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戏剧丨晏学：半生追随 毕生引领
晏学先生是曹禺的学生、国内曹禺研究和教学的资深学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课堂上讲授了近半个世纪的曹禺作品。晏学先生著有《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一书，曾在全国多所艺术院校开设曹禺研究讲座，担任过多部曹禺剧作演出的文学顾问，为曹禺作品的鉴赏普及做了大量工作。曹禺先生评价她：“你讲我的作品，讲得比我还好。”
青年晏学
改革开放后，她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系主任，她和同仁们一道，传承着自曹禺先生等前辈学者以来的重文本、厚基础、从人物出发、从对生活的体验出发的教学传统和人文情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戏剧影视创作和戏剧理论评论人才，深受历届学生赞誉。在教学研究之外，她还创作了话剧《芨芨草》、电影《忘忧草》《赣水苍茫》等作品。
值曹禺先生诞辰 110周年之际，我前往拜访晏学先生。先生已89岁高龄，被学生们亲密地称作“老太太”。这次谈话中，她难得地回顾了和曹禺先生的交往以及她求学、任教的经历与往事。
沉在心底的怀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
时隔多年，晏学依然记得北那条长长的走廊，晚年的曹禺长年住在医院，每当她和学生们探望完他准备离开时，他总是坚持送他们到电梯口，一开始是步行，后两年是坐在轮椅上。学生中有时有外国留学生，他们仰慕曹禺已久，对即将到来的见面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有的甚至连饭也吃不下了，晏学连忙安慰他们：“别紧张，他是位很随和的好老头。”等见到曹禺后，他们的紧张随即烟消云散，曹禺的亲切、幽默令他们恋恋不舍，每次都是晏学怕曹禺太累，才把他们带走。聊天时，晏学很少主动问曹禺什么，曹禺总是关心地问她：“你最近在干什么？”有时她回答：“在看您的作品。”曹禺便说：“我的作品，没什么可看的。”
1953年，22岁的晏学从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转业，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此时曹禺四十出头，早已凭借《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名满天下，是中央戏剧学院最年轻的副院长。晏学常常在全院大会上看见曹禺，他精干洒脱，一头黑发，“眼镜后面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大家都爱听他讲话，但他很少讲话，每次宣布完开会后就退到一边，恭敬地请出欧阳予倩院长，但关于他自己的作品，却是几乎闭口不谈，“一点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
这届学生是中戏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老师们教得认真，学生们也很用功，晏学自觉高中时没怎么念书就去部队了，尤其刻苦。那时的期末考试很多都是抽签口试，参加的除了主讲老师，还有院系领导和旁听的老师，阵势十分吓人，二年级期末考“俄苏文学”那天，曹禺也来了，大家不由得更加紧张，不知道他会问什么，几个考完出来的同学说：“曹禺老师光听不提问。”大家松了一口气。轮到晏学进去，她抽到的题目是阐述《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形象。俄苏文学本就是她最喜欢的课程，这个题目又是她自认为最拿手的，因此她放下题签，低着头一口气就答了起来。说着说着，晏学一抬头，看见曹禺正闭着眼睛，坐那儿像睡着了一样，她顿时慌了神，停住了。“怎么不说下去了？”曹禺忽然睁开眼。“您都睡着了……”晏学说。“谁说我睡着了，我一直在听呢。”曹禺笑了，晏学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下去。这是晏学和曹禺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这次考试她得了高分，并因此被院里看中，一毕业就留校当老师了。
曹禺与晏学旧照
“曹禺老师很随和。”晏学说，“他大概觉得我学习还挺用功，说的也还行，所以经常鼓励我。我不当学生后，他也很关心，问我最近学了什么，喜欢什么课程。曹禺老师一直对我很好，我也觉得我应该对这个老师好。”
心灵的选择：那一场“雷雨”
“我这个人很怪，喜欢的作品就很喜欢，不喜欢的就很不喜欢。”晏学说。26岁登上讲台，她讲的第一课就是《雷雨》。
留校后，晏学最初是做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琇先生的助教，研修俄苏文学。1958年，中苏关系失和，俄苏文学课程被削减，又正赶上“厚今薄古”之风劲刮，大形势下，系里要求所有老师都要讲“当代的新剧目”，于是教古典文学的讲起了《降龙伏虎》，教外国戏剧的讲起了《烈火红心》，都是“大跃进”时期的新作品。晏学决定选《雷雨》，《雷雨》在当时不是新剧目，严格说起来并不符合要求，但晏学很喜欢，她觉得曹禺的作品“写人写得好”，“读起来心里头特别感动”。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0级毕业演出《原野》
晏学任文学顾问
晏学讲《雷雨》是从人物出发的，她以文本为基础，逐字逐句，抽丝剥茧，以自身丰富、敏感的情感去解读人物关系，感悟人物心灵。她视角独特，用语犀利，往往于幽微处凝炼出剧作的哲思和诗意；她的讲解还带有表演性质，极其形象具体，富有感染力，令人感叹“原来剧本还可以这样读”。这种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艺术化的讲解，一开始被扣上过“人性论”“阶级观点模糊”的帽子，但学生都认为好，曹禺也表示满意，使她坚定了信心，待“厚今薄古”之风过去，老师们各归原位，她就被安排专讲当代话剧名著了，从此和曹禺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七十年代末，曹禺写了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一次聊天时，晏学忽然问曹禺：“您写的呼韩邪单于在玉人像前谈迎娶昭君的那段台词，是不是想到了方瑞？单于和玉人说的，是不是就是您想和方瑞说的？他娶了昭君，而您和李玉茹同志结了婚。”那时曹禺的第二任妻子方瑞已经去世，李玉茹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曹禺听了后，怔了一下神，反问道：“你是这么体会的？”晏学笑着点了点头。曹禺说：“也许是，也不尽然。”他没有再说那段台词，而是谈起了和李玉茹早就相识，以及方瑞生前与李玉茹相识、相交的情形。
曹禺的作品教育了晏学，唯有写人，才能动人，晏学也以她的用心、用情深深钻进了人物和作者的心灵。
雪地里的身影：悖谬时代的沉默与温情
1966年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曹禺也被“扫”进了黑屋，曾经的光环成为被践踏的罪名。在一次和他全然不相干的批斗中他被揪来陪斗，一开始他只是低着头听着，当一个工人冲上去打了一个跪着的干部时，他猛地抬起头，看着那打人和被打的同事，眼神中充满了惊痛、惶惑、悲愤……晏学永远也忘不了那双面对野蛮的眼睛。
第二天，曹禺又在一个“勒令”之下来到学校听候“批判”，那时勒令很多，发布的人估计早把此事忘了，曹禺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煤堆旁的雪地上，不知道何去何从。晏学和几个被赶出办公楼的老师正在煤堆对面的一间屋子里“上班”，他们担心曹禺被人看见了又要受折磨，于是出去悄悄劝他快回去，曹禺有些疑惑，晏学说：“大不了有事再揪来，不必这样苦等着呀！”曹禺终于相信只好如此了，就点点头，一言未发，踩着雪悄悄地走了。晏学回想起这段，感慨道：“我们始终没敢让他到屋里暖和一下，人是多么怯懦呀！”
后来，晏学也被“扫地出门”，除《毛泽东选集》外，她多年来的讲义，放在银器盒子里的毕业证、结婚证、子女出生证明……片纸无存。她发誓从此以后不写一个字。及至再见到曹禺，已是“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一次北京人艺举行的纪念周总理的朗诵会，曹禺也出席了，那时方瑞已经去世，他们的女儿万方扶着他走上台。
“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曹禺在创作论中写道。
戏剧是写人的，戏剧也是人写的，和老师共同经历的苦难让晏学看到了远比剧作家笔下更为复杂的人性，也让她看到了即使身处不幸，依然对他人的不幸怀有同情、愧疚的人类天性中的高贵。这是曹禺对她的无言之教。
流水高山心自知：新时期的戏剧传承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每当站在讲台上，晏学总会想到曹禺老师对她的教育和帮助，曹禺和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启发了她的研究创作，更指引着她去认识“人”，理解“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无论世事如何喧嚣，她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坚守与淡然，她将她从老师身上感受到的真诚、正直、善良、关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她的学生。
1978年，中央戏剧学院全面重启正规办学，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折腾，戏剧文学系的教师队伍已经大为凋零，院领导找到晏学，希望她能主持系里的教学工作，那时晏学刚写完电影《赣水苍茫》，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期，是国内身价最高的编剧之一，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她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和利，挑起了组织招生和教学的重任。
中央戏剧学院恢复招生的消息一出，犹如一道曙光照进了无数迫切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年轻人心里，中断高考十余年积攒下来的艺术人才蜂拥而至，把狭窄的东棉花胡同挤得水泄不通。全国各地报考戏剧文学系的考生近四千人，招收名额却不到五十人，为了使考试尽可能公平，全系老师公议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同等分数下优先录取那些仍然在社会底层的考生，如还在当知青的、在偏远乡镇小厂工作的、当临时工的等；二，对所谓有“家庭成分问题”的优秀考生，派出年轻老师到考生所在地调查，只要个人表现好的，就录取。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考入戏剧文学系的这届学生，入学后刻苦努力，是该系历年来最优秀的一届学生，他们中有何冀平、黄维若、杨健、张先等著名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有肖复兴、乔雪竹、朱晓平、陆星儿等知名小说家，还有的成为了导演、出版人、报刊主编以及各级行政官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做着贡献。留校任教的几位学生，也都先后成为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人人著书立说，传承着戏剧文学系公正、公平的招生理念。
晏学给外国留学生上课
在之后的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中，晏学也尽心尽职，和同事们一道传承、丰富着戏剧文学系积淀已久的教学传统。通过经典名著的精读细读，训练学生对人物的心灵世界由分析至摹仿，由摹仿而创造；通过课堂内外的言传身教，树立他们良好的精神品格，提升他们的情怀、眼界、格局。师与生，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也是精神生命的延续。这种在今天看来有些“奢侈”的古代书院式的教学方式，保证了戏剧文学系多年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培养了大量人才，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晏学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85级干修班合影
春去秋来，晏学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迎来了她的退休岁月。去年夏天，离开讲台快二十年的晏学第一次来到中央戏剧学院位于昌平的新校区，她没顾上去好好欣赏这个颇具现代美感的美丽校园，就径直来到欧阳予倩先生的铜像下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天，是他们的老院长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纪念研讨会。“已经没什么人认识我们了。”晏学笑着说。与她同去参会的当年班里年纪最小的同学已是满头白发，连她早年教过的学生都已经退休了。会上，大家追思、缅怀着老院长的生平贡献和戏剧精神，晏学倾听着，回忆着……未等到散会，她又和来时一样，安静地先行离开。
晏学近影
这番采访结束，我们走出晏学先生位于东三环的家，这片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居民楼，毗邻北京最繁华的CBD，却自得安静，仿佛仍处在旧日的时光，据说，这里还住着好几位戏剧领域元老级的人物。我想，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群人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中国的戏剧事业才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唐志 中央戏剧学院助理研究员
*图片均由晏学先生提供
*本文原载于《新剧本》杂志2020年第五期
“我和戏剧”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