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烈士被害案侦破记
2009年11月13日 08:22 来源：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 作者：熊红明 杨子健 编辑：雷倩倩(见习编辑) ..........
当年参与缉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樊恒荣在接受记者采访。
广西新闻网记者 熊红明 杨子健
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两声枪响震碎了笼罩在巴马西山的夜幕，也震动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惨死在了叛徒的枪下！
是谁组织策划了这起惊天阴谋？是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叛徒何时归案伏法，又都有什么样的下场？
今年是韦拔群同志（1894～1932）诞辰115周年，记者寻访当年参与缉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并到东兰、巴马等地采访，查阅当年的珍贵资料，向读者揭秘韦拔群被害案件侦破背后的故事。
老红军写信报冤
请求侦破“拔哥”被害案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国民党县长。根据国民党军官举证，在韦拔群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国民党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
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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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国民党县长
挖出谋害韦拔群凶手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群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拔群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陈的白）、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国民党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但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国民党军巧妙周旋，国民党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
为了抓到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注：指当时的花边银元）七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刊发了“韦拔群被擒证实 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色正法”的报道。
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群”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叛捉到了韦拔群，只要国民党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群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群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抓捕韦拔群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群。而收买韦拔群身边的人，则是他们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招。
“国民党特务从韦拔群的警卫队长韦昂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亲自提审徐家豫的樊恒荣向记者回忆，徐家豫交代说，是刘治先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然后利诱陈的伯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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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拔群就是在这个山洞被杀害的。
骑马爬山月余
查出韦拔群被害真相
杀害韦拔群的凶手初步确定，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1960年9月13日，樊恒荣赶到东兰实地调查。
为了配合樊恒荣的侦查工作，东兰县公安局决定由在西山土生土长、会地方方言、熟悉东兰情况的预审股干事陆宗祥与樊组成调查组，展开案件侦破和凶手的追捕。
今年11月8日，记者在巴马瑶族自治县离休干部党支部见到了陆宗祥。回忆起当年追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经历，陆宗祥不禁感叹：“当时太困难了，整个公安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3匹马，最好的两匹就配置给我和樊恒荣去破案，剩下一匹给局里日常公干。”
在东兰县档案馆，记者查找到了当年东兰县公安局在破案后向东兰县委提交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报告》称，樊恒荣和陆宗祥就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
说起当年的经历，樊恒荣笑着说：“骑了几十天的马，屁股上都长出一层老茧。”
樊恒荣和陆宗祥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群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
为了能抓到韦拔群，当时的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找韦拔群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群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伯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群。陈的伯被放回后，设法寻找在山中与韦拔群一起躲避国民党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伯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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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群的人头送到东兰县国民党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伯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国民党军屈服。据徐家豫、刘治被捕后交代，为了表示诚意，徐家豫、刘治和韦昂、陈的伯在谈妥了条件后，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
当时，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革命队伍被打散，韦拔群平时只带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在身边躲藏于山中。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为了围捕韦拔群，把当地群众驱赶集中居住，妄图以此来断绝韦拔群等人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韦拔群患上了疟疾，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他病得很重。
韦昂、陈的伯夫妇被秘密放回后，设法联系上了韦拔群。韦昂是韦拔群的警卫队长，二人又是同村人，论辈分韦拔群还是韦昂的堂叔，再加上韦昂作战勇敢，所以韦拔群并没有怀疑此时已经叛变了的韦昂。韦昂假意关切地说：“叔叔，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不如住到东里屯的凉风洞（亦称双法峒、赏茶洞，今巴马西山香刷洞）中，我和陈的伯找中药为你治病，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和警卫员罗日块在凉风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群还叫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伯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国民党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伯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国民党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伯进入洞中。
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群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群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群和罗日块吃。
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群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国民党军来袭。
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群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伯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群头下抽出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
听到枪声的罗日块返回洞中，结果被韦昂用枪顶住胸口，身上的枪也被缴下。韦昂手持双枪，逼迫罗日块用刀将韦拔群的脑袋砍下，装入背篓中，并逼罗连夜背下西山，交到了在武篆驻守的国民党军手中。因韦昂求情，罗日块后来被国民党放走，隐姓埋名去了凌云，最后遁入贵州不知所踪。
当天上午，国民党东兰剿匪宣传队在武篆向南宁发电报，称“韦拔群被擒获杀死，于十九日晨七时已将首级解来武篆证验确实”。1932年10月21日的《南宁民国日报》特别刊登新闻《韦拔群授首证实 十九晨在东里双法峒内被农民韦昂夺手枪击毙》，报道了国民党军长廖磊等人先后给白崇禧发的3封电报，称“有东里农民韦昂深明大义，出峒来归，遵职所授机宜，本（十九日）晨，在东里附近之双法峒内，夺取韦拔群驳壳手枪，当将韦匪击毙，斩获首级，解部请赏”。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加上不易核实，有关凶手的这些报道及电报内容，共产党方面及当地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收到韦拔群首级的国民党军如获至宝，他们先是敲锣打鼓提头游街示众，随后更是将人头挂到武篆魁星楼上夸功志庆。韦拔群首级送到东兰后，廖磊命人用药水对首级进行浸泡处理，放在玻璃鱼缸中运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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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成下乡医生
巧擒杀害“拔哥”主谋
谋害韦拔群的凶手已经锁定，接下来该是抓捕他们的时候了。但时隔28年后，还有谁明确知道刘治、韦昂和陈的伯的下落呢？
经过调查，樊恒荣和陆宗祥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在田阳结过婚。
“我们赶到刘治在田阳的老家，发现他的老婆还活着。”樊恒荣说，解放前几年，刘治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田阳，他的老婆称自己也不知道刘治去哪里了。
仅有的线索不能就这样断了，樊恒荣就通过当地妇联的同志做工作。她们给刘治的老婆买东西改善生活，还帮她治病，逐渐和她建立了感情。有一天，一位妇联干部假装无意地对刘治老婆说：“你60多岁了，身体有病，你丈夫也应该回来看你一下才是。”刘治老婆听后叹气说：“他解放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在哪个公社我也不知道。”
得知这个线索后，田阳县公安局立即通知田阳和德保交界的所有公社，派公安特派员在各自的公社秘密摸底，寻找一个高个子、高额头、高鼻梁、长方形脸的60岁左右的上门女婿。
不久，一个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报告称，某生产队里有一个老人的特征与公安部门要找的人很相似，还说这个老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的大榕树下，向从德保方向去田州镇赶圩的村民卖粥。
樊恒荣和陆宗祥接到信息后作了比对，确认这个卖粥老人就是刘治无疑。在研究抓捕方案时，田阳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卖粥老人所在生产队牵涉到一个反革命纠风案，村里有人与国民党特务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安部门尚未掌握全部涉案人员，如果公开抓捕卖粥老人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导致抓捕失败，只能秘密抓捕。
由于经济困难，当时田阳农村患上浮肿病的人很多，百色专区医院有下乡医疗队为村民治疗浮肿病。经过研究决定，樊恒荣化装成医院内外科张主任，陆宗祥则假扮成内科主治医师黄医生，进村与刘治接触，借机秘密逮捕他。
“既然是医生，至少要会看病呀。为此，我们专门到田阳县人民医院学习简单的医疗操作，如使用听诊器，为浮肿病人开药方、写病历等，要专业，人家才会相信。”樊恒荣和陆宗祥经过精心准备后，挑个日子，穿着医用白大褂，背着药箱就来到了卖粥老人所在的村子，为浮肿病人看病。村里的人对这两个下乡的医生很警惕，因为担心是公安人员假扮，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看到两位“医生”开出的药方都很专业，病人反应良好，警惕的村民才解除了戒心。但直到下午5时左右天色已晚，樊恒荣依然没有见到卖粥老人来看病。
“他实在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天快黑了只能抽身离开，如果身份暴露就坏了大事。”樊恒荣说，当时他们都很着急，要是卖粥老人再不来看病，他们只能先返回田阳，抓捕的时间只能再推迟。
就在樊恒荣和陆宗祥准备离开村子时，只见卖粥老人急忙跑过来，请求医生帮他检查身体。检查后，樊恒荣发现他有浮肿病和疝气，就动员他去公社卫生所做全面检查。卖粥老人却显得很不情愿，问是否能改天去。樊恒荣就说：“我们是专区医院派下来的，回去以后就不来了。”卖粥老人听了，回家和老婆商量后，简单吃点东西，拿了几件衣服，就与樊恒荣他们往公社赶。
“看到他愿意跟我们走，我心里高兴坏了。担心他在路上跑掉，我和陆宗祥就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樊恒荣说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显得激动，但当时他们却不敢表现出来。
按照事先的部署，三人刚到公社卫生所门口，就有假扮成卫生所所长的公安特派员接应。“卫生所所长”一见到樊恒荣就着急地说：“哎呀，张主任你怎么才回来啊？县委书记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你回县城为病人动手术。”樊恒荣听了就对卖粥老人说：“老人家，我们今晚要连夜赶回县医院，那里条件更好。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就带你一起去，如果不愿意，你就留在公社卫生所好了。”卖粥老人一听，急忙表示愿意去县医院。当晚，三人乘坐纤夫拉动的船溯右江而上赶往县城。在船上睡觉时，樊恒荣担心卖粥老人掉到河里或者逃走，就“特别照顾”他睡在自己和陆宗祥中间。
第二天天亮，三人就到了田阳县城。樊恒荣和陆宗祥带着卖粥老人到了公安局门口，卖粥老人一看到大门上的牌子就明白过来了。
面对诸多证据，卖粥老人就是刘治的真相被揭开，随后他被押送到东兰县看守所关押。经过审问，刘治供认了曾与徐家豫一起杀害红军战士，说服陈的伯与韦昂杀害韦拔群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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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隐姓埋名
终在融水被抓归案
1960年10月27日，是樊恒荣和陆宗祥完成侦破韦拔群被害案、追拿凶手任务的日子。这一天，由陆宗祥执笔写成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经樊恒荣修改后用草纸刻印成汇报材料，加盖了东兰县公安局的公章，以县公安局的名义，向东兰县委作了书面汇报。在这份10页长的《报告》最后，两人特别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坚决严办现在押的反动头子徐家豫、刘治，并将陈的伯追查归案究办。”
陈的伯又在哪里呢？
经过调查，公安人员得知，当年韦昂和陈的伯将韦拔群首级送到国民党军手中后，就被国民党送到柳州居住。后来，东兰县公安部门经过调查得知，韦昂和陈的伯到了柳州后，国民党并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给几万元赏钱和一栋洋楼，而只给他们洋楼的其中一间房子居住，原来承诺的几万大洋也只兑现了一小部分。有了钱的韦昂整日嫖妓赌博，陈的伯天天吃喝玩乐，二人很快将赏金花光。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频繁到柳州轰炸，韦昂夫妇偷偷潜回河池长老一带，靠砍柴烧炭为生。
“回到河池没多久，韦昂就被人杀死了，有群众称是地下党容让（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三十五大队副大队长）派人去杀的韦昂，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陆宗祥告诉记者，公安人员到河池去调查后，只确认韦昂已经死亡，具体为何人所杀没有查到切实的证据，而陈的伯已经离开河池，有可能又到了柳州。
根据这一线索，公安部门对柳州及周边县的人口展开了排查。很快，公安人员得知，在融水有一个女人年龄相貌都很像陈的伯。经过比对，确认这个女人就是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
其实樊恒荣和陆宗祥去调查、抓捕刘治之前，当时是自治区公安厅侦查员的李柏枝就调查过陈的伯的下落，并通过走访东兰、巴马、凤山、柳州等地的群众得知陈的伯改嫁到了融水。 2009年11月11日，曾与陈的伯打过照面的李柏枝向记者回忆说，当年他亲自到融水见到了“住在县城里的一条臭水沟旁边”的陈的伯，她交代了自己被国民党县长李瑞熊等人策反，才说服韦昂杀害韦拔群的罪行。
记者问：“当时有没有把她捉拿归案？”
李柏枝说：“当时只是为了弄清楚案情，所以还没有抓捕她，抓人是后来的事。”
“1961年，公安局决定派我去抓她，但刚好遇到大雨把路冲毁了，去到半路又撤了回来。”陆宗祥说，1962年，公安部门将陈的伯抓捕归案，后送到了东兰县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陈的伯交代了1932年10月19日凌晨，她与韦昂杀害韦拔群时的情景，当她见到韦昂犹豫不决时就劝他说：“若今晚你不动手，明天他（韦拔群）离开了我们这里，你又怎么办？政府给了这么多钱。”而东兰公安部门在柳州获得的一份证人证词显示，陈的伯和韦昂到柳州领赏后，陈还时常向旁人夸耀说：“要不是有我，韦昂办不成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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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被判死刑
青山见证英雄伟业
经过检察院起诉，刘治和陈的伯后来被东兰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时候，刘治和陈的伯因为生重病，先后死于东兰县看守所（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有关二人接受审判和死亡的材料已丢失，无法查证。记者注）。
2009年11月7日，记者到韦拔群烈士罹难的香刷洞实地采访。香刷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一座高山上，如今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记者拾级上山，沿路竖立一块块石碑，碑上刻着韦拔群当年号召贫苦农民参加革命，谋求平等自由的工作笔记、山歌、诗词节选。
洞口立着韦拔群的雕像。雕像前，插满了祭拜者为“拔哥”点燃的香烟。香刷洞不深，分成三个部分，进入洞中须下3米高的台阶。“前厅”不到10平方米大小，地上有用石头砌成的灶台，旁边还摆放了背篓、锅碗等物，这里就是当年韦拔群等人生火、做饭的地方。从“前厅”再往里走，攀爬一个1米多高的台阶，就到了只能摆放一张木板床的“卧室”。当年韦拔群就是病卧在此，昏睡中被韦昂所害。人们为了纪念韦拔群，在“卧室”里摆放了一张木板床，供后人凭吊。从“卧室”往里走，有一条通道通往另一个出口，出口隐于树木中，可供躲藏在此的人瞭望敌情和紧急撤离。小小山洞，见证了一个个罪恶的阴谋，也见证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斗、成长及陨落的伟大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