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于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局外人》、《鼠疫》等。
在这荒谬的世界，苦难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它也未必指向一条光明的坦途。即便如此，加缪在绝望中仍勇敢地坚持真理与正义，一种纯粹的爱与激情成为了永恒。每当感到生存的阴霾与沉重时，阅读加缪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If indifférence kills me, I despise the living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1960年1月4日，一辆汽车驶过桑斯，朝着巴黎飞奔。车上四个人，米谢尔·伽利玛驾车，加缪坐在旁边，后边是伽利玛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从阿维农附近的卢尔马兰启程，卢尔马兰是一个只有600个居民的小村子，加缪最近在那儿用诺贝尔奖金买了房子。他们沿着七号公路，六号公路，转五号公路，由南而北，途径奥兰季，夜宿马孔，在桑斯草草吃了中饭，然后继续赶路。过了桑斯24公里，路经维尔布勒万小镇，眼看就要进入巴黎大区了。突然，汽车撞在了一棵悬铃木上，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残骸散落在半径150米的田野上，时钟停在13点54分上。加缪当场毙命，伽利玛送到医院，五天后不治身亡，两个女人安然无恙。在散落一地的残骸中，人们发现了加缪的黑色皮包，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日记，尼采的书《快乐的知识》，加了评注的《奥塞罗》，还有一本未完成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手稿，就是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小说《第一个人》。当地来了一位医生，巧得很，也姓加缪。天不假年，只给了一位天才作家46年的时间，不让人们看到这位精神导师的龙钟老态，仿佛只允许他以直率的目光、运动员般的身姿、略带忧郁的冷酷的面容出现在世人面前，一支关心人类命运、追求个人自由、不以调侃、愉悦、娱乐为务的笔就这样折断了。荒诞啊，荒诞！五号公路的那一段平坦而笔直，9米宽，三车道，当时几乎没有车辆通过，只不过刚刚下了一场毛毛雨，路面有些湿滑而已。加缪一向不喜欢速度，他曾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伽利玛的车是一种大功率、十分结实的车，可是不久前，车子的修理工却说：“这部车是一座坟墓。”真是一语成谶！可怜他那寡言的母亲，一直住在阿尔及尔的里昂街上，听到加缪的死讯，只说了一句话：“他太年轻了。”Why am I an artist, not a philosopher?
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
一个人面临死亡，会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如果他是作家一类的人物，还会把他的思考落在纸上。加缪死于非命，而且非常年轻，在他对死亡还没有准备的时候，阴阳的界限瞬间跨过。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对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想法，幸亏他在1954年为他的第一本书《反与正》写了一篇序。《反与正》，薄薄的，只有5篇随笔，193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加缪当年24岁，刚刚迈入文坛，而且是在辽远的阿尔及利亚。一棵稚嫩的小苗，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破土了。这篇序随1958年再版的《反与正》发表。《〈反与正〉序》说明为什么这本随笔集在加缪思想发展的轨迹上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如他1953年10月30日给勒内·夏尔的信中所说：“是的，忘记童年时代是不可能的。然而，有时候应该离开它，至少表面上。做一个男子汉，被迫做一个男子汉，有时候容忍许多人，这有多难！巧的是，我最近也在考虑在阿尔及尔的时光，考虑我的童年。我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在肮脏的海滩上长大。我们游泳，稍远一些，就是纯净的大海了。对我来说，生活是艰难的，但我大部分时间里深深地感到幸福。”近海是肮脏的，然而远处是干净的，那里有纯洁的水。近海到远海，是一种超越；贫穷然而幸福，这是加缪毕生坚守的信念。“因为在一个艺术家的一生中总有需要作总结的时候，他接近他自己的中心，然后力图坚持。”在加缪的一生中，这个“需要作总结”的时间来得未免早了些，然而，他毕竟总结了，他接近了自己的中心；他毕竟坚持了，谁知道这是不是冥冥中注定了的事呢？《反与正》初版印量极少，读者求之若渴，甚至有人认为，这本小书包含了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加缪始终拒绝再版，理由是文章写得“笨拙”。可是，20年后，《反与正》竟然再版了，他不得不写了这篇长序。这篇序明确地指出了加缪思想的源头，这个源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美与历史的博弈。加缪在这篇序中说，每一个艺术家都“在他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眼唯一的泉水，在其一生中滋润着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说”，“对于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与正》之中，在这个交织着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长期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其回忆仍然对我保持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这危险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满足”。对于“贫穷”，加缪没有“怨恨”，对于“光明”，加缪从不“满足”，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乃是加缪毕生避之惟恐不及的陷阱：因为没有怨恨，加缪义无返顾地投入每日的生活；因为从不满足，加缪时时刻刻地捍卫个人的自由；他是一位感到幸福的西绪福斯。这眼滋润着他的一生的泉水是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本的、原初的动力，这种动力的名称叫做知识分子的“良心”。由于这种良心，他可以在斯德哥尔摩面对一位阿拉伯激进分子说：“我一直谴责恐怖，我也谴责盲目地发生在阿尔及尔街头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相信正义，但是我在捍卫正义之前要捍卫我的母亲。”有人指责加缪，说他居然把母亲置于正义之前，但是，试想一个人能够不顾母亲的安危而奢谈正义，他的正义不成了虚伪吗？连母亲都不爱的正义还是正义吗？加缪的话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话，这是他内心最隐秘处的呼喊，而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非有良心者不办。《〈反与正〉序》开宗明义，首先说的是“贫穷”，他说：“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的确，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加缪一直是贫穷的。幼年的加缪，家里甚至没有一张写字的桌子。然而，贫穷使他懂得了“自由”，他说过：“我不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学到自由的，我是在贫穷中学到的。”加缪并不赞美甚至炫耀贫穷，他只是不怨天尤人，也不仇恨财富，不嫉妒别人的富有，不把贫穷当做享受生活追求幸福的障碍……如此而已。“在非洲，大海和阳光不费分文；障碍反倒在于偏见或愚蠢”；加缪免于偏见和愚蠢的折磨，一是在于他的亲人，他的家庭几乎什么都缺，却什么也不羡慕；二是他“忙于感觉，无暇梦及其它”，一句话，“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羡慕”，他没有时间浪费在观察、觊觎、甚至掠夺他人的财富上，所以，当他在巴黎看见“很豪华的生活”时，他产生的是“疏远”中的一丝“怜悯”。在他看来，窘迫和快乐并不总是对立的，他说：“我从来也不能沉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加缪在17岁的时候，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疾病使他“恐惧和失望”，却没有使他“悲伤”，最后竟帮助他形成了一种“心灵的自由”，避免了“怨恨之心”，从而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灵与肉的狂欢之中。他的苦难，他的快乐，都来源于他所生活的世界，所以他说：“我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改变生活，是的，但不要改变他生活的“世界”，这就是说，生活是人可以决定的，但是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苦难使他不能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他“历史不就是一切”。历史的具体表现是政治、政府、政党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例如战争，因此，历史常常但是没有权力干预个人的生活。我们常说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人的生活可以自外于历史的限制，就是说，试图以历史的名义限制人的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希腊人是个幸福的民族，他们没有历史”（《笔记Ⅰ》）。他在《普罗米修斯在地狱》中说：“历史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连欧石南也不长。然而今天的人还是选择了历史，他不能也不该离开它；但是，他不是让历史为自己服务，反而日益成为它的奴隶。”人类创造历史，人类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人类也在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或摧毁某种价值，但是，人类往往不能驾驭历史，反而成为他的奴隶或成为某些人假历史之名成一己之私的工具。加缪并非一概地否定或反对历史，他否定或反对的是崇拜甚至神化历史的历史决定论，即人不能违背历史的所谓目的。他问道：“我们会有力量让欧石南再生吗？”他用欧石南这种野花象征人的鲜活的生命。他呼唤“正义之子”，“他们恰恰知道没有盲目的正义，知道历史没有眼睛，因此必须抛弃它的正义，尽可能地代之以精神孕育的正义”。加缪认为，未来的日子“可能摧毁”他的一切，恰恰没有摧毁他对生活的“无节制的欲望”。“未来的日子”可能就是历史的种种表现，如暴政、战争等，而“无节制的欲望”却“在《反与正》的最阴郁的篇章中爆发出来”。《反与正》的五篇随笔，几乎都是阴郁的，然而在阴郁的背景上，有几抹亮色，悲伤和快乐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在《是与否之间》中，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在一间摩尔人的咖啡馆里，他看到，“在一片大榕树间，有天空”。我们发现，这个人就是加缪。他感到，“在贫穷中有孤独，一种给每一件事物以价值的孤独”。虽然贫穷，但是“在财富的某种程度上，天空本身和布满星星的夜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财富。在等级的底部，天空重获它的全部含义：一种无价的恩惠”。“在匮乏的某种程度上，希望和失望似乎都没有根据，全部的生活归结为一个形象”，什么形象？童年的形象，从这种形象中，人们“汲取关于爱和贫穷的教诲”。在《反与正》中，作者说：“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投入这枝叶和阳光的游戏之中。化作一片光，我的香烟在其中燃烧；化作一股温柔和激情，它们在空气中呼吸。倘若我想认识我自己，那就是在这光的深处；倘若我想理解和享受这种交出了世界的奥秘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处所发现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使我从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极度的感动。”阳光似乎可以“捏碎”，雨把大海“打湿了”，空气终于“能喝了”，太阳在天上“爬了一步”，白昼重新“上路了”（《重返蒂巴萨》），等等，如果他不是处于物我两忘的境地，如果他不是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的感受中，他怎么可以有如此具体的、细微的、富有质感的经验？此时此刻，他的“全部王国在这世界上”。他说，阴影，炎热，寒冷，在世界的这些正与反之间，他“不愿选择”，他“不喜欢人们选择”。在《西绪福斯神话》的篇首，加缪引了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的两句诗：“我的灵魂啊，勿求永生，穷尽一切可能的领域吧！”这两句诗是《西绪福斯神话》的核心，也是加缪思想的核心，“说到底，问题在于如何指明这种对生活的酷爱和这种隐秘的绝望之间的联系”。对生活的酷爱和隐秘的绝望，这是两种共生共存的品质，这在《婚礼集》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婚礼集》是一本包括四篇随笔的书，出版于1939年，其中的《蒂巴萨的婚礼》最为著名。蒂巴萨是距阿尔及尔69公里的一处古罗马遗址，濒临大海，安详宁静，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天空，大海，废墟，原野，神殿的遗迹，芳香的植物，绚烂的鲜花，炽热的石头，都沐浴在滚烫的热浪里，这是一次在古罗马的遗迹举行的婚礼，是一次灵与肉的狂欢，是一次由狂欢复归平静的经验。加缪和他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且看他如何描写：“走了几步，苦艾的气味就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它那灰色的绒毛盖满了无际的废墟。它的精华在热气中蒸腾，从地上到天上弥漫着一片慷慨的酒气，天都为之摇晃了。我们向爱情和欲望走去。”晋人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不是说没有喜悦，也不是说没有恐惧，而是说喜到了极致，惧到了极致，喜和惧都消融在自然的大和谐之中。这些“回头浪子”早把“苦涩的哲学”抛到九霄云外，因为“这是自然的大放纵，这是大海的大放纵，我整个儿地被抓住了”。“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与这种深厚的力量分开，这力量把它们引向事物的中心”，“中心”就是每日的生活。“一切都是简单的，是人把事情弄复杂了。”（《是与否之间》）摈弃了一切抽象的思辨，一头扎进有血有肉的感受，果然如加缪所说：“对我来说，用我全部的身体生活，用我全部的心作证，这就足够了。首先是体验蒂巴萨，然后自然会有作证和艺术品。这里有一种自由。”但是，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蒂巴萨是什么？原来它们什么也不是，重要的是它们和我之间“产生爱情的那种和谐与寂静”：“大海，原野，寂静，土地的芬芳，我周身充满着香气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浓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他在《重返蒂巴萨》一文中，写下了极其动人的“回忆和感受”：“狂暴的童年，卡车轰鸣中少年的梦幻，清晨，鲜丽的姑娘，海滩，总是处于颠峰状态的年轻的肌肉，晚上一颗十六岁的心的淡淡的焦虑，生之欲望，光荣；还有那岁岁年年总是一样的天空，充满了汲不尽的力量和光明，永不满足；一连数月，一个一个地吞噬着在正午那阴郁的时刻摆在海滩上的呈十字状的祭品。”这是人类在进入历史之前的状态，加缪称之为“无邪”。无邪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他不再能享受“节制和秩序”所带来的狂喜。由狂热趋于平静，终于，“我们又感到了孤独，然而是在满足之中”。《杰米拉的风》中说：“世界终究要战胜历史。杰米拉投向群山的巨大的石头的呼喊，天空和寂静，我牢牢地抓住了它们的诗意：清醒，冷漠，乃是绝望或美的真正的象征。”的确，历史不就是一切，换句话说，政治不就是一切，政党不就是一切，政府不就是一切，在“一切”之外，还有生活，还有自由，还有美，还有美所意味着的东西。二十年之后，故地重游，加缪回到了蒂巴萨。他写下了《重返蒂巴萨》，收在1954年出版的随笔集《夏天》之中，这个集子里还有《巴旦杏树》、《普罗米修斯在地狱》、《海伦的放逐》，等等。今天我们读《夏天》，最突出的感受是：这本集子呈现了加缪思想源头的另一面，即拒绝屈服于历史的同时，在贫穷中张扬对美的追求，可以说，在加缪思想的源头上进行着美与历史的大博弈。他在《普罗米修斯在地狱》中指出了现代世界中人的根本特点：“今天，人类却只需要、只关心技术。他在机器中反抗，他把艺术和艺术意味着的东西视为障碍和奴役的标志。相反，普罗米修斯的特点在于他不能把技术和艺术分开。他认为可以同时解放肉体和精神。”因此，“在历史的最阴暗的中心，普罗米修斯的人一面继续他们艰难的工作，一面继续望着大地，望着不疲倦的草。被缚的英雄在神的霹雳闪电中坚持着他对人的沉静的信念；因此，他比岩石还要坚硬，比秃鹫还要耐心”。《海伦的放逐》发表于1948年，是一篇美的颂歌，加缪认为，希腊人的美是一种包含着“太阳的悲剧性”的“界限”：“希腊的思想总是固守着界限这一概念。它什么都不推向极端，无论是神圣，还是理性，因为它什么都不否定，无论是神圣，还是理性。它考虑到整体，用光明平衡黑暗。相反，我们的欧洲投入了总体的征服，它是过度的女儿。它否定美，正如它否定一切它不赞扬的东西；尽管它以不同的方式仅仅赞扬一个东西，即理性的未来王国。”总之，“我们放逐了美，而希腊人为她拿起了武器”，欧洲的黑暗与希腊的光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和美以及美所意味的自由，是加缪义无返顾地生活的根本原因。“上帝死了，只剩下历史和权力。很久以来，我们的哲学家的所有努力只想着如何用形势来取代人性的概念，用偶然性的混乱的冲动和理性的无情的运动来取代古老的和谐。”文学艺术的活动也不例外：“人们在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的欧洲文学中找不到风景。故事解释不了先于它的自然界，也解释不了高于它的美，于是就选择了无视自然界和美。柏拉图包容一切：荒谬、理性和神话；而我们的哲学家只有荒谬和理性，因为他们对剩下的一切闭上了眼睛。”历史精神和艺术家都想重新创造世界，然而后者知道界限，前者却否定界限，一个以自由充当激励的动力，另一个却走向暴政，所以，“今天所有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最终都是为了美而战”。蒂巴萨是古罗马遗址，但是，加缪愿意把它看成希腊遗址，他在那里找到了美，那美是界限，是节制，是平衡，是希腊人的核心价值，加缪将此作为他的思想的源头。《重返蒂巴萨》是加缪故地重游的记录和思考。他“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来到了阿尔及尔，来到了蒂巴萨，重温他“生活过”的日子。然而，今非昔比，“废墟已被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只能从被特许的入口进去”，他“发现了那阻隔在炽热的废墟和铁丝网之间的距离和岁月”。炽热的废墟意味着“美的景色”，铁丝网代表着“暴政，战争，警察，反抗的时代”。泥泞的蒂巴萨依然遮不住往日的“美、丰富、青春”，可是，“在大火熊熊的照射下，世界顿时现出了它的皱纹和创伤，旧的和新的”。世界和他，“一下子老了”，我们听到加缪这样低声倾诉，仿佛看见他的眼眶内有泪水在打转。加缪说：“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这种“崇高”正是历史强迫人们做出的样子。美离不开人的渴望，正义也离不开人的自由，“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为双倍的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的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但是，他终于“重新发现了过去的美和一片年轻的天空”，明白了在“疯狂肆虐的那些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段使他从不绝望的“回忆”，清楚“蒂巴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工地和瓦砾都年轻”。他进入了蒂巴萨这座“庇护所和避风港”，他又“认出了寂静造成的难于察觉的声音”：“鸟儿的持续的低音，悬崖下大海清而短促的呻吟，树的颤动，圆助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即逝的蜥蜴。我听见了这一切，我也在倾听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涛。”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存在着“令人振奋的东西”和“令人沮丧的东西”，他学会了“用白线和黑线打同一根绷得要断的绳子”，因为要“放弃存在的一部分，他就必须放弃存在，也就必须放弃生活或者直接的爱”：“我不能否定我生于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愿拒绝这个时代的奴役。”“是的，有美，也有屈辱。无论做起来多么难，我愿永不背叛任何一方。”于是，“在隆冬，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美与历史，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这个统一体就是人。1945年，加缪在《笔记Ⅱ》中写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词是精神的血肉，概念是现实的骨架，这就是加缪为什么要用“唯一的泉水”来形容他的思想的原点，用宋代朱熹的一句诗来说，就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是词，是美，是具体的生活的感受，而不是概念，不是历史，不是抽象的哲学的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