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100年，同一角度拍长城差别这么大

1989年，热衷于长城探险的英国摄影师威廉·林赛得到了一本名为《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09年，作者是美国人威廉·盖洛。书中不仅有作者徒步考察长城全线的文字记录，还有大量精美的老照片，这些内容使林赛惊叹不已。林赛自儿时便立志徒步走完长城全线。为此他坚持长跑，还学习了摄影技术和地理学。1987年，他终于从山海关步行至嘉峪关，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因此被誉为“走完长城全线第一人”。他从未想到，竟有一个同名的先行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完成这一壮举。

细细翻阅这些老照片，威廉·林赛觉得一张照片上的长城似曾相识。他找出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也拍摄过长城的这个部分，但是威廉·盖洛的照片上有一座敌楼，而新照片上却没有。他意识到长城正在遭受破坏，保护长城、留下影像资料十分重要。于是，林赛决定带着这些老照片故地重游，从相同的取景角度拍摄一批新的长城影像。这样既能使人们直观感受到长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认识到保护长城的重要性，也是对威廉·盖洛的致敬。

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是长城探险第一人。1903年至1919年间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考察。

盖洛在中国的名片。

威廉·林赛在选取与老照片相同的角度拍摄长城。

水关长城是八达岭长城的东段，两张照片分别摄于1907年和2005年。前者由英国摄影师赫伯特·庞定拍摄，画面中离镜头最近的两辆骡车可能就是庞定来到八达岭的交通工具。2005年林赛重摄此地，发现由于修筑公路，拍摄地点高度已经发生变化。此时水关长城已重修，山脚下的土路变成了新修的柏油马路。

带着《中国长城》，威廉·林赛沿着前辈的足迹，再一次开始长城拍摄工作。他在长城沿线150多个地点进行拍摄，为了使取景、光线、拍摄季节尽可能与老照片相同，有时还要反复前往一些地方。一路走来，他对这位威廉·盖洛的生平愈加好奇：为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他联系了出版《中国长城》的伦敦约翰·穆雷出版社，还有威廉·盖洛家乡的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埃斯顿城博物馆，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2008年2月，威廉·林赛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信人告诉他，不久前有人向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捐赠了一批威廉·盖洛的遗物。同年6月，林赛动身前往多埃斯顿城，看到了当年的底片、日志和信件，还探访了威廉·盖洛的故居“荒原之家”。房屋已经易主，但威廉·盖洛当年复制的“天下雄关”“天开海岳”石碑还在，这正是长城东西两端的石碑。他的后人也特地从各地赶来，到“荒原之家”与林赛见面。借助后人的回忆和留存的手稿，威廉·盖洛的经历逐渐清晰起来。

威廉·盖洛是个传教士，十分热爱中国文化，1903年就曾来到中国考察长江流域的自然、人文。1908年，他为了考察长城第二次来到中国。1908年5月29日盖洛自山海关起程，8月29日到达长城最西端嘉峪关，随即折返，11月底回到北京。考察历时五个月，盖洛一行人忍受着沙暴、酷暑，甚至有一次差点被洪水淹死。一路走来，威廉·盖洛拍摄了大量照片，还记录了许多长城的相关数据。每当遇到石碑，他都要助手将碑文抄录、拓印下来，但从未把它们挖出运走。

怀柔慕田峪长城的一段，因其独特的走势被称为“3字形长城”。1908年拍摄的照片上，三座敌楼清晰可见。2004年林赛重摄时，这些敌楼已残破不堪，墙面上的排水口也只剩了一半。

1922年和2005年的居庸关长城西北扇面。两张照片对比，老照片上的民居院落早已被新修的高速公路取代，左下角的敌楼也已经重修了。

1909年1月，威廉·盖洛携带着400盒底片和几百页的探险笔记踏上归途。回到美国后，他将这些照片和文字整理出版，题为《中国长城》。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盖洛没有带回任何中国文物，博物馆中也就没能留下他的名字。

威廉·盖洛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林赛，他制作了一个纪念牌，上面除了盖洛的生卒年月，还有标注出长城的中国地图。2008年6月，距威廉·盖洛的长城之行正好100年，林赛代表他成立的“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将纪念牌放置在了盖洛的墓前。他希望这块纪念牌能够告诉人们，长眠于此的人是长城全线考察第一人，这位勇士的探险、著作和照片使后人受益匪浅。

↓↓以下这张照片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插页，为了使画面更加生动，当时的编辑在长城下方贴上了骆驼和农民的图像。1922年，八达岭长城已经遭到一些破坏，画面左侧和右侧远端可以看到两处墙体坍塌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