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之二）
一生一事盗仙草，
履险多少！
救命多少！
“糖豆爷爷”几人晓？
大师驾鹤上九霄，
天也遥遥，
星也遥遥，
唯见明月当空照。
2019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台播出一条《缅怀顾方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消息，令我获悉我早有预感的噩耗，在悲痛之余我更听到了顾方舟这位“糖豆爷爷”一生一事感人肺腑的故事。我拨通了他夫人李以菀的电话，代表我和当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的校友们对顾方舟逝世的深切悼念，以及对李以菀及其全家的诚挚慰问。李以菀告诉我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向顾方舟遗体告别的时间，就在这一天我在看了顾方舟最后一眼的同时，也与李以菀留下一张合影。
与顾方舟结识缘于李以菀。1981年春，一位端庄和善的女学者来找我，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以菀，是应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之聘来做访问教授的。院长对我很器重，安排在他家中居住，我去医学院上下班每天都要靠他接送，去超市购物也不得不请他驱车帮忙。这种好意让我搞得很孤单寂寞，而且也不敢购买价廉的衣物食品，怕他瞧不起。为搬出来独自居住，我到处打听后得悉，学校里有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找住房最好去找一位老谢。因此今天特地来找你帮忙，我希望与自己的同胞生活在一起。”在李大夫的真诚委托下，我找到了一处颇为理想的公寓。征得李大夫认可后，她就被“解放”出来了，且能经常与我们来往交流。
1981年9月18日，从巴西开会回国的顾方舟，顺道来校看望夫人李以菀。美籍华人教授薛凤生、薛陈慕勤夫妇听说后，特地设家宴宴请顾方舟、李以菀夫妇，我与部分访问学者应邀作陪。就在这次宴会上，我结识了顾方舟，并且留下数张合影。
建国后第一批破冰留学那段短暂却难忘的日子，使留学生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以菀与我相继回国后，由于同住京城，我与她及顾方舟联系甚密。加上我又是美国校友来访的据点，特别当两位美国校友——生物医学专家张健行和美国第一台两条腿走路机器人发明者郑元芳来京，要我联系前去拜访时，顾方舟再忙也非要与李以菀一起设宴招待。顾方舟，一位充满人情、可亲可敬的谦谦君子。
我与顾方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10月，其时生物医药专家张健行博士偕夫人陈孟瑛自美来京，他们在京的一个重要安排就是看望顾方舟、李以菀夫妇。我与他们一起到了顾方舟家里，顾方舟、李以菀对老朋友再度来访表示十分高兴，当时健康状况已经显得较差尤其腿脚相当不便的顾方舟，坚持下楼亲自宴请远方来客，在餐桌上他依然谈笑风生，而且关切地询问当年美国校友和我的身体情况。年岁不饶人，看到步入耄耋之年的顾方舟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我和朋友也只能借助一杯美酒由衷地祝福他健康长寿。
我与李以菀的电话联系依然不断，她也不断告诉我顾方舟的身体情况。我曾想约一位以专治疑难杂症而出名的气功大夫，去为顾方舟进行诊断，之后张健行、陈孟瑛夫妇以及李以菀当年的室友涂帆又先后来京，看望顾方舟、李以菀是他们的愿望。然而鉴于他们二老尤其是顾方舟无力接待，因此我和朋友们再无机会与他们见面。
自1981年结识顾方舟的近40年中，我与顾方舟的联系交往十分频繁，他还应我邀请担任了我所在出版社的副董事长，经常拨冗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我只知道他是一位从事免疫学研究的著名医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而对他一辈子做的一件战胜瘟疫、拯救千百万儿童生命的历史大事，却是一无所知，而且无论是他还是他夫人李以菀，也从无与我谈过有关的片言只语。
顾方舟这位“人民科学家”的事迹感天动地。如果把时针回拨到1955年，一场大规模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髓灰质炎症）突然在江苏南通突爆发。刹那间，1680名儿童被感染，瘫痪率接近70%，致死率高达28%。疫情很快就开始泛滥，至1960年，全国每年有2～4.3万孩子不幸染病。这场可怕的人间瘟疫很快传进中南海，周总理急得异乎寻常地发火，难道我们能眼看着成千上万朵蓓蕾摧毁在禾苗成长之际？于是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刚从苏联回国的病毒学博士顾方舟肩上。
科研攻关需要数据，需要脊灰病毒减毒毒株，否则就是一句空话。而在那个中国面临美苏两面夹攻的年代，开始顾方舟还能从苏联搞到一些毒株，当中苏关系决裂后，一切来源都断绝了。项目陷入停滞，顾方舟只能茕茕孑立，在实验室里苦思冥想。他何尝不想到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当眼前浮现出一个个满脸焦愁的家长，抱着孩子前来求医而又绝望离开的那一幕时，他发誓豁出自己的性命也要尽快把疫苗研制出来。
在面临绝境的时候，顾方舟决定启动活体实验，用猴子作为项目实验对象。以顾方舟为首的7人团队，义无反顾地离开北京，一起奔赴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郊外，因为那里有一个可供实验所用的猿猴基地。到了目的地里，横在他们眼前只有一片荒山，除了猿猴基地的猴舍，连供人居住的房子都没有。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勇往直前，顾方舟领着一班人在十分潮湿的山洞中搭建临时宿舍，接着又带着身边的人开始建造实验室。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顾方舟和几名电工自己建。没有冰库，他们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去冷藏，有时疫苗要背上背下十几趟。
实验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进行，每个人缺吃少穿，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连完整的裤子也穿不上，然而重体力活和高强度脑力劳动却是一天也不能停。一个饲养员实在忍不住饥肠辘辘，偷吃了猴子的粮食，这个“小偷”遭到大家一致谴责。但顾方舟没有对饲养员厉声指责，只是动情地对他说：人可以饿着，但做实验的猴子不能饿！
在历经多少个昼夜不停的研究后，1959年底，第一批抗脊髓灰炎症的减毒活疫苗在蛮荒之地胜利诞生。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猴子身上安全有效。但猴子不能完全代替人，疫苗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顾方舟首先决定用自己做活体实验对象，于是整个团队没有一丝犹豫，一起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一周后，顾方舟和同事们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然而脊灰的受害者主要是孩子，只有对小孩安全有效的疫苗才有用。于是顾方舟瞒着妻子，让一岁的儿子喝下疫苗，他的同事们也含泪给自己的孩子们喂服了疫苗。一个伟大的父亲，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孩子，而是全国乃至世界亿万个孩子的父亲。十天，对于顾方舟和他的同事来说，是煎熬中祈祷和期望的漫长日子。十天后，喜讯传来：所有孩子全部正常健康，试样完全成功了！痛苦的煎熬化为幸福的泪水。
1960年，最后III期脊髓灰疫苗试验，在北京上海等11座城市450万人身上全部取得成功！经过一年的密切监测，试验的11个省市发病率降低1～12倍！当满怀欣喜的周总理视察医学生物研究所，听着顾方舟铿锵有力的汇报——如果全国7岁以下小儿都能接种疫苗，在我国就可以消灭脊髓炎炎症，曾经焦虑万分的好总理笑了。
为便于保存、运输、发放，也为了让孩子们感到好吃爱吃，顾方舟和同事们发明了“脊灰糖丸”。1965年，“糖丸”在全国推广，各地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都成为卖装冰棍的小贩，他们用敞口保温瓶装“糖丸”，一颗颗送到孩子们的手中。，一代代茁壮成长的孩子并不知道“糖豆爷爷”顾方舟的大名，却从小都吃过“糖豆”。
“一生一事”是顾方舟留给后人的名言，然而又有几人一生能做出一件普世救人的大业呢？尽管顾方舟如同其老乡屠呦呦那样，没有得到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不过历史不会忘记“糖豆爷爷”，不会忘记他的团队。
当前又一场瘟疫——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武汉、泛滥全国，全国各地医务人员组成的团队以及大批解放军医疗团队队员，携带着大量抗疫物资驰援武汉。众志成城，武汉必胜！历史必将再度记住这篇斗争史章，历史不会忘记你们——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闫树江、黄璐琦、刘新民、赵越、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