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葛承雍：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1]，纵览中国古人发型的变化可以发现，发型会对一个人的外观与精神面貌有着很大的影响[2]。古代男性发型多样，有的披发，有的髡发，有的束发，有的剪发，甚至有椎髻梳辫的，这些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
从北朝到隋唐，中古社会里“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显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都比较年轻，脸庞稚嫩，多为剪发而非束发，这正是胡人与汉人分别的明显标识。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保留着本民族的发型和服饰特征，也是身份归属的象征，值得我们进行辨识研究。
在历史文献记载的人物形象里，都有一些肖像定格式的描写，发型常常引人注目，而且似乎总是与人的外貌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型随时间推移不断交替，一些发型经过短暂流行后随着王朝变迁而快速消失；同时，即使同样的发型，在不同时代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唐初高僧玄奘到达中亚窣利地区，他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打量当地粟特人，称其“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特别是“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3]。这种胡人发型、发饰令长期生活在中原汉地的玄奘感到稀奇。
《魏书》卷一二〇记载：“（康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记载波斯也是“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4]《旧唐书·西戎传》沿袭了对中亚粟特的记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5]史书中记载粟特人的这种发型，随着东渐入华也带到中原汉地。
唐代笔记小说最有名作品之一《霍小玉传》即记述过：“生（李益）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6]因而知道“剪头胡雏”实际就是随从仆人，并且是一个年轻的胡人。
但是“剪头胡雏”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我们并不清楚。随着近年考古发掘中对胡人形象的新发现，我们可以辨认出，过去笼统地称为胡人的形象，其实是有区别的。先看山西5世纪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中的陶塑与壁画[7]。
从考古出土的图像看，娄睿墓中有壁画也有陶俑，最典型被称为“陶役夫俑”的西域人，高鼻深目，留小八字胡，白色圆脸，头微歪。出土资料整理者认为役夫俑“头戴圆顶毡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剪发胡雏形象〔图一－图三〕，其发丝下垂成绺，整齐划一。再看墓道壁画中牵驼队的胡人发型，有的年老胡人头顶秃发，有的胡人一头乌发鬓髭相连〔图四〕，墓道西壁两驼之间的胡人也应该是剪发胡雏，并不是戴圆顶毡帽，而是头发呈半圆盖造型〔图五〕。
图一 北齐娄睿墓出土役夫胡人俑
图二 北齐娄睿墓役夫陶俑
图三 娄睿墓役夫陶俑
图四：1 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四：2 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五 北齐娄睿墓墓室壁画胡人驾驭出行图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刻图像题材中，男性短发齐耳或至颈的人物共有55例（不含许多戴冠帽者）[8]，另有披发、挽髻和竖发戴发箍者，短发齐耳的“剪头胡雏”形象非常明显〔图六－图八〕。这些形象一般应是男性乐伎和侍者，他们或奏乐，或持伞，或跪侍，或牵马，如此种种都表现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环境。史君墓是典型的入华粟特人墓葬，考古发掘者认为“出现的齐耳、剪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性的基本发式”[9]。
图六 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七 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八 北周史君墓石堂北壁浮雕摹绘图（局部）
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石刻图案中剪发人物共出现88例，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多，可分为戴帽与不戴帽两种类型。剪发人物基本都是卷发，发长者可垂至后颈，有的还用一根发带缚住头发〔图九－图十一〕。考古资料整理者认为，粟特乐伎头戴倒梯形帽和纶巾，头戴花冠者是粟特王子，剪发而不戴帽者主要为粟特贵族的随从[10]。
图九 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图十 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图十一 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工匠用线刻画描绘了胡汉礼佛的场面，其中深目高鼻的七位男性胡人乐手皆是剪发“瓜盖头”〔图十二〕，有的齐耳剪短，有的长及颚上，但是头发丝丝入画，发型非常清晰，绝不是戴“瓜皮帽”的造型[11]。
图十二 西安北周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胡人乐手线刻图
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具有胡人典型特征的画面有三幅，其中第四幅、第五幅、第六幅的线刻图，既有胡人出行图，也有胡雏伺候首领萨保饮酒场景，但这个胡雏正是剪发的头型[12]〔图十三，图十四〕。
图十三 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一
图十四 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二
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壁画中，达官显贵豪华排场中有着大量的胡化因素，其中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群里，就有“剪头”胡人形象，胡人发型表现为短发后垂翘起〔图十五，图十六〕，虽然这个驭车手地位较低，但是在发型上仍然保持胡化特征[13]。
图十五 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
图十六 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局部）
无独有偶，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开皇十八年（598）虞弘墓，石椁装饰浮雕图像上的胡人，大多数是平梳式短发，也有披肩长发和卷曲波状发，且头发还有着色[14]。工匠们选择不同发型雕刻胡人族群以示种族的不同，可见发型的重要性，虽然“侧视横头”有可能失真，但刻画狩猎者、乐舞者和侍奉者都是年轻形象，“剪头胡雏”的发型以及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图十七－图十八〕。
图十七 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图十八 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线描图）
在出土的陶俑中，剪头胡人形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胡人驾驭牛车陶塑，胡人就是齐耳剪发[15]〔图十九〕，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胡人舞蹈俑也是齐耳剪发〔图二十〕，以及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剪发胡人俑〔图二十一〕，等等。我们在众多的陶俑中都可看到，这种“剪头胡雏”并不裸露前额，而是短发齐耳，风格简约，但标新立异的夸张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图十九：1 驾驭牛车胡人左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图十九：2 驾驭牛车胡人右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图二十 胡人舞蹈俑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二十一 剪发胡人俑 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
为什么北朝隋唐图像中胡雏形象者较多？这一时期使用胡雏是贵族生活的一个标准，很多高门王公、达官贵人蓄养的奴婢或侍从仆人，有不少是外来异族，自然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而胡雏对彰显地位非常重要，剪头胡雏的发型就成了能被每个人识别的标记。
历史文献中关于“胡雏”的记载，有人认为“胡雏”就是胡人之别称，略带嗤之以鼻、嘲讽鄙屑之，但不知道其确切称呼。其实，翻阅唐代笔记小说就可知道唐人对“胡雏”的称谓或叫法非常普遍。
长庆四年（824）成书的薛用弱《集异记》，描述开元初年司徒李勉在路上遇到波斯老胡，这名老胡自称是波斯王贵种，商贩二十多年，家有三子，身藏传国宝珠，临死相奉李勉。李勉“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旁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原来这个胡雏就是波斯老胡儿子，长相类似其父，李勉告诉其子埋葬地方，“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16]。这条记载虽未说是否剪头，但胡雏形象一眼看去非常明显。
《新唐书》卷一三〇《崔隐甫传》称，“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显然，“胡雏”是对年轻胡人或胡人血统后裔者进入中原后的称谓，他们作为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大量胡雏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人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但是也带来负面影响，不仅抢夺了汉人奴婢的职业，也逐渐汇聚成部落群居等等。所以古人认为他们造成了“安史之乱”。
任何一个时代的流行发型，都对应着独特的社会阶段和文化，胡雏发型不变，说明“渐慕华风”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便是社会底层，胡人融入中原汉地主体民族可能要经过二三代人才能彻底同化，胡汉认知的概率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升的，“剪头胡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以前对于胡人发型的研究较少，所以发生不同看法也属正常，我们很长时间内对胡人剪头者俗称为“地瓜头”，误判为是头戴的瓜皮帽。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戴“胡帽”的造型，笼统地称为小圆帽。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史书里有这类的记载，究竟是戴小瓜帽，还是剪头胡雏？应以出土实物为准加以仔细判别。
2000年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胡俑11件[17]，这些歌舞杂技胡人的造型在面相、服饰上都与墓葬中其他俑不同，由于工匠采用粘贴陶艺使得胡人发型被误认为是鲜卑服饰中的“鲜卑帽”，其实这些胡人正是较早所见的“剪头胡雏”〔图二十二－图二十四〕。
图二十二 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一
图二十三 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二
图二十四 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三
《文物》1984年第4期发表的《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其中指出：“东魏茹茹公主出土的七件胡俑，他们头戴小瓜帽，外露鬈发，深目高鼻，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貌若西域人。”也是将“剪头胡雏”误判为“瓜皮帽”。
1972年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胡人驭车图〔图二十五〕，两个胡人驭手牵缰绳拉牛车的形象栩栩如生，一个足蹬黑筒靴，另一个脚穿线鞋，等待主人出行。这两个人头发明显是剪发，蓬蓬松松，但是被解释为“头戴浑脱帽”[18]。
图二十五 胡人驭车图
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2002年西安东郊东兴置业唐墓出土的壁画中[19]，犊车旁边驭车人，也是胡人手扶车辕准备赶车起动的样子，这个驭车胡人头发卷曲，也是剪发的形象〔图二十六，图二十七〕。此外，唐李震壁画墓中的胡人牵马图，胡人发型亦呈剪发蓬松状〔图二十八〕。
图二十六 胡人驭车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二十七 胡人牵马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二十八 牛车出行图 陕西礼泉唐李震墓出土
麦积山西魏石窟第123窟的维摩变，外侧男女为二个稚气纯朴的少年侍者，曾引起学界关注，被称为童男童女，这个少年侍者被认为是胡人装束〔图二十九〕，其发型有的说是“留海覆额”，有的说是戴帽头饰，其实就是同时代流行的胡雏发型[20]，在圆顶齐耳发型脑后还醒目地留有一条短辫子。
图二十九 麦积山第123窟 左壁西魏侍者胡雏
针对这些剪发形象的胡人，以前有人说是无沿圆帽、圆顶鲜卑帽，也有的说是大头短发帽、厚边毡便帽，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圆顶头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为猜测。
就发型而言，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厚重的头发以半圈的发际线遮盖住多半个额头，头发盖住了耳朵，给人似乎戴着帽子的感觉，其实，胡人的发型有自己特点，来源自发质不同，有的粗硬蓬松，有的浓密卷曲，颜色也不同，这给工匠和画家创作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将发型误判为帽子（胡帽），其实是画师或工匠最早造成的，他们透视的画法或是偏向角度的塑造，使得胡雏头发成了毛茸茸的黑色区域〔图三十〕，从而造成歧义和误解，引起困惑。
图三十 唐代胡俑 太原市晋源果树场采集
梳这种发型的胡人，大多都有着年轻的面孔，面庞清瘦，硬朗干练。当时胡人并没有统一的“发型”。有的胡人扎有盘头长辫，大概是受突厥的影响；有的胡人留着精致的中分头，露出额头，两鬓齐耳；此外还有光头、“锅盖头”、“钢盔头”、“波波头”等〔图三十一〕。
图三十一 唐代胡俑 山西长治唐墓出土
倘若说胡人身穿长袍，与鲜卑人和汉人无甚差别，那么发型则成为唯一能够彰显他们身份与个性的方式，从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和阎立本《职贡图》等几种摹本上的肖像看，通过外交使节展现所在国的习俗容貌，外国的奇装异服与中华礼服衣冠差别，除了发质卷曲毛发覆盖的天竺、芮芮国、于阗国、龟兹国等外，其他有一半并没有发型，按照多数官员或贵族形象来看，发型在文化上往往象征着地位、权力和财富，高耸茂盛的发型在朝廷隆重的场合，更代表着皇恩浩荡下的自豪与荣耀。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入华的蕃胡很多只能充当王公贵戚或官员家中的仆人奴婢，外出时担任牵马的马夫、赶牛车的车夫，画家和文人的艺术作品中多有描写。剪头发型有时会被视为粗鲁种族的“鄙视链”一环。
例如高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遇客丹青天下才，白生胡雏控龙媒。主人娱宾画障开，只言骐骥西极来。”[21]此诗是借观画马起兴作论，自比千里马之骨，期望鲜于晋识才用己。但是诗中“白生胡雏”极为逼真的描绘出了当时胡雏牵着“龙媒”骏马的形态，并明确指出所画“骐骥”来自遥远的西极，“家僮愕视欲先鞭，枥马惊嘶还屡顾”，而这个控制西域骏马的胡雏如同家僮一样，都是为主人服务。“白生”一词，刘开扬先生解作“无髯”[22]。笔者认为可能指“白脸后生”，自然也是无髯，比喻年轻稚嫩。但是唐代诗人岑参写道：“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可见还有长须髯的胡雏。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是描写当时官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卫伯玉的坐骑，这是一匹桃花色的赤骠，“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胡雏能剪出马鬃为“三花”的好马来，可见这个胡雏养护马匹很有一套。
北朝以来胡人这种发型也有人称为“蘑菇头”，很像西方自由不羁的“披头士”，有人称为“少发派”，这都是现代人的看法，唐代的“剪头胡雏”才是最贴切的称呼。
追溯头发历史看，我们的祖先随着朝代的更迭，发型也成为生活态度和文明的呼应，进入阶级社会后，发型转变对一个人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成了人们互相辨认的标志之一。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讲究使用“发器”梳理凌乱的头发，尽管这种“发器”就是粗糙的木梳，但是中原人已从原始时期披头散发慢慢演变成“挽髻”或“梳头”，而且发型也越来越讲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型是否也趋于“统一”，我们不易辨清，仅从秦兵马俑中看到的是很多梳辫后束发戴冠的陶俑形象，有了约束的功能。
汉代日常生活中，发髻的流行出现了百姓大众的平髻，以顶法向左右平分式较为普遍。但是达官贵人的发型分化出阶级的样式，汉武帝独尊儒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尊儒思想影响下，蓄发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潮，从而固化了汉人的发型，从出土陶俑和画像石等考古实物直观，男性的发型虽是大同小异，但是蓄发留须成为固定模式，“蓄发明志”显得纹丝不乱或“蓄发敬畏”看起来文质彬彬。髡刑强行剃去男人的头发，会使人成为“异类”，无疑是精神的侮辱和人格的蹂躏。
魏晋时期男子以束发高髻为尚，开辟了又一波发型审美潮流。五胡入华后，发型也接二连三的变化，披发与辫发、剪发与束发，成为胡汉族群辨识的直接标志。如果从匈奴到突厥均以披发为主流，胡人也可能通过发型获得自我认同的标签。正是在胡汉冲突碰撞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胡人和“剪头胡雏”的发型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对象，从而留在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笔下。艺术工匠处理男子贵族头颅或奴仆发型时，头顶人造范式的修饰〔图三十二〕，用心相比女子发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三十二 骑驼俑
山西太原沙沟村隋斛律徹墓出土
从目前考古出土中古图像上胡人发型来看，汉人对剪发的胡人发型肯定是看不惯的，无论是“蓬发”还是“脏辫”，都不符合中原汉地发型习惯，至少觉得异样“非我族类”，尤其是不束发的发型，风一吹或运动中都会凌乱，属于松垮颓废的“不讲究”形象。
以“剪头胡雏”命名的发型，并不是胡汉融合后的新审美趋势，发型只是人们互相辨识的标志之一，虽然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对“剪头胡雏”的具体描写，但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以“胡雏”为名称的诗句，稚嫩年青的胡人，既有着深目高鼻相貌，又有着自己的发型，出外观照或对镜自照，都会激发诗人们的灵感，浮想联翩，将“胡雏”纳入笔下。
查阅唐诗记录，李白曾在《相和歌辞·上云乐》中专门描写“康老胡雏”，但只形容了“老胡”的风骨诡貌，未涉及胡雏。在安史乱前，唐朝诗人描写胡雏多为马夫，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23]耿湋《凉州词》：“国使翻翻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24]赞叹胡雏牧马养马技艺高超。
安史乱后，政局交错，族群杂居，文人们对胡人多为鄙视贬斥，随着社会发展成为了一种偏见，《全唐诗》卷二二三杜甫《咏怀》：“胡雏逼神器。”《全唐诗》卷一七一李白《经乱后将避地中留赠崔宣城》：“胡雏更长啸。”《全唐诗》卷一九八岑参《行军诗》：“胡雏尚未灭。”《全唐诗》卷三六三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嵌穴胡雏貌。”《全唐诗》卷五四〇李商隐《有感》：“不早辨胡雏。”《全唐诗》卷八一六皎然《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早年初问法，因悟目中花。忽值胡雏起，芟夷若乱麻。”尤其是李白《猛虎行》“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江夏赠韦南陵冰》“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都成为流传很广的名句。
盛唐之后，人们对以前的宽容失去了信心，借“胡雏”之词比喻俯拾皆是，《全唐诗》卷二六五顾况《露青竹杖歌》：“蛟龙稽颡河伯虔，柘羯胡雏脚手鲜。”《全唐诗》卷七七六牛殳《琵琶行》：“潏潏汩汩声不定，胡雏学汉语未正。”甚至质疑“和亲”掩盖了荒诞不羁的结局，《全唐诗》卷四七二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的胡雏虏更多。”内心敏感脆弱与王朝强盛时大不相同了。
这些诗中的“胡雏”称谓，或多或少均有鄙屑、轻贱之意，与唐诗中描写“胡儿”一样带有贬义。胡儿往往是“胡小儿”的省略语，原指胡人小儿、胡人僮仆。而“雏”原指小鸡鸭，后来泛指幼禽或幼兽。孔颖达疏：“雏是鸟之小者。”杜甫《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25]“雏”的轻贱之意成为看待胡雏的绝妙视角。
翻阅唐诗时可看到，当时文人还爱使用“胡儿”这个词。《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羌儿胡雏齐唱歌；”《全唐诗》卷一七四戴叔伦《塞上曲》“不遣胡儿匹马还；”《全唐诗》卷二八二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半没胡儿磨剑石；”《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关山月》“胡儿夜度黄龙迹”。
我们无法用“胡雏”“胡儿”这样词语简单粗糙地判断青少年胡人的艺术形象，可是标志性发型会给人们留下印象。有趣的是，这种叫法被后世所沿袭，明汤显祖《紫钗记·回求仆马》：“不用吹箫《僮约》，结柳奴星，有剪头胡雏。好教你垂鞭接马玉童扶，衣箱别有平头护。”这种艺术上对“剪头胡雏”的描写不知有多少真实性，但是一直到近代还有人用“胡雏”代指年轻的外国人，陈三立《王木斋见过话海上旧游》诗：“轻雷初在楼台外，闲数胡雏缓缓归。”
当然，在不同年代不时有特用来表示对胡人的蔑称，因胡人发型招致灾难也时有发生。例如史书对后赵石勒的描述，《晋书·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石）勒已去。”后来石勒起兵屠杀周围汉人造成很大灾祸。又如唐代对安禄山的蔑称，《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杜甫《中夜》诗：“胡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仇兆鳌注：“负恩泽，追恨禄山，盖自天宝初而祸绵不息，致不能为太平之人也。”再加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雏方炽，孤城势蹙。”明刘基《煌煌京洛行》诗：“妖星入太极， 胡雏登御床。”都是用“胡雏”代称异族。
事实上，文学最能使人感到对外来胡人的敏感度，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剪头胡雏”到“胡雏”“胡儿”的普遍使用，借用词的微妙变化，平添了许多以前不曾有的情绪与状态，发型无意间成为表示忠诚的默契，或成为桀骜不驯被征服后的形象，头发犹如一张大网与信仰文化、身份认同无法解开，五代宋代以后很难在壁画、绘画、雕塑、石刻等艺术作品中见到对胡人具体的描摹，“剪头胡雏”这种发型更是难以找到。
还要指出的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前后活跃了近四五个世纪，胡人戴帽往往就是尖毡帽、浑脱帽、风帽等等，对“乌皂突骑帽”“剪发著毡帽”等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联系到考古出土图像还未能确凿肯定所谓的“套头圆毡帽”，一些附会“胡服新装”样式之处的误判，需要认真辨识。
至于中古隋唐女性的发型则更为丰富多彩，本文不涉及与男性泾渭分明的女性发型，有兴趣者可阅读孙机先生《中国古舆服论丛》中之《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26]，一定会受益匪浅。
无论选择什么发型，头发拥有的神奇力量都会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受，因为头发有着太多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因为世界各地头发背后的隐秘信念和社会时尚，交织着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含义[27]。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胡人发型视为猎奇文化符号和异域风情标本，不能将“胡雏”看做是活跃丝路地域文化的附庸，“剪头胡雏”的发型在当时“高髻为尚”风潮中有着“阶级感”的认知，是底层胡人留下来的直观艺术产物，虽然进入中原汉地的胡人还有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有着自己标志性的发型以及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与汉人共同生活也就慢慢的“华化”，经过认知、认可，进入和谐共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
[1]Stenn Kurt, Hair: A Human History, Simon and Schuster, 2016. ［美］斯坦恩·库尔特：《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书中指出男性无论平头、寸头、光头等发型渲染着硬汉的形象，而放发、结发、断发、剃发亦标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
[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把发型和髭鬚式样紧密结合，开辟了胡人服饰面貌研究的新思路。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49－8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3]（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上）页72，中华书局，2000年。
[4] 《魏书·西域列传》中记载较多，焉耆国“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悦般国“俗剪发齐眉”，嚈哒国“头皆剪发”。《魏书》卷一二〇，页2265－2279，中华书局，1974年。
[5]《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页5310，中华书局，1975年。
[6]（唐）蒋防：《霍小玉传》，见《太平广记》卷四八七，页4006，中华书局，2012年。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随葬器物，页93；第三章墓葬壁画，页24－25；该报告另附录《娄睿墓壁画人物与陶俑的服饰研究》等文章，见页267。
[8]西安市文保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第五章《发式、冠帽》，页180，文物出版社，2014年。
[9]前揭西安市文保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页190。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第四章《石刻图案题材分析》，页73，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葛承雍：《胡汉合乐：北周礼佛石刻画艺术新样》，《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
[12]《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13]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徐显秀墓》页43，备车图胡人，文物出版社，2005年。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太原隋虞弘墓》第八章《石椁装饰图像》，页149－150，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笔者在大英博物馆拍摄图片，后面胡人陶俑图片均系国外收集。
[16]《太平广记》卷四〇二，页3240。
[1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页148，图一四五；页169，鲜卑服饰，彩版二四、二五，彩版八八。感谢杨泓先生告知注意此墓出土胡俑发式。
[18]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7辑（陕西下）页246，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前揭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7辑（陕西下），页400、403。
[20]《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页140－143，西魏第123窟，侍者图像，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98年。
[21]（唐）高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全唐诗》卷二一三，页2222，中华书局，1960年。
[22]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证》页304，中华书局，1981年。
[23]（唐）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全唐诗》卷一九九，页2057。
[24]（唐）耿湋《凉州词》，《全唐诗》卷二六九，页3003。
[25]（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全唐诗》卷二一九，页2306。
[26] 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页224，文物出版社，2001年。
[27]［英］爱玛·塔罗著（郑嬿译）：《千丝万缕：头发的隐秘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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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葛承雍：《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全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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