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神经症对比）
一、拉康之《康德与萨德》
为了写这篇读后感[1]，真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直面淫荡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倒错现象时刻伴随着我们，我们要么沉浸其中，要么避而远之，总之，与之有某种“私密”的联系。作为拉康的第三种主体结构（另二者是神经症和精神病），它占据了三位一体的分量。
无论如何，拉康却认为萨德的《卧房里的哲学》实际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姐妹篇。拉康认为康德Man fühlt sich wohl in Guten（“人觉得自己在善中是幸福的”）。由此，康德通过对善的寻求，把我们引入了他的“实践理性”。即，善与法条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回头看看老萨，这位实践理性的绝对实践者——如何即便关到监狱也要继续他的倒错实践，并以此扬名的。《卧房》“我有权享受你的肉体”， “而我将行使这项权利，只要没有任何阻止我的事物话”。即只要没有大他者，那个法条的制订着，那么我就占据那个位置。拉康没有指出这点，他太隐晦（淫秽）了。即，一个大他者（上帝）保卫了某种善，建立了道德法条与法律。担保了善和所谓的幸福，而萨德同志明晰地看到这点，并非常“认同”与此！即如果大他者存在，那么我这么做，就违反了法条，我理应受罚，我接受这个法条；但是我没有受罚的时候，你，必须依照我的意志，被我享用！
我们必须重新把这里说一下，才能继续，这个认同法条不是遵守法条，如果我总是不付地铁票，而我被抓之后也主动交纳罚款，那么，我也正好是法条的维系着。这么做和那些总是买票，深怕被抓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希望逃票，但碍于法则，他们如此地恐惧，以至于每次都买了。这种恐惧，通过超我，拉康说，《理性》中可以推测出这部著作中获取的色情（érotisme）。超我控制淫荡，但因此，超我生自于淫荡。超我指涉了淫荡的必然存在！在强迫症那里：当我如此恐惧法律，我又没有犯法，我仅仅是想到了而已，那到底问题何在呢？
他的欲望，或者应该有个修饰词：无意识的，我如此地欲求着某种东西，我知道不能，我必须以所有的意志去抹去这种思想，以便防止我真的做了，我如此地知道这是我的欲望，而我却又虚伪地用超我去控制它，因此，我付出了一切的代价去遮盖我那淫荡的欲望。
很好，那么倒错者给出了完全不同的阐释！他毫不虚伪，他直达主题，他为了享乐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他，就等着大他者来惩罚他。萨德主义（虐待狂）具有原发的受虐本质，所以弗洛伊德才说受虐狂才是根本的。但萨德可不傻，这种付出一切代价的享乐，拉康称为享乐意志（V）。
神经症主体符合以下的四元关系：
主体（ES）在大他者（法则的颁布者）那里，接受一个规则，并在这个规则上幻想而具有无意识的欲望。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如何来的欲望和幻想呢？因此，这个原发的逻辑启动了主体，赋予了张力，冲动被整合为力比多，指向自我或者他人，如此的主体，万万不可损害法则，因为损害法则就意味着丢失欲望的本源而不知所措。
拉康给出的萨德主体（S）的享乐图示
那，我们看看萨德兄，仍然是四个元素，但是大他者（A）不见了，并非不见了，而是成为了某种他人（a），而且这个他人具备对象小a（欲望产生的对象，而非欲望的那个对象，后者是继发的赝品）。为什么呢？法则的制定者本身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通过这个被虐待者，法则具象化，因而，法则如果要实施，就是说要抓到这个施虐的淫荡主体，那么也在此刻，因此，引发幻想的对象a和接受法则的主体仍旧构建起欲望（d）和幻想，然而，施虐主体却成为未划杠的主体S（淫荡的它我，ES），法则的大他者（A）,欲望，和欲望的原因（对象a）被分离。萨德的坚“墙”就在这里。又比如，冷战时期，大多数人处于神经症，核武器是一种威慑的武器，即占据大他者的威慑和法则的制定者的位置，它威慑了战争，却永远不能爆发，除非有个倒错者出现，希特勒因此是倒错的，如《破坏性剖析》中弗洛姆表述的。
二 病理结构的考虑
那么，倒错者在结构上占据怎样的位置？如果说，精神系统的根本建立，有赖于父亲将母子分离，孩子把父亲纳入精神的一元，作为超我，那么，未曾建立的就是孤独症：在这里，所有的人和外部事物任何客体没有任何区分，孤独症最多把妈妈当成一个基本需要，如同馒头，而无法产生互动，我们是不会和桌子产生互动的；建立失败的就是精神病，由于这个父亲和规则建立的失败，超我和无意识毫不遮掩地产生在意识中，意识的分裂彰显，同时，精神病主体把物当成人，他可以和凳子聊很久很久，互诉衷肠；在倒错者那里，这个父亲和规则随时在那里，他期待这个规则的维系本身；神经症，则规规矩矩成为规则的遵守者，因此，神经症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看似简单的分类，实际囊括各种现象，如同神经症包含恐惧症，癔症，强迫症，疑病神经症，抑郁症等，精神病包括各型精神分裂，双相，妄想症，妄想痴呆，内因性抑郁（melancolie）等；倒错广义上包含：恋物癖，易装癖，裸露癖，窥视癖，同性恋，摩擦癖、性窒息癖等等。这些分类相较于精神病学家而言，折磨着精神分析家的神经。有时候，前者颇有要将和内科看齐的态势，似乎病名越多越有价值，后者却回到医学的基础，即精神的解剖图景：如老弗的第一第二拓比结构。倒错现象最早在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加以详尽讨论，性倒错作为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在精神病和神经症那里出现，现在我们看到，它简直可谓深入人心。无论如何，它涉及的本质是性的，就和法则的规定者打照面而言，精神病也有参与，在犯罪心理学的领域，有一些人，他杀人仅仅为了获取杀人的快感，他不需要杀自己恨的人，陌生人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为何把倒错划分为一个介于精神病和神经症之间的分类就不能仅仅以此来考虑了。倒错者对别人有过度的性的要求，因而，自慰现象则是神经症性的。倒错者和神经症的关联是区别与和精神病的划分的基础，就是说，在这里，他和神经症一样知道A（大他者）是被阉割的[2]，是缺失的，在精神病那里，A如此等同于法条，以至于A占据的时候，会杀人越货，而倒错者通过他人的身体获得的试图让A显现，本身是一种假面，因此弗洛伊德专门讨论了恋物，在恋物那里，这个物件被崇高化，倒错在规则的边缘，他没有逾越核心的规则，但是在一个边缘区挑战和维系规则，这个区域仅仅是性的【享乐意志】，或者所有的需求的物体和行动都被划分为性的：如性窒息癖。
然而，如果要过渡到神经症，那么，还需要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因为俄狄浦斯情结不仅仅是通过认同了父亲的规则，接受阉割，同时，还有主体对性对象的选择。倒错者对性对象的从母亲过渡了，所以不是精神病的乱伦，但是中途固着成了物体，或者别的过度享乐：如上述的那些癖，则无法进入神经症的力比多受到符号界的更进一步分化，隐喻和换喻，而能以更为“文明”的程度：比如姐弟恋有效地替代了乱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区分日常的倒错现象和严格病理意义的倒错，这点上我们必须回到《性欲三论》，弗洛伊德发现，幼儿和孩子那里，任何客体都能带来巨大的快乐，但是随着道德的建立，所有人都渐渐限定自己的色欲化的享乐，渐渐变成，比如异性恋，同时，能引发其关注的异性实际也不多，因此，异性恋本身就是一种倒错的固化。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同性恋的特殊位置，拉康（后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把同性恋划分为病理的倒错类别了，因为性认同本身仅仅和异性恋的认同一样，他用作为符号身份认同，产生拉康著名的性别公式，来区分了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同时，因为身体本身的解剖进而引发的符号认同的某些复杂关系，比如社会的认可和普适道德标准的矛盾，这超出我们的讨论范畴，见此前博文。
倒错和神经症，通过恋物的物体和恐惧的对象比较，弗洛伊德给出了更多的精确的关联，这里二者都是引发强烈情感的重要物体，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产生享乐，一个产生强烈的焦虑，这里拉康给出了倒错的机制：否认，通过这个恋物客体，恋物癖否认了A的阉割，因而希望和A照面，因为这种照面的想象关系，倒错者（施虐狂）本身想象自己位于A的位置上试图确保享乐；而神经症知道这个阉割，但遵守它的运行法则， 则处于二者之间，他并不否认，因为没办法，它实实在在就在那里，但他却不清楚其运行法则， 因此，恐惧症的物件作为这个法则的具体化：只要有这个的地方我都不能去。
弗洛伊德因此认为，神经症是对倒错的否认，由于这种否认，倒错的无意识幻想被压抑并且仅仅在幻想中呈现，这里是弗洛伊德对严格意义的倒错和一般的倒错现象的区分，一个是人格意义上，后者是表现的现象或者说社会道德下观察的普遍现象；亚布拉罕指出了倒错和神经症的密切联系，如在癔症那里时不时会出现典型的受虐幻想，同时，在施虐关系中，被虐对象被简化为享乐的泄欲工具，人的精神的欲望被减缩为如同基本需要一样，对象变成食物，这导致癔症典型的症状：恶心。神经症通过幻想不时回应大他者的欲望，试图满足这个幻想也满足大他者，而严格意义的倒错者“一直”致力于满足大他者，即维系前述之母亲的石祖，保持大他者没有缺陷，拉康给出了一个例子，一个倒错者在妓女在他脸上大便出来的时候最为兴奋，尤其在那一刻，他会大叫：merde（大便）！同时这个merde的声音同mère de，就是“母亲的”。拉康说，这里清晰地表明在母亲那里没有yin 茎，倒错者自己赋予她一个，以便否认这个事实。这就是倒错者的行为所尝试做的事情。这里同时我们看到yin茎和石祖是不同的，yin茎具有一定的石祖功能，因为是进行符号的性认同区分的生理基础，但是倒错者也让我们看到，yin 茎是不可以继续被维系的，但石祖是可以的：它继续保有幼年儿童幻想中母亲具有的yin茎的功能。石祖可以是符号优势的一切事物：事业，名望，甚至一辆车。广告中，四处都是诱人的倒错客体。因此，倒错的享乐获取代价是和法则联系，即将他与全能母亲阉割的法律，当母亲去找父亲，去工作，为了某种x的原因（即石祖），而离开他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不是石祖，无法满足母亲，于是不断弥补这个母亲的欲望，因此拉康戏称倒错者（perversion）就是père-version（父亲的变体）。倒错者一直要去占据母亲的石祖拥有者：父亲——那个法则的制定者，因此倒错者试图与A打照面或者位于A的位置。因此，在倒错者那里，和母亲的分离是失败的。然而，这种分离失败和精神病的和母亲的分离失败有本质的不同，这涉及另一个父亲的名字的概念，本文就不继续深入了。
最近在川大东门遇到一个穿着丝袜的胖子，易装癖如何作为倒错登录的呢？易装癖者直接佯装大他者：没有被阉割的具有yin茎的女人。相反，暴露癖透过他展示自己有yin茎，而女人没有，但同时赋予对方的目光如此的重要角色，以至于无法控制，不得不暴露获取极大的享乐，对方的目光加上自己的yin茎才能具有石祖的价值，进而获得享乐！因此，这里也展现了倒错者随着不同的症状带有的石祖与yin茎的具体的关系不同罢了，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窥视癖的特质，通过窥视而不是yin茎去做爱来获得这种完整石祖的享乐，这些都证明恋物对象的石祖功能，展现出石祖和yin茎的差异。具有石祖和分配享乐的这种A的极上权力被分配给了暴露癖的观看者，和窥阴癖的对象。性窒息癖更是赋予了对象无上的权力并由此获得性高潮。这些整体的倒错具有一样的上述的核心结构：即“否认”A被阉割了，需要A来赋予石祖，并进而获得至上的享乐和快感。在神经症那里，显然不是如此。后者通过建构幻想，然后通过各种象征性的行为付诸行动加以替代，或者压抑变成症状，甚至升华。于此，我们展现了狭隘意义的倒错的淫荡主体的结构及其各种变体的机制。虽然倒错者很少来进入分析，但由此可以帮助我们进而理解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各种亚级的变体：如各种类型的恐惧症，强迫症状，神经症的核心幻想，内因性抑郁及躁狂症乃至双相障碍与欲望的原因：对象a的关系，精神病和A的更乱伦的关系等等病理现象的结构，及其衍生出的与精神症状学的关系。
三、回到神经症的临床
目前为止，在中国，我们的主要临床仍然是神经症，因此从狭隘的倒错主体回到神经症也许更多人感兴趣，首先我们遇到的就是恐惧症，恐惧症如同神经症中各种倒错者的镜像。小汉斯的个案展示了他对马的恐惧，由于防御了整个世界保护了他的幻想和防御阉割，而倒错者遇到同样情况则是对马作为至上的对象，围绕其不但构造幻想行为，进而获取享乐。这种差别在于恐惧症意识到母亲的被阉割，但是过渡到父亲那里的时候遇到了障碍，恐惧症那里的父性严重缺乏，父亲无法支撑起屏蔽这种阉割的威胁的功能，由此正常的个体可以具有进一步的防御，从父亲过渡到老师进而是逐渐承担起整个社会角色。恐惧症的父亲在主体那里失败了，退回到倒错时期的母亲，但问题是他已经意识到母亲的这种阉割而无法去弥补，导致了一种广泛的焦虑，如倒错者寻找客体去否认母亲的阉割，恐惧症者寻找客体去防御认识这种阉割的扩大化的威胁，离开但症状如弗洛伊德所说具有基本的防御和痊愈的功能，借由看似烦恼的症状限制以免更糟的情况出现：如广泛的焦虑和人格解离。倒错者正向认同符号的母亲（被阉割的母亲），恐惧症者负向认同符号的父亲（被阉割的父亲）。正是各级病理结构和亚级的病理变体以及最后的具体症状之间具有这种关联：限制焦虑的程度和防御的功能，症状的瓦解不是直接的，而是变动的，因为消除症状必然首先引发症状避免的更强的焦虑的出现，而找到更好的出路：大的结构上的病理变迁如从精神病到倒错，倒错到神经症；亚级结构如恐惧症到强迫或者癔症的变迁，亚级变迁的这个说法其实意义不大，就如同表面的症状随着时间和外部机缘巧合也会不断变迁一样，（见博文：《从一例强迫症症状出发谈各种神经症症状的病理学》），对于神经症，最重要是通过反复的对无意识加以符号化的工作和反复修通，达到所谓的分析的终止：主体对核心幻想的穿越，这则是需要与分析家反复工作从而在主体那里建立起相应的精神器官或者瓦解与巩固某些功能的（即精神分析所谓人格的改变），因此，神经症主体需要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走出这种即不能倒错：对自己的欲望让步，超我就会归来，但他也不能被法则完全囚禁的状态，因为冲动总是无法被完全象征化的。
精神分析的临床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维度：当一个存在遇到另一个存在，主体的冲动才能找到完全超越符号和意义的一种投资；正是因此，爱和意义无关，超越于语言，它只存在于诗的维度。这首诗，并非一定是语言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行动，这种具有诗意之美的行动正是主体愿意压上了他所有的赌注：爱情超越语言，直指我们的存在。同样，是分析中的产生的对爱的全新认识，让主体从过往的回忆的梦魇中走出，并且再度拾起去爱的勇气。
fin.
参考文献：
[1] 《康德与萨德》，收录于《拉康文集》
[2] 如果没被阉割又何须用法则保障呢？见《图腾与塔布》弗洛伊德对此关系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