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 | 陆宗达：我与《说文》

编者按：此文原载《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11-615页。时值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40周年，为纪念首任会长陆宗达先生，特推送此文。

    我与《说文》   

陆宗达

我学习、研究与运用许慎的《说文解字》，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了。

如果说我在《说文》研究上还有些造诣的话，则主要受我的老师黄侃（季刚）先生所赐。1926年，我在北京通过吴检斋（承仕）先生认识了季刚先生。为他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折服，当即拜他为师。后来，季刚先生到了南京，我也去了，同他的侄子黄焯一起住在教习房。至此，我跟从季刚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深感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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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为：陆宗达先生小学照、中学照、大学照

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我连点三部《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之后，季刚先生要我抛开《段注》，看《说文》白文。季刚先生这样指导，是很有道理的，总的精神是充分调动我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我自己去思考、鉴别、把握。而就学习的程序而言，首先连读三遍《段注》，是为了把《说文》的词句点断读懂，为正确理解《说文》的含义创造条件；接着光读《说文》白文，则是为了集中全力练好钻研《说文》的基本功。季刚先生强调说：学《说文》，贵在反复玩索大徐（徐铉）本白文，并与小徐（徐锴）本相参照，《说文》的基本功都在白文里。

钻研《说文》白文，季刚先生教给我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联系。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联系？因为《说文》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又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是小学书的“主中之主”（季刚先生语），值得我们花一番功夫去精细地研究。《说文》在编纂时已有明确的、比较成熟的形、音、义相结合的理论作指导，非常注重形、音、义的系统。这种系统不但表现于每个字、词的说解都分形、音、义三部分，更重要的是书中的绝大部分字、词都包含在形、音、义的系统中。《说文》的编排是“以形为主，经之以五百四十部，以义纬之，又以音纬之”（段玉裁语），这种“以形为主”的编排固然有助于人们理解汉语字、词形音义的联系，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形音义的系统。我们在学习《说文》时只有把每个字的形、音、义拆开，同时又从《说文》全书的整体上按照相应的系统来重新组合、编排这些拆开了的每个字的形、音、义，这样才能重现形的系统、音的系统、义的系统，以及这三个系统的综合与穿插。而从每一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综合上来认识一个字，才能认识得全面、深刻。

利用《说文》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联系，具体做法是：把书里关于某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头儿上。例如，五上《工部》“巨”下说：“矢者其中正也。”五下《矢部》“短”下说：“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三下《攴部》：“政，正也。”八上《人部》：“佶，正也。”这几条都要抄在“正”字头儿上。而二下《正部》：“正，是也。”二下《是部》：“是，直也。”十二下《𠃊部》：“直，正见也。”则“是”“直”也要抄在“正”字头儿上。这是有关“正”的意义的材料。把这一类材料集中起来，就可显现出某个意义系统，发现其中的核心、层次及联系的环节。还有关于字形的材料。例如八上《尸部》：“尸，陈也，象卧之形。”“居”下：“从尸，古者居。”“屋”下：“尸，所主也，一日，尸象屋形。”这些“尸”的字形有无联系？有何区别？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比较，就可发现有关的构形系统和它们的表义功能。还有读音的材料。例如十一下《鱼部》“䲔”又作“鲸”，知“畺”“京”一音，这条则要分别抄在“畺”“京”二字下。三下《攴部》“

读若杜”，又需把“

”抄在“杜”下。此外，还需把全部形声字归纳到所属的声符下面，并把每个声符字按声和韵填到古韵表里。从这些读音材料中，就可归纳出《说文》的声音系统。为了进一步研究音义关系，还得把说解中与正篆音近义通的字挑出来。例如，一上《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是正篆，“颠”“至”“上”与“天”或双声韵近，或迭韵声近，或声韵皆同，意义又彼此相通，就都要挑出来。

这种综合系联的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需要把《说文》反复通读若干遍。不过，这项工作下来，我对《说文》已十分熟悉，对《说文》的理解也似乎发生了质变。这使我懂得，任何高深的学问，都要从最简单笨拙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做起，并坚持做完。在这种有着明确目标的每一琐细繁难的工作后面，即展示着一派果实丰盈的学术研究新境界。

陆宗达先生在家中讲课

在《说文》带动下，我重新精读了“毛诗”、《左传》、“三礼”、《周易》等先秦文献，又跟着季刚先生读《文选》和历代诗词，掌握了更多的古代文学语言。《说文》搞熟了，再去研究《尔雅》《玉篇》《广雅》《广韵》《集韵》等书，也容易深入了。记得季刚先生曾让我根据《集韵》的反切，把《说文》的字作成韵表，我用半年时间这样做了，便摸清了《说文》的文字声音变化的轨迹，把文字、声韵的学习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事以上工作，实际上是处理好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的关系，这对于我的学习与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来，我总是离不开以《说文》作桥梁，通过运用《说文》，帮助自己解决古代文献语言中的疑难问题，解决《说文》与训诂研究的普及与应用的问题，解决发展汉语词义学的理论与方法诸问题。

解决古代文献语言中的疑难问题，对古代文献语言材料进行解读、辨认、分析和归纳时，我都坚持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也就是说，提出的课题来自文献语言，得出结论所需的论据也采自文献语言。因为《说文》本身就是取证于经籍群书并解释文献语言的专书，运用《说文》解决文献的疑难问题时坚持以文献语言材料的实际为准，自己的研究工作才有源头，有根据，《说文》与文献才能互相贯通。

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今天，这种对于古代文献语言材料的研究不应当只是局限在学术的殿堂内，还应当同时面向社会，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针对《说文》与训诂研究的材料较古，历来方法与理论比较陈旧的情况，在做这种普及工作时，我注意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写一些应用的文章，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语言，把方法论的阐说同具体事例的解释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深人浅出，便于群众理解与应用。

在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的工作中，《说文》应当而且必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语言科学理论的现状看，中国语言学最薄弱的环节是语义学。当代语言学以引进为主，传统语言学只被看作历史，很多人以为不再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了。我认为，汉语的特点加上纪录它的汉字的特点，决定了只有批判地继承古代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才能发展出适合汉语情况的语言科学。《说文》贮存了系统的文献词义，书中包含了深刻的词义学理论与方法。两千年来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与发展了《说文》的词义、文献词义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当代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继承、改造这批成果，是建立符合汉语和汉字特点与规律的语言科学的根本途径。

总之，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以《说文》为中心；以探讨词义为落脚点；重视继承，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面向现代社会，重视普及和应用，这是我学习、研究、运用《说文》的指导思想。我写的《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与王宁合写的《训诂方法论》《古汉语词义答问》以及8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遵循着这些指导思想的。这一两年来，我着重进行汉语同源字的研究，已为季刚先生的“《说文》同文”作出了考证，又以批判继承的精神对第一部系统研究《说文》同源字的专著——章太炎先生的《文始》进行评注。我深深感到，随着《说文》研究的深入，吸收当代新的科学方法论成果，从整体上系统研究《说文》，为振兴民族文化尽力，我要学的东西，要做的工作都还多着呢！

北师大八十年代初训诂学研究生合影

感谢陆昕先生提供图片

编辑：刘    芳   吴慧欣

审核：真大成

踵武前贤硕儒，

续开训诂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