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隋唐时代长安与洛阳地位对比
摘要：隋唐时期，是长安和洛阳并立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具体情况的对比和分析，得出长安在隋唐时期的地位总体仍较洛阳为高的结论，并就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和经济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隋唐，长安，洛阳，地位对比
隋唐时代是长安与洛阳并立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一般认为，这两座都城各有其重要的地位，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自古为帝王之乡；而洛阳则位于传统中国的天下之中，也是一座古都。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曾经并为国都，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京的地位并不相同。本文拟就隋唐时代长安与洛阳的地位作一对比研究。
按照政治中心所在的具体情况，可以大致将隋唐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隋文帝长安时期（581-605年）
北周丞相杨坚于581年灭北周，建立隋朝，次年迁都大兴城。由于西魏、北周以来，建立在关陇贵族集团之上的各王朝都以关中为根据，逐渐向外扩张，趁侯景之乱后南梁混乱的局面夺取蜀地和荆襄，并灭北齐而统一北方，因此，杨坚在此基础上，仍以关中为根本，在建隋之前，就毁掉了邺城；隋灭陈以后，又毁掉六朝古都建康城，目的都是消除地方的割据分裂隐患。隋文帝同时加强中央集权，一改魏晋南北朝乃至东汉以来地方豪强大族垄断地方权力的局面，改革政治制度、检括户口。隋文帝加强中央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营建规模宏大的大兴城，都城迁址但不迁离关中，府兵的军府集中于关中地区，加强关中的战略地位，仿效秦和西汉的先例来统治天下，实现了“开皇之治”的局面。
隋炀帝洛阳时期（605-616年）
隋炀帝为了能够统治全国，使四方贡赋都能输运至国都，也是为了方便后来他对四方的巡游和战争，将都城迁至洛阳[1]。不过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隋炀帝似乎是想证明自己是三个地区的共主，弥平关陇、关东和南方的矛盾，因此需要一个相对距离三地都不远的地方作为首都。洛阳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西侧，隋炀帝利用曹操在河北所开运河、古汴渠、古邗沟、古江南河等旧有运河，征发丁夫开凿连通南北的隋朝大运河。洛阳城上游，则利用洛河构成皇家苑囿。尽管这一时期中间隋炀帝曾几次到涿郡指挥征伐高句丽，但其根本仍在洛阳。洛阳附近有兴洛仓、含嘉仓等大型仓库，贮藏着充盈的谷物。
大业八年（612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隋炀帝得知杨玄感攻占洛阳后，十分慌张，因为洛阳地处中枢，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派大军去镇压杨玄感。杨玄感则在攻取洛阳后，没有作长远的计划，也没有根据地。有人劝他西进关中，这实际是一个良策，但当时的形势却不利于继续进攻关中，因此最后杨玄感被各路隋军击败而死。这说明洛阳在军事上仍有很大缺陷。尽管洛阳处天下之中，被攻占后政治影响很大，但另一方面，此时的洛阳四通八达，一座孤城易受到四面攻击。当时西面的代王、北面的屈突通，都来进攻，杨玄感当然支持不住，就像他从黎阳前来夺取洛阳轻而易举一样，隋军收复洛阳也轻而易举。而当时隋军尚强，还没有到土崩瓦解的状况，因此杨玄感除了在洛阳造了一次反外，本身并没有收到多少实效。这无疑给后来反隋的各方势力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隋代王（恭帝）及唐初长安、越王（皇泰帝）及郑政权洛阳对立时期（616-621年）
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到江都，此后中原形势不能再被控制。相比杨玄感起事之时，这时四方的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强大很多，隋炀帝只能躲到江都坐以待毙，而以代王杨侑镇长安，越王杨侗镇洛阳，但这两股力量相比，长安又更弱一些。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打着义兵的旗号要夺取关中。当时关中的代王臣僚势力，是较为虚弱的一支势力，洛阳的王世充则在和李密对抗，而且李渊的故旧和乡土都在关中，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进攻代王势力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十一月，李渊攻入长安，立代王为傀儡皇帝，控制关中，次年建立唐朝。但是当时的关中也是强敌环伺，尽管洛阳的王世充无暇西顾，但是西面的陇西薛举却一度逼近关中腹地。薛举突然死去，使得唐朝有了反攻的机会，很快消灭了陇西势力，保证了关中的西面。自此之后，关中成为唐朝的坚强的根据地，唐朝先招服巴蜀官员，又向西攻灭李轨，确保周边稳定后，击破刘武周，夺回太原，此时聚集重兵，准备全力东进，围攻洛阳。
相比之下，洛阳的劣势就很显著。李密围攻洛阳，对于洛阳的隋军和魏军都是一种消耗，最后实际是两败俱伤。本来李密的瓦岗军是隋末中原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李密先是因为夺取洛口仓来赈济百姓，所以才进兵洛阳的。然而洛阳的守备隋军极其顽强，而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又带着军队北归，这样造成李密两面受敌，不得不先向皇泰帝的小朝廷称臣，暂时缓和关系。但是，王世充不会坐以待毙，因此在李密和宇文化及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出兵击溃魏军。李密的部下死亡逃散，他本人则被迫逃到唐朝去了。然而，王世充在解围后，发现周边环境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稳固。河东和巴蜀都在唐朝控制中，洛阳成为唐朝向东统一天下的主要目标。于是洛阳再次被围，并在虎牢之战后无奈地结束了最后的统治。
秦王李世民认为隋炀帝所建的宫室太过奢华，于是将洛阳隋宫毁坏。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洛阳只是洛州的州治。
唐武德中至高宗长安时期（621-657年）
自洛阳被平定之后，尽管国都还在长安，但因唐高祖早期无法调和其子之间的矛盾，他曾经一度打算令功绩卓著但又无法成为储君的秦王李世民镇洛阳，事实上有赵武灵王分国之意。时太子李建成与秦王已矛盾激化，因此阻挠秦王出镇，不久玄武门之变事发，洛阳作为帝国的第二个权力中心的动议并没有实现。[2]
贞观时期，仍以长安为中心。洛阳只作为洛州，而没有作为东都。太宗对隋炀帝失国的历史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因此他可能会认为洛阳的奢华不适合作为他的首都，因为他毕竟是打着一改隋末弊政的旗号来施政的。而且，唐初的政局尚未稳定，关东的洛阳比长安更容易被攻破，这也是太宗战争中得到的经验。
长安在贞观时期受到周边最大的威胁起初是来自北面的东突厥。颉利可汗在便桥之盟以后，因突厥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对长安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袭击。贞观四年东突厥被唐朝击灭，北方边患消除，这样一来，长安的地位就稳固了下来。而西面的吐蕃仍在对青藏高原上的羊同等国开战，吐谷浑在贞观九年（635年）被击败，归附于唐朝。因此关中周边的环境较为安定。贞观后期，唐朝多次对西北用兵，重新控制了西域。由于贞观中后期周边都很安定，长安这时期成为唐朝唯一的国都。
高宗、武则天洛阳时期（657-705年）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升洛阳宫为东都，这是洛阳重新成为东都的标志性事件。高宗曾多次到洛阳，高宗本人最后也是在洛阳去世的。高宗最初的东迁，可能与他欲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不无关系。显庆元年（656年），他已经废了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迈出了和关陇贵族决裂的第一步。在确定东都之后，他又借长孙无忌谋反一案，将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都排斥出朝廷。长安是关陇集团的根本所在，高宗完全有理由借故来迁都。高宗东迁主要和当时关中灾害频仍，而漕运不继，粮价上涨而无法供应庞大的官僚集团有关。咸亨二年（671年），高宗到洛阳，太子李弘在长安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太子）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楡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3]。又如永淳年间（682-683年），“关中大饥，人相食，盗贼纵横”[4]。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在高宗统治中后期，唐朝和吐蕃间的战争逐渐频繁，今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故地基本为吐蕃所攻占，唐朝在鄯州、甘州、凉州等地设屯田，以防吐蕃的进一步进犯。这一时期，西北的形势较为紧张，因此高宗东迁可能也有战略的意图。
但是东迁洛阳的最大受益者是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武后以洛阳为神都，作为首都。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改东都为神都的同时，武后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以推进她进一步改变唐朝制度的计划，为后来称帝建周作准备。
洛阳对于武则天建立新王朝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洛阳既是唐朝的东都，又非唐前期首都所在，既可以表明武则天与唐朝一脉相承，也与唐朝相区别。尤其是高宗后期基本在洛阳，因此更说明周与唐的继承性。尽管在武昭仪成为皇后之后不久，关陇贵族遭到了大的打击，但是唐宗室和忠唐的贵族势力仍然顽强。光宅元年（684年）和垂拱四年（688年）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反武运动，尽管开始来势汹汹，但最后都被镇压。尽管这两次起兵都在关东、江南，对洛阳的威胁很大，但武后并没有因此离开洛阳。她在洛阳营造了更为奢华的景观，如明堂、天枢、万象神宫等，以证明自己才是接受了传统所谓“天命”的女主。武则天试图建立一个超越唐朝的王朝，通过这些非凡的建筑显示出神都胜过长安，武周胜于李唐。由此，东都洛阳达到了它在隋唐时期的第二个鼎盛时代。不过武则天并非一直都在洛阳，例如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她就曾回到过长安。
六、唐朝中后期的长安时期（705-904年）
神龙元年（705年），“神龙革命”发生于洛阳。随后，中宗回到长安，并改神都为东都，恢复了唐朝的制度。到玄宗时，极力消除武则天的影响，加强道教，提高长安地位，毁掉了洛阳的天枢等建筑，以表示唐朝只能有一个首都，即是长安，而洛阳只能作为陪京存在，长安胜于洛阳，李唐胜于武周。这也是与唐朝开国的武德、贞观时期一脉相承的“关中本位政策”。开元、天宝时期是长安最为繁荣的时期。不过，玄宗即位之初也曾一度因关中粮食不足而到东都洛阳。当时太庙房屋毁坏，玄宗正在迟疑是否要到东都，姚崇则表示支持：“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 [5]。玄宗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裴耀卿任江南转运使，调整了漕运的方式，使得漕运更为便利，节省运费，如此将关中的粮食充实起来，之后又采取回造和和籴之法，征收江南百姓的布匹，向关中百姓换取粟米，使得关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到天宝年间，长安城已经达到其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达到鼎盛，这时虽然周边和后突厥、吐蕃、南诏都有战争，但都没有影响到关中，唐朝仍然处于一种扩张的战略格局。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的叛军很快攻破洛阳，但尚无力一鼓拿下长安，这说明长安的形势较洛阳远为险固。但因潼关失守，玄宗被迫仓皇西逃，最后到成都落脚。而太子李亨则到灵武寻找救兵，以图收复两京。安禄山并不敢定都长安，说明他认为长安悬远而易被唐军包围，如在洛阳，一时不成还可以退回幽州故地。后来安禄山被杀，安庆绪回到河北，果然势力再起。后来史思明又一次攻破洛阳，这再次说明洛阳的形势较长安为劣。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割据一方，唐朝只能承认这种既成事实。随后的几十年里，藩镇一再掀起大的波澜，尤其以德宗时为严重，河朔、淮南等地五个藩镇连兵，公开反唐。在这种情况下，靠近河朔那些桀骜不驯藩镇的洛阳当然不适合作为首都。但长安面临的危机，也不比洛阳轻松，陇右的吐蕃，关内的党项，反唐的仆固怀恩，都对唐朝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吐蕃自安史之乱以来，进犯陇右，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将陇右道全部攻占，当年十月攻入长安，代宗逃往陕州。后来吐蕃虽然退兵，但其兵仍在陇山以西一带活动，连岁入侵邠州、奉天，危及长安。在这次事件中，宦官程元振一度希望代宗到洛阳，以摆脱郭子仪，巩固自己的地位。郭子仪听说代宗要东迁洛阳，于是上书劝谏。他认为，此次代宗之所以会东迁，是因为“委任失所”，而非关中不利。郭子仪认为迁都洛阳有这些不利之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的近十年的破坏，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城市荒废，周边人烟稀少，没有军需储备，不能够供给庞大的封建朝廷；洛阳周边土地也狭小，而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考虑，“东有成皋（虎牢关），南有二室（嵩山的太室、少室二山），险不足恃，适为战场”[6]。的确，安史之乱时，叛军就直接由成皋的虎牢关攻入洛阳；而河朔最嚣张的藩镇之一魏博节度使，就近在魏州；后来起兵反唐的淮西节度使，则近在豫东南。唐朝如果此时定都洛阳，其东面都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多方面考虑下，长安是唐晚期首都的唯一选择。
不过，长安作为首都最大的弊端是漕运问题。河朔既已不再听从中央调遣，作为重要经济区的江南就作为唐王朝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经漕运将贡赋钱粮运达长安。然而长安位处关中，隋代以来就已经显出漕运方面的缺陷，此时又因关东形势复杂，漕运的通畅很成问题，因此耗费巨大。淮南节度使李希烈一度反唐，截断漕运，使得漕运一度不得不溯汉水而上，由商洛而至长安。故随着漕运的繁忙，由宣武节度使李芃主持修汴渠后，开封的交通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在五代和北宋时成为国都。
此外，长安还有周边环境恶化的情况。例如，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7]德宗还曾说过：“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8]这说明关中乃至整个泾渭、汾涑流域的植被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水土流失的严重，渭水日益混浊，到干旱年份则出现径流量减少的现象。这都不利于长安城的进一步发展，反而加速了城市的萎缩。随着唐末黄巢、沙陀等部的战乱，长安的宫室最后被毁坏殆尽，街坊萧条[9]。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军事核心在关中，资源也难以为继。因此，这种局面如果在短时期内难以扭转，以后的国都就不能再放到关中。于是，在朱温的逼迫下，天复四年（904年）正月，长安百姓被强制迁往洛阳，建筑被拆毁，曾经有三百多年建都史的隋唐长安城就此毁灭了。
七、长安被毁后的唐末洛阳时期（904-907年）
朱温鉴于其势力中心在东面的开封，西有李茂贞、北有李克用，长安极不利于他控制唐廷，于是他毁掉长安，迁唐皇室于洛阳，在迁移途中杀掉大批宦官，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因为洛阳长期失修，朱温还在洛阳督造了宫殿。然而他畏惧较为英明的昭宗可能会对他不利，于是杀害昭宗，另立昭宣帝。不过，洛阳此时和唐王朝一样，都已经是名存实亡。因此三年后，朱温废唐建后梁，国都定在开封。除了五代时后唐和后晋初期一部分时间洛阳作为首都外，洛阳作为陪都直到北宋，但地位较唐代前期相比要低很多。
八、总结
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两座在不同历史时期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总体来看，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时期显然要多于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政治因素。隋和唐的前期，都是以关陇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因此需要以关中为都，稳固根本，强干弱枝，因此大兴城得以建立，邺城、建康城都被平毁。隋文帝通过大兴城的建立来说明自己的王朝是继承北周，但却胜过北周、北齐、南朝三方的。李渊在起兵后，仍然是回到自己故乡的关中，然后作为稳固的基地来建立唐朝、统一天下；唐太宗则延续了这一方针。到玄宗时，提高了长安的地位，以显示自己是和唐初的列祖列宗一脉相承，而不是受了武则天的影响，重塑李唐正统的意识形态；而玄宗以后基本都是延续这一意识形态，来从名义上控制桀骜不驯的关东藩镇。
2.战略因素。主要体现在唐后期。安史之乱以后，关东遭到战乱影响，又存在很多阳奉阴违的藩镇，对于唐朝的统治极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内患甚至大于外患，以至长安尽管一度在吐蕃的威胁下，但都不能改变唐朝的皇帝在事件平息后回到长安这一事件。而洛阳在这一段时间内都是皇帝几乎不驾临的陪都。关中因有山河紧锁，内又有八百里秦川，因此要胜于洛阳。洛阳很容易被关东藩镇叩关，在洛河河谷也没有像关中平原那样多的耕地。
3.经济因素。长安有几个经济来源：一是本身所处的关中平原；二是南方的巴蜀之地。尽管江南之地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在唐后期江南和关中交通越来越不畅的情况下，唐朝的经济来源更主要依靠关中和巴蜀。因此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遭遇到来自关东和关中内部的叛军或起义军攻击时，唐朝的皇帝多选择向巴蜀逃亡。朔方等地的藩镇尽管相对来说比关东的藩镇要可靠，但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没办法供养皇帝及其扈从，更不要说文武百官了。而洛阳一旦被围攻，经济就很难自给自足。皇帝甚至可说是无处可逃，最近的经济区都被藩镇所控制着。
因此，尽管长安和洛阳在一般印象中称为两京，但其实际情况原为复杂。不过，洛阳和长安各有利弊，都有其重要的一面。而到唐末，则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长安先被废弃，随后洛阳逐渐失去隋唐的地位，成为一个较不重要的陪都，在两宋结束后彻底沦为一个地方行政中心。
参考文献：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1]《隋书·炀帝纪》载炀帝营建东都是为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以消除关东百姓的冤狱，但就后来炀帝所作所为来看，他巡历淮海是真，观省风俗是假，而且也和他欲接近旧时的藩邸扬州有关。
[2]《资治通鉴》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
[3]《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4]《旧唐书·苏良嗣传》。
[5]《旧唐书·姚崇传》。
[6]《旧唐书·郭子仪传》。
[7]《旧唐书·德宗本纪》。
[8]《旧唐书·裴延龄传》。
[9]《旧唐书·僖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