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 | “为什么不能依赖口述史”，以及“为什么不能没有口述史”

贺萧（Gail Hershatter）

贺萧（Gail Hershatter），曾求学于美国汉普郡学院、中国南开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著有《天津工人，1900-1949》，《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等。

“为什么不能依赖口述史”，以及“为什么不能没有口述史”

贺萧

张颖、陈爽/译，蔡一平/校

01

找寻早期的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和中国农村妇女

我于1996年开始和中国学者高小贤一起研究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十年。我想特别提出的是，虽然我们合作进行这个研究而且我从高小贤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今天我讲到的对一些问题是我个人的探讨，高小贤不对我的发言负责。当时我想做这个课题最直接的原因来自于教学中遇到的挫折——虽然我们有细致的政治运动史，但我们并不了解政治运动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状况，更不用说政治边缘地带了。不少经历或参加那些政治运动的人依然健在。高彦颐和苏珊·曼的研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既是我的机会也是我的困难。我想，我们最好在这些宝贵资料消失之前开始研究。

在这些迅速消失的农村记忆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妇女的记忆。高小贤和我估计，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大约占中国总人口的40%。我们都知道，国家在劳动力和婚姻法方面对妇女的动员是相当彻底的。文字记载几乎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对国家施政的反应，她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社会、心理各层面她们有多大改变。但是，当我们以性别为焦点的时候，我们对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生活转折点的理解会产生什么变化？历史学家琼·凯利（Joan Kelly）曾经提出过这个著名的问题：“妇女也有一个文艺复兴吗？”而我想探讨的是：“妇女也有一个中国革命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时候？

带着这些问题，我和高小贤采访了关中和陕南的一些远离中共战时根据地延安的地方做了采访。令我越发感兴趣的是，陕西的三大地区泾渭分明，政治经济状况完全不同，但它作为一个省囊括了这些地区。关中和陕南不仅有地区差异，而相对早期延安农村改革对妇女的影响来说，这两个地区的状况又与此不同。我们搜集了大约70位60岁以上妇女，当中有不少已年过80岁；我们也采访了少数在合作化时期担任地方领导的男性；我们还搜集了已出版的资料以及陕西省档案馆和许多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

这项研究课题的一个方法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多种资料来了解过去。文献和档案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国家运动方针在地方的具体意义，以及家庭关系、正在消失的年代（被遗忘的事情）甚至一些鬼怪故事。由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许多妇女已当高龄，搜集口述史便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我们八年前开始这个研究课题时采访的一些人现在已经离开人世了。

今天我要讲两个采访片断。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提两个介绍性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历史学家对年代次序（chronology）的偏爱和与它的密切关系。然而在进行口述史课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官方年表是如何被改变、扭转、重写甚至反过来挑战国家的。我可以举些例子。比如，通常我们的受访者用“解放前”“解放后”来指1949前后。而“旧社会”一词，一般来说是“1949以前”的同义词，可是在我们的采访中，在不同村子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在一个村子里，“旧社会”指“1963年以前”。这个结论是我们在人们对具体问题的回答中发现的。在另一个村子，这个词却指“1982年以前”。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对集体化时期的不加隐讳的批评。这些人忘了“旧社会”是个贬义词。村民们用它来指代他们认为是自己生活中可以忘却的过去。这给收集口述材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要关注记忆的作用以及人们是通过什么来记忆的。虽然很多人对改革时期有诸多不满，人们还是通过改革年代来记忆合作化时期。改革代表了生活中物质层面的一个远大于合作化时期的变化。因而“旧社会”指的是“过去那会儿的事”，是遥远的过去。所以在收集口述史材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年表如何变成了一种批评（critique）。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人民出版社，2017年

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算是“事件”（event）。我们采访了一个村子，村民们给我们讲的历史是这样的：“我们编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我们'大跃进’的时候有公社。大跃进效果不行。我们在大食堂吃饭，不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分了地，然后情况就越来越好了。”在村民们的讲述中，没有60年代，没有“学大寨”。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70年代。没有令人困扰的改革时期。什么都没有。20年的“历史”没有了。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尝试着不同的口述史方法的时候，正好我们刚决定不在采访中提供太多的线索。我们就想了解他们过去的生活，看看他们把什么当做“事件”讲述出来。结果我们如愿以偿。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试图理解上述的采访结果，挖出了村子里现存的所有书面材料，看看这里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土地被重新分配了——这种情况在不少地方非正式地存在着；在大多数地区，政府在60年代中期让人们重新集体化。最后我们决定问他们：“'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有什么特别的吗？学大寨的时候呢？”我们把线索放进去这样一问，人们记起了很多细节。实际情况是，他们在60年代早期仍然是集体化。这就提出了定义“事件”的问题。也许人们比较容易认为，妇女是“家里的”，所以他们记起来的不过是大食堂、集体化以及结束大食堂制度之类有关做饭、进餐的事项。看看妇女的生育史，这段时期很多人生了四个，六个，七八个，甚至十个孩子。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对这些人来说不就是不停地做家务，不停地给孩子们做鞋？它的含义的确很难说。你可以讲述一个发展的历史，把集体化和取消集体化都看成是进步。就妇女们的讲述来说，两者都可以是好事。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像在中国史的课堂上那样只依赖一种叙事，因为有时候有些事会凸显出来，与教科书里讲的不一样。

02

为什么不能依赖口述史

这里我想讲两个采访片断。一个是“为什么我不能依赖口述史”？它基本上是关于“模糊意义”的。有时候采访后我们十分迷惑。我们采访的人当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叫张秋香的妇女。她在20世纪60年代是全国闻名的植棉模范，但50年代她就成了地区上的植棉模范。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恐怕已经有90岁了，不过她自己并不能确定自己的岁数。我们采访当中，高小贤一问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她就变得越来越冷淡，直到敌视我们甚至拒绝讲话。如果当时提问人是我，我一定会猜测；这准又是这个地方的“老外效果”，她不想讲给我这个外国人听。不过高小贤幼年和成年时期在陕西农村度过很长时间，她也同样地困惑。下面我要读的采访谈话是在高小贤和张秋香之间进行的。谈话记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不断恶化的气氛。以下是高小贤问张秋香合作化中遇到的问题：

高：互助组那时困难是啥？

张：人来迟一下，早一下。

高：来迟了你说他服不服？

张：服哩。

高：那赶初级社，高级社时困难是啥？

张：那说不完。那工作都有工作组哩。

高：遇到困难工作组帮干啥？

张：噢，帮助哩。

高：弄棉花时遇到的困难是啥？

张：那说不上来，那节节都有困难哩。

高：那时你都遇到具体的啥难处？你咋想办法克服的？

张：防虫，买药。那搞工作不会没有一点困难。

高：当先进，当劳模，有人打击你没有？

张：有。

高：屋里支持你不？

张：屋里都支持。

早先的采访中我们问到她丈夫对她50年代成为村领导有什么反应，她回答得却不一样：

高：那你那时成天开会，不在家，娃他爷对你有意见没有？

张：有，他不言，有时也骂哩。

不过张秋香有她特殊的经历：周恩来总理十三次接见她，毛主席九次和她会面。她从回忆往事的一开始就经常长时间的沉默。也不知道这是因为她的高龄，还是因为她容易疲倦，或是她的劳模身份彻底地占据了她的世界，以至于她已经无法脱离有关与周恩来毛泽东会面的记忆之外思考。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有些问题令她不快，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在她讲述自己生命历程的时候，她没有显示对什么人的特殊感情（比如她女儿，虽然她多次提到），除了对周总理以外。采访的突然终止（就终止到我刚才读的那一段），让我们尤其吃惊，因为克服困难的故事向来是劳模叙事的标准文本；我们的问题似乎没什么有争议或侵犯性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她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不仅有生存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属于劳模遇到的那一类困难，像防治害虫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受到攻击，幸好后来周恩来亲自过问，她才被恢复名誉；但是改革时期她生活在极度贫困当中，直到地方妇联对县政府施压：“这太丢人了，让前全国劳模住在这小茅棚里。你们至少也得给她盖间房啊。”所以，谁知道张秋香的心情呢？记忆中数不清的伤痕，对陌生人提起来太痛苦了。也许这才是她突然撤出了谈话的原因吧。也许又并非如此。这是我们无法解读的沉默。在学术领域里我们的那些目的——试图挖掘所谓“真正的声音”以及重现“被埋没的人和声音”的努力，曾激发了众多优秀的妇女学研究。这种努力冲击着我们无法解读的沉默。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一厢情愿地过分读解。这是我们要警惕的问题之一。

跨越政治运动年表的条框来书写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要求我们把运动所带来的语汇和诸多变革考虑进去。但同时，我们也要问：农村妇女如何去记忆的？她们学会了忘记什么？她们为什么不想重提一些事情？很明显，政治运动年表融入了她们对集体化时期的记忆中，但它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些记忆。有其他不同的时间概念（temporality）存在着。我想，一旦脱离了文字记载，运动年表立刻和其他时间概念交织在一起。正是这种在记忆中存在的“不纯的”混合物，给我们提供了书写新的20世纪50年代农村文化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03

为什么不能没有口述史

我想用一个直接说明“为什么不能没有口述史”的例子来结尾。口述史可以告诉我们文件无法讲述的东西。我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刘西罕的接生婆的。我会谈谈我从1955年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份档案文件里得到了哪些关于她的信息，然后从认识她的妇女那里又听到了什么。

刘西罕大约在1906年出生。7岁时她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因为她母亲是产婆，她也就帮忙接生。她14岁的时候嫁到了我们采访的村子里，在家织布。1949年以前她就开始从事接生。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国家对旧式产婆的再培训，并成为地方接生站的领导。据那份文件的记载，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其中无一例“四六风”，也没有产后疾病。她的消毒技术非常高，她的技术水平代表了新式接生术，她还会唱接生员歌。这份文件表明她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模范公民，特别是在当时不受农民欢迎的统购统销政策时的表现。她说服丈夫把粮食卖给国家。一位邻居骂她不该宣传统购：“刘西罕，你把我的锅提去，把我被子拿去，我要吊死你门上去。”但她还是继续耐心地劝导。刘西罕从各方面讲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新型女公民的典范。老实说，这份文件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从认识她的妇女那里听到的，是她接生了村里大部分的婴儿，而整个文件说的是她如何主动卖粮食给国家。

刘西罕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去世。记得她的妇女们关于她的回忆比文件里讲得更复杂。即使村里的妇女们赞扬她新式接生术的技术，她们也把她置于产婆的历史当中：产婆们处于生产时巨大的风险之下。村民们指出，婴儿出生不仅对产妇和婴儿来说是危险的，对产婆也很危险。他们不认为新式接生术可以免除这种危险。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接生站设立了而且刘西罕成了站长，即使消毒操作普遍起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接生的风险并未减少。人们告诉我们，刘西罕是死于接生。他们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她被找去接生；认为她自己接生的是个婴儿。一位妇女告诉我们：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后，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吓得那一晚就发高烧。第二天才给他屋里娃带信，这娃子去把他妈抬回来的，像这下午，嗯，像是我来这时候回来的，到下午四点，就没气了，就死了。哦，那个老婆呀，人家接生接得好呀，谁要是一喊，那应声得很呀，人家说那人受罪着了么，一喊，她说走就走。

这并不是刘西罕之死的完整故事。同一个妇女告诉我们，在她死前几个月的一天，刘西罕向她，就向她一个人透露了一个吓人的故事。这个人是这样讲述的：

还有那一年，她下来给我说，我到底都没敢给人说过，人家说：“风存呀，我都不敢说，你可别说哇，说了人家政府明儿斗我哩。那黑上有个人，小伙子，在她窗底下喊她：“婶子，给我接生。”说这两句，她说：“哦，来了。”她就穿衣起来，把那药箱子背上。

人家说那小伙子给它背上，就那……东坡坡那儿，回去后，没拿包包（药箱），上面写的有十字，划的那十字（红十字）。老婆回去了后，老汉到第二天说，呀，你那包包咋没背呢？人家说，那娃人家这样说，人家说生了娃子，人家说，娃，你给我倒一点儿水叫我把手给洗下子。人家说，婶子，那没有水呀，人家说我还没有啥给你做点吃的，我不吃。你叫我给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说没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头上擦擦，摸摸后，就回来了。她一个人回来的，回来后，她说她给人家接了个娃子，到第二天，人家我那叔叔说，那你那药箱子咋没见呢？人家说，哎呀，我昨黑上没拿，说那怎么没见你药箱子。那你都走哪儿走的，她说了，老汉去寻了。

在人家那家坟头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坟头上，那石头上，她吓得回来看数（只）给我说，她就不敢给别人说，给人家说，公家斗她哩，嘿，公家斗哩。吓得不敢说，这是迷信，给人家……给人家阴间接生去了，某老婆没多长时间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

在这个故事里，几个世界交叉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界线。像她同时代的接生员一样，这个新式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半夜出去接生。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给丈夫的回答暗示，她不愿意说出她怕的是什么，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出去过。但是，医药箱的确没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说明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带着医药箱到了鬼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然而她的恐惧不止这些。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所以她还担心她的恐惧会被当做迷信遭到批判。科学的世界冲击着这个接生员的一套旧观念。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几乎缄口不言（她只告诉了一个人）。可是不久以后，就像是阴魂不散的噩梦，另一个鬼怪又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这个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妖魔鬼怪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于是否重复的精神刺激加速了她的死亡。我们无法知道她自己是否把这两次给她带来精神创伤的接生联系了起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妇女们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技术，她对新法接生的投入，以及她的热情，还因为她是因为接生死的。就像采访对象说的，她“接生给死了”，而这个采访对象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个积极分子。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育龄妇女来说，生产的危险和不祥在50年代甚至90年代的记忆里就像消毒医疗器械的要求一样真实。她们的确有时候按国家时间概念生活——她们记得那些运动，并能激动地描述运动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但国家时间概念与其他时间概念共存，甚至对照其他时间概念来自我定义，而其他时间概念却并不因新的国家政权的降临而消失。知识、观念和行为以复杂的方式流动扩散；“国家是科学知识传播者”这一模式是无法捕捉这些的。这也表明，要真正历史地理解农村生育和接生以及整个50年代中国农村，我们不仅需要国家运动的全面记录，也需要考察妇女的记忆，或者，至少是她们愿意讲也能讲述出来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有口述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