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神病工作的一些经验

弗洛伊德1907年认为：精神病人无法建立移情，属于自恋神经症，自恋的力比多无法投注到客体（处于原初自恋的世界），分析家类似于母亲的位置，而不是父亲；

弗洛伊德本人坦言喜欢处于父亲的位置，而不是母亲的位置，而费伦齐即喜欢父亲，也喜欢母亲，甚至儿子的位置。

这里，开始了第一代英雄式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工作的实践，正是这一次运动，引发了精神分析对精神病工作的基本的谨慎性，最初是荣格，此后是亚伯拉罕、费伦齐主导了这个工作。这个时期，有些未发作的精神病人因为按照原本分析设置的处置，导致了发作。很多谈论精神病的分析性临床的作者都由此说明精神病临床的危险性：不能上躺椅，不能自由联想，不应解释，不应和妄想工作，等等。然而，我们需要强调，很多人，如Maleval也报告，一些个案经过三年的躺椅分析，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费伦齐文集第四卷提出的分析家工作的设置及其理由，这主要针对的是妄想症，因为精神分裂症的变换无常的妄想和行为，在当时没有发明精神药物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工作：

1 不应和妄想症者争辩（与之争辩，试图攻击或者改变妄想者的确信，会导致全面的负性移情，分析家会被认为是迫害者的一员）；

2 在一定的谨慎下，接受妄想性的观点，即把它作为某种可能性来看待（我在医院遇到过某功学员出现被政府监控的妄想，这种例子下，即承认被跟踪也是有可能的。）；

3 透过一些赞美和奉承来获得微量的移情（例如，对他的聪明加以赞美），因为所有的妄想狂都是自大狂；

4 梦的解释应该由妄想者自己做出，因为由于缺乏检查机制，他经常可以自己进行这样的工作；

5 很难带领妄想者进入讨论，除非他心情甚好，此时把这种讨论作为智力游戏的一部分：这也是他对分析的看法（这里已经展现了精神分析工作的核心部分：分析家并不是假设知道的主体，但分析家具有跟他一起讨论他妄想世界的绝对真理相关的某些知识）；而且重要的是，是他自己获得这些讨论出的知识，而不是分析家教导。如果我们让他发现是他自己在怀疑他人或者世界，这个讨论的办法就立马行不通了；

6 如果我们大胆地跟他展现他的无意识的话，那么会得罪妄想症者，因为对他没有什么无意识的，他都认识地很清楚了。而且确实，与非妄想者相比，他确实更加对无意识有所认识，即便他没有投射出来的东西，他也很容易就进入。

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就能理解这点，Eecke介绍的Karon和VandenBos的工作中提到，在精神病爆发的前夕，都有巨大的对死亡的恐惧。谈到对病人提供满足感，他们认为治疗师应当直率地谈话，并试图在言语的水平上提供帮助 。治疗师必须被视为这样的人，他不是来索求而是来给予的。

Karon和VandenBos没有直接处理精神分裂症死亡象征的缺陷，他们用母亲式的保护性方式来处理 这 个 问 题 。但有 两 件 事 他 们 不 会 做 ，他 们 不 会 安 排 真 正 的 保护—买枪来抗击凶手，他们也不会与病人争辩这种恐怖是没有
理由的。他们要做的事是给予病人对抗凶手的信心，并重视病人想象的恐怖。这里充分体现了Ferenzi所谓的把妄想内容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实践立场。

然而，竭力避免纳入负面的迫害性精神病移情，让分析家和分析者的关系处于母子状态中，分析家过于小心呵护，只是等待分析者的妄想自行组织吗？

不是的，在这样避免迫害妄想的移情建构基础上，拉康派提出的想象和符号协调工作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精神病因为大他者的享乐占据而过度焦虑、要付诸行动的急性期。我们只简单引用两个例子。

— 个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有一个病人，他 在 噩 梦 和 幻 觉 中 觉 得 他 的 继 母 在 打 他 。病人问 道 :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这里逃脱并且把她杀了，这种梦会停止 吗？”Karon提示：不杀她 （继母 ）的理由是你会被逮捕。如果你为了杀她而准备去死，她一 定比你 （指向自恋的动机）更重要。 对我而言，这听起来很愚蠢。

另一个利用镜像关系的例子是Gaetano Benedetti给出的——他至少受过荣格和拉康的双重影响。病人感到她自身的分裂状态：她看到的幻象是两只胳膊在互相残杀。为了保护自己，她密切地注视着这两只胳膊。治疗师认为，这反映了她的内心冲突。于是治疗师告诉病人 ：她可以闭上眼睛睡觉，治疗师可以替她去注视。

这里清晰展现，协助性的小他者的功能，在稳固自我的功能前提下，来引入一定的符号性，这种功能实际上在Rosenfeld《僵局与解释》一书的对精神病的分析治疗的总结中已有提及：很多治疗师，如Reicheman或者Winnicotte已经从Ferenzi的立场，透过Klein或者拉康的启示，开始转向符号化的诠释性的对妄想加以建构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