之以法、伸张正义。如何做到这些呢？那就是运用非常“科学”的量化管理手段。但是，既然领导用统计来要求下属，承受压力极大的下属又不笨，所以统计数字很快就成了大部分工作的最终目的。大家都围绕着数据跳舞，对这个邪神顶礼膜拜，反而忘了“初心”。那么大家想方设法地来作弊也就理所当然了。“巴尔的摩的数据还算凑合，这说明本市的警察基本上还算优秀且勤劳。不过，他们也会对破案率本身动些小手脚。如果有人胆敢指出这个数据不真实，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数据是真实的。”这句话太重要了！“没有一个数据是真实的”！我想这一点不用多说，读者朋友们肯定有自己的领悟。统计看似科学，其实往往与科学相距甚远。统计往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政治活动。警探如何对破案率的统计数字作弊呢？首先，“只要某案件有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算破案了。如果对嫌疑人的指控因为缺少证据而被放弃，如果陪审团不愿给出裁决，如果检察官决定放弃追究或暂缓追究，对警探来说，都仍然算是破案了”。也就是说，正义是否得到伸张，并不是考核警探工作质量的标准。标准是要抓人。统计作弊往往会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例如，“统计规则允许将几年前的案子列入今年的破案率。所以如果一个凶案组在本年度破获了100起案件中的90起，然后又解决了往年遗留的20起案件，那么他们本年度的破案率是110%”。这个结案率110%的结果貌似反常识，但好歹还能解释得通。下面这段，估计有职场经验的人都会心领神会，毕竟这是大家在做业绩报告、述职总结的时候都懂的。但大家应当想不到，警察局也是这么搞的。“你可以说此种行径完全是出老千，但警察们总是玩起偷天换日的把戏。如果那一年的破案率本身就够高，那么有头脑的轮值主管或分队警司会把一起在12月破获的案件移到下一年的1月，这会让他们下一年开年的数据好看些。而如果那一年的破案率不够高，主管们则会给手下两到三星期的缓冲期。在1月，警探们会着力解决前一年12月的案件，然后把这些案件计入上一年度的统计。通过这样的小窍门，凶案组的破案率通常都能提升10个点。”再说说警察的加班费吧。凶案组警探的工资不高，挣钱主要靠加班费和出庭费。而对于加班费的操控，是警察局里最重要的政治游戏之一。巴尔的摩警察局是全国比较穷的局之一，经费紧张，而巴尔的摩市的凶杀案很多，这意味着警探必须大量加班才能勉强跟得上罪犯的节奏。这样的话凶案组的加班费和出庭费往往会超出预算15万美元之多。所以在每年的特定月份，警察局必须尽量节约经费，免得超出预算太多。开源是不可能的，只能节流，所以要向加班费开刀。也就是说，尽量减少警探的加班。如何限制呢？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一位警探的加班费与出庭费总额超过了他基本工资的50%，就不让他参加轮值工作了。也就是说，只让他在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时间坐办公室（有可能是闲坐），不让他在这个时间之外接电话、接新案子。这等于是自断胳膊，自己主动减少人力。所以有可能出现闲的闲死、忙的忙死的情况。而忙的那些人也很快会因为加班增多，加班费达到基本工资的50%。这是非常无厘头的现象，导致凶案组的人手越来越少。上面两个例子，是非常“普世”的管理学问题，它们写的虽然是1988年的巴尔的摩警察局，但我相信今天的我们也是很容易心领神会的。不过要再强调一下，揭露“体制问题”并非《凶年》的主旨，《凶年》对警察局还是抱着莫大的善意和“理解之同情”的，对一线警察们的描述更是正面，但细心的读者也会察觉到，其中某位警察是种族主义者、某位是厌女症患者、某位是恐同分子。如果光看《凶年》的话，读者也许会感到惊讶，西蒙在看透这么多荒诞的体制问题之后，居然还没有变得玩世不恭，居然还能把警察局写得那么正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当然，在《火线》里，西蒙就放飞自我了，那里的世界更黑暗，或许也更“真实”。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新人文浪潮计划签约账号【硬核读书会】原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