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乐器的性格
乐器和人一样，也是有性格的，就像人的嗓子，有的人的嗓子可以唱得高一些，有的人的嗓子却只能唱低音。什么样的嗓子唱什么样的歌是不能乱来的，这也有一种看不到的规律在里边，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律，歌子就会唱得很不像话。
中国的乐器很多，大多都是悲剧性格。比如二胡，就是一种很悲剧性的乐器，所以瞎子阿炳才会用它来演奏他内心的凄苦。想象一下他一边拉着胡琴一边在江南细雨里慢慢走着，巷子又是长长的，细细长长的巷子，巷子里的石板路面一块一块都给雨水打得一片湿亮，这应该是晚上，二胡着了雨的湿气，就更没了悲剧性之外的那一点点亮丽。
中国的乐器里边，琵琶是比较没有性格的，它有些像钢琴，没有太明显的性格因素，却能演奏各路曲子，欢快的它来得了，悲伤的它也可以来。这就让它显出一种大度。就像是一个大气派的演员，什么他都能演。
古筝也是这样的，古筝一旦演奏起来，便不是一条小溪样弯弯曲曲地流淌，而是从天边铺排而来的无边风雨，里边还可以夹杂着闪电和雷鸣，可以很迫人把你推到一个抽象的角落里让你去做具体的想象。《十面埋伏》这支曲子里就有马在不停地奔跑，雨也在曲子里下着，云在曲子里黑着，有火在曲子里惨淡红着。琵琶、古筝都是这样的大角色演员。
箫和古琴却是孤独而不合群的避世者。别的乐器是声，而箫和古琴却是韵，需要更大的耐性去领略，需要想象的合作，不是铺排得很满，而是残缺的，像远处的山水，再好，只是那么一个角落，树也是一棵两棵地吝啬在那里半死不活，需要读它的人用想象和它进行一种合作。听箫曲和古琴曲要闭上眼睛，要让自己暂时离开柴米油盐的现实，饿着肚子和有着强烈的肉欲是无法欣赏箫和古琴的。
箫的性格其实是悲剧性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里边的凄苦，而二胡却更现实一些，所以二胡不能演奏《旱天雷》和《瘦马摇铃》这样的曲子。箫却要以惨淡的江天做背景，天色是将明未明的那种冷到人心上的深蓝，冷冷的，还有几粒残星在天上。雁呢了，已经在天上起程了，飞向它们永远的南国，飞得很慢，这就是箫的背景，红红的满江边的芙蓉花是和它不协调的。
箫和笛大不一样。笛是亮丽的，“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这一声笛是何等的亮丽，也是这一声笛，月色才显得更加皎洁，诗的境界才不至于太凄冷。笛是欢快的，跳跃的，但在山西的北部，笛这种乐器一出现在二人台这种地方小戏里，就很怪地尖利利地变得凄苦起来。
笛是乡村的，箫却是书生化了的，这是不同的角色，根本的不同，想象不出来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箫。笛的悲剧性是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表现出来的，比如《红楼梦》中凹晶馆中赏月时那冷不丁突然响起的一声笛，直让人心惊胆跳，像见了鬼，又好像一个平时温和的人一下子暴跳起来发了脾气，猛厉、没由来、让人防不住，几乎是绝望了的意思，一声就够了，这时候也只有笛才能压得住那种强作欢乐却已悲从中来的场面，如果让箫出场，会压不住那种气氛，那气氛太大，太沉，太暗，只有笛才压得住。
中国的乐器里，唢呐是一种极奇怪的乐器，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地在那里演奏着，让人完全捉摸不定。中国的红白事的场面都离不开唢呐的惊惊乍乍。你觉得这种乐器的性格变化得太快太无常，喜欢与不喜欢它全要看是什么场面，是场面决定它的位置，而不是由它来决定场面。
有一支湖南的名曲是《鹧鸪飞》，是用梆笛吹奏的，梆笛那有几分哑哑的音色给人一种疲惫的美感享受，颓唐的，疲惫的，无奈的美真是具有一种让人松弛到骨的魅力。梆笛吹奏的那支《鹧鸪飞》真是美，那只孤独的鹧鸪从远到近不倦地飞着，就是不离人们想象的左右。因为这鹧鸪，人们自然会想象那南国的山山水水，想到辛弃疾的“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唢呐吹奏的《鹧鸪飞》则完全是没了韵味的，没那种清韵，是世俗的热闹。
唢呐的性格是直爽，直爽到有些咋呼，一惊一乍的，让人防不住的，或者拉长了，好像是一条线，你看着它断了，却分明没断，你想想不到吹唢呐的人是去什么地方找的这么长的一口气，这时候的鼓掌纯粹是为了技巧或者就是恶作剧的怂恿，怂恿演奏者再吹下去再吹下去，或者这演奏者就会一下子闭过气去，有时候唢呐会没来由地急促起来，这急促让人想到战争中的子弹如蝗乱飞，直吓得人们把心伏在那里不敢动。
和唢呐相反的有笙，唐代的故事“吹笙引凤”，首先那凤是因为笙之动听才会飞来，笙是以韵取胜的乐器，笙的声音得两个字：清冷。这清冷二字似乎不大好领略，不亮丽，不喑哑，有箫的味道在里边，但远又不是箫，很不好说。唐后主的“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混清尘，忙煞看花人。”那管弦中的管想必就是阵阵的笙歌，只有笙，才会一下子布满江面，如是笛，就太亮了，直线似的在江面上飞起，就不对路了。
中国的乐器里,最不可思议的是埙，它在你耳边吹响,你却会觉得很远，它在很远的地方吹动，你又会觉得它很近。这是一种以韵取胜的乐器。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超然独行的性格，世上的事都和它好像没有一点关系，它是在梦境里的音韵，眼前的东西一实际起来，一真切起来，埙的魅力便会马上消失了。
中国的乐器里，最亮丽的莫过于京胡，它音色虽高但性格不算太鲜明，然而却处处漂亮，是戏曲中的装饰物，早晨，当有个人在湖边独自拉京胡，你站在那里粗略听，不经意之中可能连一点点哀愁和喜悦都很难分析出来，让你想到的是众生百态——忽然是艳丽的花旦飘出、忽然是风流倜傥的小生粉墨登场、忽然
京胡和高胡又不一样，高胡可以很凄利很绝望又很争胜，那是一种斗争性很强的乐器，说到性格却又似乎接近青春得意，执著地在那里逼尖了嗓子诉说着什么，你听也罢不听也罢。
中国乐器里是很少喜剧性的，雷琴好像是其中惟一的一种，可以学鸡叫,学马嘶，学各种小鸟,《百鸟朝凤》这只曲子让雷琴演奏起来让你真是会忘掉了乐器的存在。雷琴什么都可以学得来，就是没有自己的本声本韵，雷琴就是这么一种乐器，它可以算是喜剧性的。但它又根本无法与锣鼓相比。
锣鼓算乐器吗？当然算，锣鼓其实也是一种难以定性的乐器，但它出现在喜庆的场面太多了，所以，锣鼓一响起来，人们就兴奋了，这是历史的潜移默化。在中国，死人而敲锣打鼓是没有的事，喜庆的日子又离不开它，它的性格就这样给糊里糊涂地定格了。然而，太多悲怆的时候，依然有它出现，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电影《上甘岭》中孟指导员牺牲那幕，一声大锣，打出了坑道里全体指战员揪心的哀伤。故而，很多貌似有特定性格的民族乐器实则也是视场景而言，很难武断为其定性。
中国民间乐器品种繁多，一种乐器又会有几枝派延，篇幅有限，笔者水平有限，叙述自然不尽全面，笔者认为：音乐是全人类的，但又永远是个人的。成百上千人各自从中听出来的东西是否一样？正如看小说《红楼梦》，黛玉的性情虽已定型，而每位读者心目中黛玉的面容身段却未必是相同。
乐器和人一样，是有性格的，它静静地呆在那里什么也不是，一旦被人操纵着，其性格就出来了，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妙就妙在，弄管拨弦往往到后来不再是人操纵乐器，而是乐器操纵了人，你怎么对它，它就会怎么对你，业内俗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琴”，其中玄妙，惟操琴者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