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赤水辛村（三）
作者：刘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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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明的消损
——目前我村面临的缺失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我村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农村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或留守儿童问题——因为我村从事果业生产，劳力外流并不严重，而是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
首先，情感氛围越来越淡，金钱因素持续上升。过去我村邻里间和睦相处，互助协作，“情”的氛围很浓，“钱”的意识很淡，就连做好饭后都习惯于送给邻里尝一尝——常常是今天我给你端一碗“搅团”，明天你给我端一碗“鱼鱼”。农忙或有困难时，大家或无偿帮助，或以工换工，从不涉及金钱。但现在这种氛围弱化多了——为挣钱个个四处奔忙，较少顾及他人，弱智户更是无人理睬；而且基本上没有了协作，变成拿钱解决问题。如现在妇女给人帮工是以时论价——每小时6至8元，成了纯碎的雇佣关系。过去每逢红白喜事，亲友一般是送点小礼品，如花馍、糕点、布料等，但现在一律变成了送钱，而且主人要当场把钱数公布上墙。这种礼俗金钱化行为一方面导致了攀比心理，使礼钱越来越重，人们实难承受；另一方面诱发了村民在金钱上斤斤计较——现在你给我行多少，以后我就给你行多少，人人心里都多了一本账。在收礼家庭内部，也常因分钱不公发生冲突。为避免此类纠纷，现在村里竟出现了一家过事、兄弟数人各设礼桌的怪事。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地稀释了村庄内“情”的浓度，扭曲了村民的传统价值观，使长期支撑村庄模式的邻里情结、情感方式、内在凝聚力，以及互助文化、协作文化、共生文化等面临溃散的危险。
其次，村落文化及传统礼俗道德面临沦丧。过去每逢过年，村民们都是敲锣打鼓唱大戏，成群结队拜大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村支书刘宏元（抗美援朝复转军人，刘德文的父亲）和高明道（高家组人，早年务农，后在澄合矿务局工作）倡导下，村里组织了业余剧团，冬闲时排戏，春节时演戏，形成了独特的村落文化。50年代排演的《梁秋燕》、《纠纷》，60年代排演的《李双双》、《白毛女》，70年代排演的《箭杆河边》等，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半世纪以来，业余剧团一直是我村的一个文化符号，就连“文革”中也未例外。但如今已风光不在，春节时不仅搭不起台子唱不起戏，而且连锣鼓也没人敲，更别说互相拜年了。大家不是聚在一起打麻将，就是宅在家里看电视。除丧葬还沿袭着原先的协作传统外，曾经凝聚过一个村庄的文化礼俗、传统道德、古老的中华文明等，多数已基本断裂了。
第三，村初小作为统摄我村向上精神的象征，现在已经消失。从解放初开始，我村就在高家祠堂设立了初小，1969年改建到村南新址。半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村民实现耕读传家理念的载体，也是维系村民凝聚力的纽带。但现在这所初小已经撤销，校址承包给他人作了鱼塘、游泳池，办了农家乐。如今村庄文化氛围愈来愈淡，已基本没有了书香气息，作为文化的村庄已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外壳。虽然儿童进城读书、大人进城陪读已成时尚——就连很多幼儿园学生也是如此，但孩子稍大些后，辍学的仍然很多——觉得与其升大学无望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为好。从文化传承和凝聚力角度看，农村学校的消亡不仅仅是它本身的消亡，而是整个农村文化氛围和向上精神的消亡。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村的问题，而是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
在村初小遗址上建成的“瑞凝庄园”
（经营垂钓、游泳、农家小吃）
第四，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原先我村并无宗教，但近年来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有次我村一个特困户找到我，让我帮她找村支书吴增运给她家办上低保。当我向吴支书讲了之后，吴支书苦笑着说：“唉！提起这家人，简直把人能气死！”我问“咋啦？”他说“有次春节我领镇领导去她家慰问，她接过礼品后竟说：'谢谢耶稣！谢谢主！’弄得我下不了台，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后来我专就此事询问了这户人家，女主人说在教堂这样说惯了，所以就顺口这么说了。即是如此，后来调整低保户时，吴支书还是按照规定程序，给她家5口全部办了低保。现在村里不仅老年人信教，年轻人也信。听说外地的一些村庄，教徒竟然比党员还多。赤水一带的年轻女教徒，居然还组成了个铜管乐队，应邀给人办喜事时能有模有样地吹奏好几首乐曲——不过据说她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且基本上是无偿服务，并不计较金钱。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存在什么潜在问题？是不是信仰危机？有人说现在中国十三亿人中，除一亿多人信马列、一亿多人信宗教外，其余近十一亿人已经没有信仰了！——这，符合事实吗？需要我们担心吗？对此我很迷茫，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
此外有些问题也值得关注。如上世纪90年代，有些村民花巨资买了城镇户口，从此失去土地，变成了“城里人”。现在他们在城里无工作，在村里无土地，生存状态令人堪忧。又如一些年轻打工者，现已没有了第一代打工者挣钱后回村盖房的打算，纷纷在城里买了房子。从此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身份难以认同。再如当今农村孝道缺失，年轻人啃老严重——结婚时父母要为其买房、买车、筹彩礼，动辄十几数十万，多数家庭实难承受（很多适龄青年因此娶不到媳妇）；稍后父母还要为其管孩子、进城陪读等。但儿女行孝意识淡薄，缺乏最起码的反哺之心，因之不少老人晚景凄凉，寻短见者亦时有所闻。
总之，给人的感觉是，村庄古老的乡村模式、乡村文化和道德方式正在消褪，内在凝聚力越来越弱，似乎成了一盘散沙。
心中的丰碑
——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尽管如此，我仍热爱我的村庄。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我出生于辛村常家，从此在这里成长，对这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爱这里的小溪、河流、道路、田野、村舍、树木、飞鸟、鱼虫、芦苇荡、芋子林乃至一草一木，更爱这里的乡亲。长大后在外地读书或工作，但周六总要回家——就连父母去世后亦是如此；也曾尽自己所能，为村里办了一些事情。因为我总觉得，这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家，有我的根，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饱含着我满满的乡愁；城里的单元房虽好，但只是房子——属钢筋水泥丛林的一隅，只有外壳，没有内涵，不是家！——不信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有哪个人曾把自己在城里住过的小区或房子，当成故乡当成家了？
家是什么？在我的意识里，家就是儿时住过的那个老屋，就是屋前的那个碌碡，就是屋后的那个柴垛，就是屋顶的那缕炊烟；就是屋内的热炕、爷爷的牛跟头、奶奶的纺线车、爸爸的旧三弦、妈妈的织布机、我的小铁环，以及爷爷牛跟头上那个明亮的小铜环；就是灶房里的灶台、风箱、恶水（泔水）盆，量麦子的升子、斗，装辣子面的瓦罐，簸苞谷糁的簸箕；就是茅房里的那棵椿树，就是椿树干上趴着的那只知了，就是椿树冠上挂着的那个鸟巢；就是后墙外面的那个水濠，就是水濠里传出的那些蛙鸣，就是水濠上方飞来飞去的那些蜻蜓；就是过年时挂在墙上供祭拜的那副“神轴子”，就是香炉上方飘拂着的那几丝青烟，就是爸爸给送我的那一串鞭炮，就是鱼贯而入鱼贯而出来我家磕头拜年的那些小伙子；就是端着耀州老碗圪蹴在村套子边吃繎面边谝闲传的那些乡亲……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长眠着先祖的那片墓地。
前几年听说因为“城镇化”，政府要让村民搬进高楼大厦，然后把村庄夷为平地重新开发。也有资料显示，在“城镇化”大潮推动下，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正在以每天消失80—100个自然村的速度，把许多人的乡村记忆连根拔掉；在城市繁荣之后，将乡村落寞抛给留守者，留下一个家园不再的时代慨叹。听了这些传闻，看了这些资料，我非常震惊！——一种家园将逝的恐慌沉重地向我袭来：难道我的村庄，也要像其它千万个村庄一样，从此走向消亡了吗？
记不清是哪位达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村庄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整体机能的健康等等，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的身体健康度、情感丰富度与智慧高低度。我暗自思忖：难道“城镇化”就非得要残忍地割掉为我们民族孕育过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子宫吗？就非得要消灭掉数千年来农耕文化造就的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村庄模式吗？就非得让成千上万从村庄走出的人们，从此失去精神家园，成为没有故乡、没有家、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指引和灵魂归宿地的天涯游子吗？果真如此，那我宁愿要我的小村庄，也绝不要那个“城镇化”！因为我觉得，没有故乡、没有根的人，犹如一叶浮萍，终生都在水面飘荡；又如一个游子，总是在漂泊中生活！——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非常凄悲的人！而我，绝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总而言之，对故乡的那种热爱、牵挂和眷恋，是我一生都抹不掉的情愫。在我心中，无论故乡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发达还是破败，也无论在城镇化进程中是存在还是消亡，它都将存留于我的心底，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如今我老了，恋乡之情愈发强烈——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无论这些地方多么富有、多么繁华，我都不会有丝毫留恋，因为我的心在故乡，在我成长的那个村庄，在我出生的那间老屋。只有躺在老屋里的那个热炕上，我心才会安宁；拟或是老屋没有了，但只有躺在老屋旧址上新建的那座新宅里（里面依然有热炕），才会有“回家了”的感觉。我们是汉人，崇尚的是农耕文化，依附的是一个固定的家。
我家的老屋（1995年5月摄）
有道是落叶归根——这是费孝通先生主张的乡村模式的良性循环。它是一种眷恋，一种愿望，一种期盼，一种情愫！——人活一世，在终了之时，总不能把心留在外面，听任它成为一个漂泊的幽灵；只有把它掬在手心，安放到自己生命诞生的这块地方，才会回归安详和平静。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农民意识、俗人心态，缺少胸怀天下的浩然大气——岂不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云云。但我要说的是——从本质上讲，我不仅是个农民，更是个俗人，且如贾平凹所言，如同乌鸡一般，是乌到骨子里了；何况环顾四周，我不禁茫然：谁是雅人呢？世上有几个雅人呢？一些自诩为雅的人，不过是用雅的外壳，包装了自己的俗心而已；更何况尚有不少达人认为，正是农民的这种“劣根性”，才使得我们的民族自性、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现在能多少得以保留——而这，反倒是难能可贵的！
但愿我的村庄，在城镇化的大潮中不会沦为废墟。更愿我的村庄，在城镇化的大潮中不会逐渐消失！
啊！辛村！我的村庄！——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村的孩子们（2014年7月10日摄）
左起：刘浩楠、杨豆豆、余非凡、杨宗琪、马侯哲
2016年7月于辛村
......
（全文完）
刘正军，男，1947年生，华县赤水镇辛村常家人，高中老三届（66级）毕业生。当过农民、民办教师，恢复高考后考入渭南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地区教育局工作，2007年退休。作者本人热爱家乡，平时喜欢写作，很多关于家乡的文章得到众多网友的喜爱。退休后常在老家居住，也为家乡办了少许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