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东周考古的新突破——陶寺北墓地发现“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刻铭编钟

近些年,两周考古发现接连不断,关于两周时期的政治、地理、封国、文化等研究层出不穷。最近发掘的襄汾陶寺北墓地,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藉此契机, 由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临汾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襄汾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两周封国暨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月5日至8日在临汾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吉林、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山西科研院所和高校的70余位学者、嘉宾。会议期间部分专家到襄汾陶寺北墓地实地考察指导,专家们一致肯定了陶寺北墓地的重要性,对墓地的性质、时代、葬俗、祭祀等方面发表意见,并对下一步发掘提出指导性建议。

图一  陶寺北墓地

  专家点评

  李伯谦教授  北京大学

  陶寺北墓地非常重要,从2014年发掘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要尽量大面积发掘,得出客观的结论,解决学术问题。

  赵化成教授  北京大学

  陶寺北墓地工作很到位,采用大面积揭露的方法,各种遗迹现象都揭露出来,布局非常清楚,有利于对墓地整体的认识。

  徐良高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看了陶寺北墓地后感到很震撼,比想象的要好。工作中注重多学科合作,多角度观察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解决问题,势必会促进两周时期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

  王辉研究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墓地很重要,通过大面积发掘全面获取信息。对人体骨骼全部提取,细致研究,通过疾病判断其生前职业、地位,有助于研究社会等级及组织结构等。

  马俊才研究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陶寺北墓地规模很大,发现非常重要,需要长时期的工作。Ⅱ区墓葬排列很有特点,大中型墓是核心,小型墓呈拱卫之势。小型墓葬人群的职业特点,和大中型墓葬间有着怎样的人身依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多学科介入,共同研究。

  梁云教授  西北大学

  工作规范,资料的提取科学,可以说是标杆式的工地。陶寺北墓地春秋早期南北向的车马坑和虢国墓地相似,其间是否有某些联系,值得研究。

  襄汾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万年前这里是丁村人繁衍生息的乐土,4300年前,这块丰茂的土地上又孕育出陶寺文化,崇山脚下闪现出最耀眼的文明曙光。近年来发掘的陶寺北两周墓地,重要发现频频面世,为雄浑跌宕的晋国史又谱写下新的篇章。

  一、秩序井然的墓地

  陶寺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崇山西麓,隶属于陶寺乡。陶寺北两周墓地位于陶寺村北约800米处,因近年盗墓发现。墓地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在24万平方米左右(图一)。2014、2015年对墓地初步勘探,探明各类墓葬1283座,车马坑8座。墓葬随地势大体由早到晚沿西北——东南方向排列。以南北向墓葬为主,东西向墓葬仅占4%。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

  2014~2017年在Ⅰ~Ⅲ区总共发掘竖穴土坑墓葬174座。

  2014年、2017年在墓地的西北部(Ⅰ、Ⅱ区)发掘墓葬138座。2014年在Ⅰ区发掘墓葬7座,其中大中型墓葬2座(1座被盗)。

  2017年在2014年发掘区的东南部(Ⅱ区)布方,发掘面积5600平方米,暴露墓葬230座,祭祀坑90个、车马坑3座(未发掘)。其中8座大中型墓葬(均被盗)集中在发掘区南部,分南北两排。北排M2009、M2010为东西并列的“对子墓”,规模最大,处于核心位置;南排6座中型墓,依次由西向东排列。小型墓葬非常密集,分布在发掘区北部,与大型墓葬有一定的间隔。目前已经发掘墓葬131座,祭祀坑70个(图二)。

图二  2017年Ⅱ区墓葬分布

图三  2017年Ⅲ区墓葬分布

  2015~2017年,在墓地中西部(Ⅲ区)抢救性发掘春秋晚期墓葬36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型墓葬4座自西向东排列,大中型、中型、小型墓葬多数集中于大型墓葬的北部(图三)。

  墓葬间没有打破关系,墓葬因等级的不同存在小的分区,大中型墓葬居中,小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周围。恰如《周礼·春官·墓大夫》所载:“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可见当时墓地是秩序井然,有专人管理、统一规划的。

  二、墓葬的等级

  迄今共发掘春秋时期大中型墓葬27座,小型墓葬147座。大中型墓葬一般一椁双棺,少数一椁单棺;小型墓葬个别一椁一棺,有的双棺,多数单棺,有的甚至无葬具。

  (一)贵族墓葬

  春秋早期10座大中型墓葬9座被盗,已经发掘4座。仅存的大中型墓葬2014M7仰身直肢,头北向。出土青铜器11件中,有鼎、簋、壶、盘、匜,纹饰以窃曲纹、重环纹为主。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有大量铜鱼、蚌贝、陶珠(图四)。

图四  2014XTM7

  还有玉覆面、串饰、玉饰(图五)等。2014M3、2017M2004、M2005盗洞内也有铜鱼、蚌贝等。M2004还出有1件春秋早期的铜鬲。《礼记·丧大记》载:“饰棺,……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鱼跃拂池……。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可见大夫以上身份的人,棺饰才可以有“鱼跃拂池”。 规模与之相当的其他墓葬身份亦应相近,属大夫阶层。2017M2009、M2010是Ⅱ区规模最大的一对夫妻墓葬,墓主人身份至少属大夫阶层。

图五  2014XTM7部分玉器

  春秋晚期13座大型、大中型、中型墓葬出青铜器,多数为东西并列的“对子墓”。4座大型墓葬为两对“对子墓”,2015M1、2016M2男西女东,随葬5~7件青铜鼎,均不是典型的列鼎,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远大于三鼎墓,属大夫阶层。 大中型、中型墓葬有四对“对子墓”。每对“对子墓”至少有一座出青铜器,青铜器组合一般为鼎、盘、匜、敦。2017M3017、M3018东西并列,东侧的M3017出有铜器鼎3件、敦2件、盘、舟、匜、甗各1件,还有车马器、武器等,另有陶壶、陶豆各2件,陶鬲1件。其西侧的M3018出有鼎、盘、匜等共5件青铜器,应是其夫人。赵歧注《孟子·梁惠王下》:“乐正子曰:君所谓踰者,前者以士礼,后者以大夫礼,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M3017墓主人生前身份应是级别较高的士。

  (二)平民墓葬

  春秋早期小型墓目前发掘133座,葬式为仰身直肢或屈肢,直肢葬约占29%,屈肢葬占71%。仅一座墓葬头西向,2座南向,余均北向。随葬品差别不大,一般为1件陶鬲,个别有小玉饰等。小墓中出有90余件陶鬲,此外还有少量石贝、石玦、石圭、玉玦等。墓主人身份应是平民。

  春秋晚期27座中、小型陶器墓中,有四座中型墓葬墓口长度普遍超过3米,随葬仿铜陶礼器鼎、鬲、豆、壶、鼎等,墓主人身份可能属于平民中的上层。其余小型墓随葬陶器组合有鬲、豆,墓主人身份是一般平民。

  三、跨越时空的亲子相认

  2017年在Ⅲ区发掘的M3011与2016M1是东西并列的“对子墓”,均为积石墓葬,椁上、下各铺一层鹅卵石,棺椁之间填满积石。

  2016M1位于西侧,墓口长6.6、宽5.4米,是目前发掘墓葬中墓口面积最大的墓葬。墓室的器物琳琅满目,出土青铜容器25件(图六)。8件青铜鼎中镬鼎2件,列鼎5件,鼎盖、腹、耳上多饰繁缛细密的蟠虺纹,腹饰凸弦纹的小盖鼎1件。盖豆4件,有的捉手、柄部为互相缠绕的镂空蛇纹。青铜鉴2件,腹饰散虺纹。方壶2件,长束颈,高圈足。壶颈两侧有兽形耳,颈上部为三周凸弦纹,颈部饰高浮雕鸟衔蛇纹。颈腹间以凸棱为界,腹部饰高浮雕双身蟠龙纹。还有鬲、簠、舟、盉、盘、甗等。乐器中铜镈8件,篆带间饰蟠螭纹,枚系半球状盘龙;石磬10件。车叀辖2付;陶鬲1件。玉器多为墓主人随身饰品。墓主人骨骼保存较完整,经鉴定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腹内怀有八个月的胎儿。

图六  2016XTM1东南角鼎、壶

  2017M3011位于东侧,墓口长6.4、宽5.1、深10米。墓室西北角有一长2.3、宽0.6~1米的盗洞。内棺上髹红漆,颜色鲜艳(图七)。棺椁之间的南、北部均有漆器,互相挤压变形,仅存红、黑色漆绘图案(图八)。目前仅清理了棺椁之间西南角及西侧的青铜器,多层叠摞,令人叹为观止。可见9件铜鼎,2件铜壶,铜鉴2件,蟠龙鼓座1件,器物的底部压有铜镈(图九)。11件铜鼎中2件镬鼎,7件盖鼎。鼎盖上均为三环形钮,腹部以凸弦纹间隔,有的盖、腹饰勾连云雷纹,有的饰蟠螭纹。2件铜壶形制相同,铜质精良,圈足,通体以饰夔龙纹的凸弦纹间隔为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填饰以云雷纹衬底,上下相错的浮雕式夔龙纹,底部饰一周变形夔纹组成的垂叶纹,颈部有一对衔环虎形耳。蟠龙鼓座圆形,中间是用于插鼓柱的中空圆筒,三条蟠龙龙首昂起,嘴衔筒口,身体相互盘绕蜿蜒而下。龙体上饰有鳞片,圈足直壁下有四个铺首衔环(图十)。甬钟在棺椁之间的南部,舞上饰雷纹。目前清理出8件大小相次的甬钟,有的叠压在车马器下,有的被压碎,其中4件钟的钲、鼓部可见清晰的文字,辨识出的有“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等(图十一)。棺椁之间的东部还有铜镞、铜斧等。

图七  2017XTM3011内棺

图八  M3011棺椁之间北部的漆器

图九   M3011鼓座

图十   M3011西南角青铜器

图十一  M3011西南部的甬钟

  墓主人无疑是位男性,生前是位大夫。一般情况下男性墓葬规模比女性略大,这对夫妻墓却是例外。M2016M1随葬器物比同是夫人级墓葬的2016M2多出一倍还多。M2016M1墓主人正当盛年,身怀六甲,不幸身亡,手握重权的丈夫悲痛之余,为亡妻举行隆重的葬礼,寄托哀思。考古人不意中揭示出二千多年前一个权贵家庭的生离死别。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体质人类学专家已经提取了胎儿的骨骼样品,若其父亲骨骼得以保存,有望进行跨越时空的亲子鉴定。

  四、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

  (一)春秋早期

  1.墓祭遗存

  从陶寺北墓地近几年的发掘情况来看,发现的祭祀遗存仅限于大中型墓葬,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尤其是在大型墓葬墓口北部的玉石器祭祀遗存,独具特色。2014M7北部距墓口0.2米处有长12米,宽6米的玉石器祭祀掩埋层(图十二),多为碎石圭,也有少量玉圭、玉璧、玉环、玉玦等。这些玉石器散置在地面上盖土掩埋,掩埋层叠压在墓口边漫出的含料礓的红土上,这种料礓是挖墓时取出的,后又回填墓里。2014M7人骨已朽不能鉴定性别,从随身玉器多串饰,无兵器的特点判断墓主人应是位女性。

图十二   2014XTM7祭祀玉石器

  2017年发掘区内,M2007东南部,M2008~M2010北部有祭祀遗存,多为动物祭祀坑。M2009、M2010(图十三)周边的祭祀遗存中,动物祭祀坑30个,多数集中在M2010的北部,个别在M2009的东北部、M2010的西部、西北部,小型祭祀坑很浅,基本在当时地面之上,大型马坑分布在小型祭祀坑的外围(图十四)。M2010北部墓口和小型祭祀坑之间还有玉石器祭祀遗存,因距地表较近,部分被破坏,有玉环、石圭等,其间杂有个别春秋早期的小陶罐、陶片。30个祭祀坑没有打破关系,殉马均在小型祭祀坑的外围,显示祭祀前对祭祀动物的位置是有预先安排的,不可能是多次祭祀的结果。可见棺椁下葬、墓室回填、随后在墓葬周边进行的一系列祭祀活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图十三  M2009、2010北部祭祀遗存

图十四   2017XT马坑

  M2010、M2009东西并列,M2009规模明显大于M2010,推测墓主人是一名男性,M2010自然是其夫人。

  陶寺北墓地2014M1、2017M2010墓主是女性贵族,作为女性本身应该难以享有如此大规模的祭祀场面。包山楚简中祭祀的人鬼即各代祖先中仅有一位女性祖先,可见祖先祭祀也主要是针对男性。因此2014M1、2017M2010祭祀对象只能是后土。《周礼·春官·小宗伯》载:“王崩大肆……既葬,诏相丧葬之礼。成葬而祭墓,为位。”清人赵翼认为:“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为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可能这种祭祀远不如在宗庙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庄严、隆重,对祭祀的形式、进献的祭品没有严格的规定,文献记载才很简略。

  陶寺北墓地中的玉石器祭祀遗存仅限于春秋早期的女性墓葬。这种针对某座墓葬的祭祀活动在当时并不是普遍的现象,仅见于部分贵族墓葬中,其中原因仍待研究。

  2.丧葬遗迹

  2017年Ⅱ区8座大中型墓葬中,除最东边的M2008外,M2001~M2007、M2009、M2010墓口的北部均有两个大致圆形的坑。M2010墓口北部的两个圆形坑(H236、H237)叠压于玉石器祭祀层之下。西侧的玉石器祭祀层被②层干扰,②层下即暴露出H236,东侧坑H237叠压于玉石器祭祀层下,可见这类坑形成于祭祀活动之前。《礼记·丧大记》载:“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碑用大木斫制,上面安有辘轳,以便系绳下棺。墓葬北部的圆坑可能就是用来立碑的,下葬以后,填土夯实。以上7座墓葬用“二碑”,与墓主人身份也是相宜的。

  (二)春秋晚期

  1.M3011中出土的卫国编钟

  编钟纹饰呆板,置身于精美的晋国青铜器中相形见绌。晋霸诸侯后,卫国是晋国的盟国,《左传·文公七年》载:“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这是史籍中晋国和卫国最早的结盟记录,直至晋定公九年(公元前503年)卫国叛晋。这套编钟就是在此期间流入晋国的。从目前清理出来的编钟看,皆有文字,这些不断面世的编钟带给我们的将是一段堙没两千余年的历史。

  2.春秋晚期“荒帷”

  2017年发掘的M3015、M3014是东西并列的“对子墓”,属中型墓葬,M3015出有青铜器5件,其中鼎、盘、匜、等各1件,敦2件,墓主人是士一级的低等贵族。M3014墓口长3.6、宽2.5、深4.5米,外棺南北两端局部暴露出红色的纺织品痕迹,应为“荒帷”遗迹。其上绘黑、黄色“巳”形图案,或即是两“巳”相背的黻纹(图十五)。外棺长约2.6米、宽约1米,目前高度不详。因荒帷附着于棺椁之间的淤土上,现场条件不利于荒帷的加固、保护,目前已经套箱提取。

图十五   M3014荒帷局部

  陶寺北墓地M3014中的荒帷遗迹,在目前北方地区两周时期是第三次发现,是唯一的保存较完整的春秋晚期荒帷实物资料,对东周丧葬制度研究意义重大。

  五、对墓地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凡可确定属姬姓贵族的墓葬,无例外都是南北向,这应是姬姓贵族墓葬葬制之一。”已经发掘的春秋时期贵族墓葬均仰身直肢,头北向,与姬姓贵族的葬制相符。M2005还有残存的铜翣,《礼记·檀弓上》载:“周人置墙、翣。”陶寺北墓地中的贵族墓因袭着周人的传统,大中型墓葬的主人应是晋国分封到此地的贵族。陶寺北墓地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伴随了晋国的兴衰,无疑是晋国的一处“邦墓”。

  从发掘情况看陶寺北墓地春秋早、晚期之间在葬俗、葬制上存在一些差别。春秋早期的车马坑是南北向的,春秋晚期才趋同于晋国贵族墓葬中东西向的车马坑,其中缘由尚待探究。春秋早期小型墓葬的葬式形式多样,头向有北向、南向、西向,葬式有直肢、屈肢,说明春秋早期墓地人群来源比较复杂。从2015年迄今发掘的春秋晚期36座大中小型墓葬均为仰身直肢,并不能认为这是陶寺墓地春秋晚期墓葬统一的葬式,因为偏重于贵族墓葬聚集区的抢救性发掘并不能反映出当时墓葬的整体面貌。侯马上马墓地中仰身屈肢葬多集中于西周晚期、春秋早中期,至春秋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随着晋国的强势扩张,晋国的生活习俗、文化教育也随之推广,人群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这也是晋国墓地春秋晚期葬俗上渐趋同一的原因。

  陶寺北墓地丰富的地下文物是填充构筑晋国史的宝贵资料,其中的墓祭遗存、丧葬遗迹、保存较完整的“荒帷”遗迹等,为相关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陶寺北墓地在晋国史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当时的社会层级结构、族群之间的等级差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附属关系、婚姻状况、家族形态等等都是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执笔:王京燕  崔俊俊  摄影:崔俊俊)

(原文标题:晋南东周考古的新突破——陶寺北墓地发现墓祭、丧葬遗迹,新出“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刻铭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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