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当年是怎样“视导”学校的?
——读《陶行知教育名篇》有感(3)
一、现在的“视导”是怎样的?
对于职业学校来说,隔三差五地就要应付一次来自有关方面的视导,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指的就是无论是哪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无论针对哪一项工作,只要发个文件,就可以对职业学校进行视导了。虽然视导的级别、内容是五花八门的,但视导的程序却是高度相似的:无非是听汇报、看材料、看实训基地、听课、开座谈会、访谈学校领导及专业负责人等,然后进行反馈。短短的一天时间,掐头去尾,真正用于视导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三个小时左右。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视导组还把时间压缩为半天,那么真正用于视导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但上级领导及专家组光临学校,学校没有理由不重视。于是,为了迎接每一次的视导,被视导学校都要动员全校上下,加班加点地做准备工作。据我所知,许多管理人员和教师颇有微词。
我绝不是简单地反对视导。事实上,有些视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工作。举个例子来说,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职业学校开始进行合格评估的时候,“迎评估,促工作,上水平”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视导的确起到了促进学校规范办学,督促主管部门对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予以经费支持等积极作用。近年来,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三项管理规范视导”、“德育专项督导”以及“现代职教体系教学视导”等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职业学校有关工作的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仔细梳理近年来的视导项目就不难发现,有些视导就有些偏离“促工作,上水平”这个方向了。视导的机制从“促工作,上水平”转变成了“定项目,定标准,定数量,定经费”。视导项目成为职业学校工作的主要抓手。对于这样的视导,被视导学校一方面怨声载道,一方面则不能不放下手头工作来争取“立项”,争取“达标”,争取认可,争取经费支持。从教育规律的视角看问题,这样的视导对学校正常工作造成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
二、陶行知当年是怎样“视导”学校的?
近期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到陶行知“视导”一所小学的实例。我一边读书,一边感慨万千。
闲言少叙,还是看看陶行知先生是如何“视导”的吧。
(一)初进校门,学生礼貌应对
1926年10月9日,陶行知先生“视导”了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没有文件通知,没有专车接送。这一天,陶行知先生起了一个大早,6:30就坐黄包车出发了。行程近一个小时,陶行知来到了学校门口。“向里一望,气象不凡”。这个学校没有“门卫”,但有学生在行使“门房”的职责。陶行知拿了一张名片交给一位学生,委托这位学生递给该校的潘校长,然后就坐在“应接室”(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会议室、接待室)等候。一个学生送了一杯茶来,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大约过了一分钟,“潘校长就出来接见”。两个人就学校的办学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交谈。潘校长说:“可惜今天没有功课。明天双十节全县学校开联合庆祝大会;今日开原乡学校就提前先开全乡学校联合庆祝大会。幸而地点就在本校,请先生在这里看看我们学生及全乡学生的活动。”陶行知先生说:“这就是功课,怕比正式的功课还有意思,有价值些。”
(二)行动自由,没有“领导陪同”
考虑到“学校筹备开会一定很忙”,陶先生就请求一个人自由参观,潘校长应允。于是,陶先生就在应接室里翻看各种表册。这些表册“很有系统,很有意义,并且是应用尽用的,不像好多学校,只是把它们挂在那儿当作饰品罢了。”(由此可见,各个时期都有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几种表册引起了陶先生特别的注意和兴趣:
1.儿童所好教科之统计。(即为学生的兴趣爱好而开设的课程统计)
2.儿童志向之统计。在我们多数人的头脑当中,儿童的志向一般指向的职业大类。但该校对儿童志向的调查非常具体,有愿意做“教员,习商,当兵,航海,外交,花行,航空,铁行,电灯厂,洋布厂,面粉厂,木匠,米行,银行,成衣匠,丝厂,钱庄,报关行,印刷业,猪行……”,当然也有学生的志向是当“大总统”。陶先生认为,“这种具体的调查很能给施教者一种重要参考。”
3.毕业生状况之统计。这个不多说,大家都懂的。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小学,其发展大半要依靠毕业生的赞助,因此该校重视这一统计也在情理之中。
4.学生之课外自治事业之各种图表簿册。该校学生在课外的活动有一个总的组织机构,名称叫“新民村”。新民村的村长即校长,新民村下设机构若干,举办事业若干。翻阅这些表册,便可了解学校及所在地很多事情。比如,新民村下设“裁判所”,《裁判所日记簿》里就记载着学生犯事的处分。而且“学生裁判学生,往往处分比教员还严。”
这几种表册所涉及到的事例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插播“议论”之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读书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在书上就发起“感慨”来:一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这些表册颇能说明问题。这些表册体现出来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办学方向,令我感慨、感触且感动。如今的职业学校,能看得到这样的表册吗?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既不愿了解学生的过去,也不愿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情况,即使是学生的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中心工作无非是管住学生的行为,而不是走进学生的内心。学校如何办学、如何开设课程、如何举办活动,学生好像是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可悲之处在于,我们施教的对象、活动的对象、培养的对象,恰恰是这些“局外人”。
近一百年前乡村学校能做到的,为什么在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反而做不到了?所谓现代化,首先不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吗?人的现代化首先不应该在学校里落实吗?培养不出来“现代化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如何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拿具体的职业学校来说,学生心中想些什么?学生希望学校为他们做些什么?学生想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办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不想了解、没有精力了解,还是我们觉得了解了也没用呢?
(四)各处参观,主角都是学生
表册翻完后,陶先生便到学校各处随意参观。“一切布置都很有条理,也很清洁。学生进出都是很有秩序的,靠左靠右都有一定办法。”
学校里设有图书馆,由学生来管理。在陶先生眼里,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乡村小学图书馆,这里是最好的了。
在学校农场参观时,有两位学生向陶先生鞠躬,递了一封信给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陶先生:
我们在上午九时开一个欢迎会,为先生拂尘。请先生到会指导指导,幸勿推却。
敬请
旅安
开原一校村政厅敬上
十月九日启
这时陶先生才得知,会议筹备是以学生为主的,秩序单也是学生们拟定的,连这封信也是送信的两位学生起草的。到了会场,学生主席致欢迎词,唱歌,讲故事,然后是陶先生的演说。
陶先生感慨“这种小学生自己筹备,自己主持的欢迎会,真实我平生第一次最可纪念的经验”。
(五)插播“议论”之二:学生参与到学校生活中来,能做哪些事情?
读了开原小学的做法,我想,学生能做的事情简直多了去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成了学校工作的旁观者?学生能做的事情不让学生做,统统由学校包揽下来,是学校钱多得花不了,还是怕现在的学生做不好?倘若如此,越是不让学生做,学生越是做不好,岂不成了恶性循环?而且不让学生做事,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无事可做,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等等不良行为无疑会多起来(学生的精力总是需要发泄的),然后,我们有些人又会鄙夷地说:看看这样的学生还能干什么正事?
究竟是因为没有蛋,所以才没有鸡,还是因为没有鸡,所以才没有蛋?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是否都还给了他?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是否不合时宜了?正如张圣华先生在《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中所说:“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
如果学生不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不是各项活动的主角,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学校,还有意义吗?
(六)插播“议论”之三:“看客”还是“走客”?
好像心有灵犀或者心灵感应,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恰好读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陈玉华女士的文章《谈职业教育中的“看客”现象》(《河南教育》职成教,2016年第6期)。文章分析了身处职业教育圈子中的管理者、教师乃至学生的“看客”心态:教育行政的决策和学校的实际实际情况是否吻合?职业教育发展得好不好、健康不健康?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得对不对?这三部分人中都有相当的人数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己无关的“看客”站位。文章呼吁“所有职业教育工作者本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体’”,因此,“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亟须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身体内部的“免疫系统”,是“源头活水”,是“自我觉醒”。文章风格朴素,说理深刻,给人启迪。
陈玉华博士所说的“看客”现象与我所写的今昔“视导”的对比,就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参与度而言,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读罢陈玉华博士的文章,我忽然想到一个比方:我们职业教育好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军委试图大力发展这个“兵种”。大力发展当然不能保持匀速前进,必须“急行军”方能赶上其他“兵种”。于是,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拥有几百万士兵的“兵种”似乎只有一个总指挥部,即军委,下属的各军团、司令部、驻地方部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层层传达命令和口令。想到这个比方后,我感到,陈玉华博士的“看客”说法并不十分准确,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走客”。“看客”作为旁观者的站位可以对职业教育冷眼相看,既不参与,也不逃离;而“走客”身在“军”中,一声令下,不能不走,不敢不走。走得慢了,死路一条;走得不紧不慢,肯定是半死不活;只有“急行军”,才能达到按期达到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新的命令接踵而至……,至于要达到的地方是哪里?部队是否具备“急行军”的条件?各地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否相同?等等这些问题,所有部队好像都“顾不得这许多了”。看看眼下的职业学校领导有多忙碌,忙碌得都没有时间考虑学校工作了;看看职业学校教师有多辛苦,辛苦得都没有精力和学生接触了,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
当然,心理上的“看客”,行动上的“走客”,二者之间或许并不矛盾。
我承认,插播陈玉华博士文章的这一段内容多少有些跑题,但不忍删去。就像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我也就匆匆写下了。
(七)结束语
严格意义上说,陶行知先生的开原小学一行算不上是真正的“视导”,说成“走访”更为合适。本文拿个人的“走访”与有组织的“视导”做比较,似乎不太妥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1926年的陶行知已经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并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一职。不管怎么说,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个专家级的学者、校长、社会贤达人士。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走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访问,用“莅临指导”来定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很显然,“莅临指导”跟“视导”并非毫无关联。因此,本文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较,发点议论,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吧。
201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