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草头慰乡情 | 周华诚

文/ 周华诚

春天到南京。过了饭点，许多饭馆都已闭门打烊，好在终于在偏僻处寻得一间。

我一个人，口干舌燥，翻了半天菜谱，便想吃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遂点了一个炒茄子，又点了一只百鲜锅。那只百鲜锅，分量很大，是用河蚌肉、毛豆、青草与鸡蛋、肉丝同煮。那青草很青，在一锅的鸡蛋汤中，几乎显出浓绿了。吃了一下，仿佛有强烈的春天之味——直白一点，也可以说是草腥之味——然而那草腥味是好闻的。

这青草我不认识，也算是人生第一次吃。喝了两碗汤，觉得清鲜——河蚌肉、毛豆都是清鲜之物，又有青草的味道，就更添了一些清爽的感觉。于是特意叫了服务员来请教青草的名字。说是草头，也叫秧草。我问是不是紫云英。摇头又说不是。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他家乡扬中，这草头是很常见的青菜——怎么你浙江没有呢？

我还真没有吃过。那秧草，每一枝都是三枚心形的小叶，看上去与紫云英颇有些相像。这时候，小伙子又说，在他们老家扬中，有一道菜非常有名，秧草烧河豚。河豚红烧，浓汤里裹挟着秧草，秧草虽只是配菜，却与河豚的搭配是浑然天成，一荤一素，相得益彰。

这倒勾起我吃河豚的记忆了。

有位苏州的朋友告诉我，秧草烧河豚，秧草比河豚更好吃。在江苏和上海，秧草是春天里常见的家常佳肴。在太仓，还有酒香草头、糟油草头两种做法。早春，草头最嫩的时候，最宜于清炒起来吃，有甘甜的口感。这东西虽然日常得很，却也并不是四季都可以吃到。譬如扬中，乡村家家都会种一畦两畦秧草，春天出叶之后，一茬茬地吃，吃到初夏要老了，就多掐一些回来，晒干、切碎，然后用一个很大的坛子，将它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叫作腌草头，可以一直吃到来年。

上海人清炒草头，也是要加酒，吃起来，有一股子浓郁的酒香。

我后来知道，这秧草，也就是苜蓿，因为开小小的金花，苏州人叫它金花菜。将苜蓿叶和玉米面搅和在一起，蒸熟了吃，叫作“拿勾”。

苜蓿，一直是在书里读到这个植物，我却并没有吃过它。只知道它跟紫云英一样，既是牲畜的饲料，也是绿肥的一种。不过，这玩意儿在哪里都可以生长，生命力相当顽强。有一年，我记得是到四川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地区去，坡上山地，长满这种绿色的饲料，两颊深红的藏族小朋友告诉我，那就是苜蓿。

苜蓿常在唐诗里出现，也就不多说了；在国外也很常见——爱默生曾写梭罗：“他喜欢苜蓿纯洁的香味。他对于某些植物特别有好感，尤其是睡莲；次之，就是龙胆、常春藤、永生花，与一棵菩提树，每年7月中旬它开花的时候他总去看它。他认为凭香气比凭视觉来审查更为玄妙——更玄妙，也更可靠。”

苜蓿的香，到底是怎样的“纯洁”，恐怕梭罗自己都难以一下说清吧。但是煮成汤，苏浙沪的人还是很喜欢吃，到底清鲜可口——在南京的夜晚初识草头，我也就爱上这种青草的味道。那日虽然错过正常的饭点，找饭馆费了不少力气，却与苜蓿不期而遇，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于是喝了三碗汤。回到住处，还是感到高兴，在日记里记它一笔。

过了两天，读费孝通的文章，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初次出国，他的奶妈偷偷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塞进箱子底下，并悄悄对他说，假如到了国外水土不服，老是想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那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我觉得对于江苏人或上海人来说，如果把那一包灶土换成一包草头干，也未尝不可。千里之外想家的时候，煮一碗草头汤来吃，大概同样有医治水土不服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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