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系列讲座（十二）（上）
新安医学的科学内涵（上）
作者：黄辉、王键、蒋怀周
编辑：看云楼主人
校对：卜菲菲
新安医学肇启于晋、始成于宋、鼎盛于明清。宋代既是程朱理学的诞生期，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为医学科学的学术繁荣奠定了科技基础和思想准备。
以金元四大医家为代表，宋元时期医学空前发展，学术争鸣异常活跃。正是在科技发达与理学昌盛二股合力的作用下，在金元医学的启发下，明清两代才迎来了新安医学的繁荣发展时期。
秉持新安程朱理学的传统，新安医家勤思考、不盲从，严谨治学，理性探索，发前人所未逮，解前人所未决，补前人所未备，发现了许多新的客观事实和实用知识，提出了不少新的名词概念和理论学说，充实和丰富了中医药学的科学内涵。
不信邪说，不泥前贤旧说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先民难免会产生信仰崇拜心理甚至迷信鬼神意识。魏晋隋唐佛道玄学盛行，其中有不少鬼神迷信内容渗入医学知识之中。深受理学浸润的新安医家客观理性，不尚空谈，不惑邪说，反对迷信巫术、惑人妄说。
明代徐春甫组织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时就明确指出：“圣人坟典之书，以援民命，安可与巫觋之流同日而语也？”他编撰《古今医统大全》，凡医家中“若涉于幻诞、理法之外，如《晋书》所载佛图澄、单道开，金之马宗素、程德斋之流，不敢悉录”，凡医著中“巫祝、马钤、褚书、高诀、赵要、彭编，异说也，削而不录”。
书中还明确指出“人神附体”“人死三年，神魂着人”之类皆为谬说。他在阐述医德要求时，也是从儒家仁心仁术来明示，不苟同于因果报应、积阴德的习俗流弊来说教。
无独有偶，清代程林在纂辑删定《圣济总录纂要》时，“原本之末，有神仙服饵三卷，或言烹砂炼石，或言嚼柏咀松，或言吐纳清和，或言斩除三尸，盖是时道教方兴，故有是妄语。林病其荒诞，一概汰除，惟约取寻常颐养之药三十余方”[1]318。
程仑《程原仲医案》“张序”也强调：“则医之道，似本之理，而非疑鬼疑神者”[1]534-535。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医“神而明之”的悟性和灵感思维绝非迷信，学术传承中的隐性知识的确需心悟神会的功夫。
吴楚《医验录初集》自序说：“静夜思之，思之不得，尝达旦不寐，如是月余，忽觉神鬼来告，而于诸脉之呈象主病，悉洞然于心而了然于指，试一按脉询病，如取诸其怀，辨症用药，如桴之应鼓”[1]567-569。这段自序恰恰说明其用心之勤，在实践基础上长期苦苦思索，忽受启发而豁然贯通，从而达到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水平，掌握了一般人难以掌握的技能。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以心灵洞察事物、感知世界，仍不失是一条难能可贵的有效途径。
五运六气学说是唐代王冰注《素问》首次提出的以天干地支相结合推衍气候周期运动变化规律的学说，北宋盛行于世，但机械推演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新安医家不唯圣言，不泥旧说，讲求实际，据实创新，明确提出了“运气应常不应变”、“验者其常，而不验者其变”的观点。
汪机、孙一奎、江之兰、吴谦、罗浩等[2]199-206就指出，主运、主气为常，年年如此、亘古不变；客运、客气为变，是根据日、月、五星位置变化、以六十甲子、五行生克乘侮等推演的，变易不定，很难符合六十年的实际状况。
现代医学物候学和时间医学研究表明，生物节律和人的生理病理与日月运行节律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一年四季、六气、二十四节气乃一年中气候变迁的“常律”，不同疾病的发病高峰时段也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据现代大病例临床调查发现，风湿病患者疼痛规律近似月节律周期与塑望月周期[3]；肺结核咯血高峰时间在“月廓满”之日，因咯血而死亡的时间也以望日前后明显居高；全国不同经纬度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死亡时间与月相变化呈正相关性[4]，证明主运、主气所包含的气候特点、物候、病因、病机、病候等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预测性。
但各年气候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即使同一节气各年之间气温有高低不同，雨水有多少差异，作物成熟有迟早之别，色、味有厚薄之分，其复杂性不可一例而拘。
从天文历法来看，六十甲子是根据离地球最近的木星（岁星）运行的位次推演，其实际公转周期是11.86年而不是12年，每隔83年就有一个周期的误差，即所谓“木星超辰现象”，以六十甲子推演岁运、客运、客气等缺乏天文学依据。
新安医家认为，“五运六气”有常也有变，四时常令可以应验，久远之变难以推演，一定之理为常，卒然之情为变，决不能按图索骥，拘泥于六十甲子推演某年属某气、发某病，必须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知常达变。
具体病症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谨守病机，辨别证候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属性，对照运气学说中的病机、治则寻求相应治法。“运气应常不应变”说修正了“五运六气”的错误，提高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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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说新知，发明信而有征
实事求是、客观反映事实是科学的基本内涵，其本质在于可靠地概括和解释客观事实。
新安医家经世致用，务实求真，严谨求是，以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触类旁通的思维能力，发现并阐述了许多前人未知的客观实用知识。
生理上，清代汪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独具慧眼地记述了“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目为心窍”的认识。他在《本草备要》中注释曰：“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后又在其《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中指出：“目”虽为肝窍，“然有辨别事物，故又为心窍”。
“目为心窍”、“目瞪而思”、“凝神于脑”，其思辨分析可谓慧眼灵心，洞悉秋毫。
再如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汪昂以“胃乃分金之炉”一语概括，简单明了，尽收科学抽象的神会之笔，足以启迪后人。
病理上，明代徐春甫通过亲身实践体验，提出“郁为七情之病”的经验性认识，现代已得到心理神经免疫学（PNI）的支持[5]，亦广为中西医所普遍认可和接受。
清代汪昂和叶天士倡言“暑必兼湿”说，既反映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闷热潮湿(尤其江南地区)的客观实际，又反映了湿热气候人体通过蒸汗散热的能力下降而易中暑的客观病理；既反映了暑季体内湿热内蕴、体液代谢紊乱的客观病机，又反映了暑季包括病毒病菌在内的微生物易于滋生繁衍、湿热酿毒而容易感染传病的客观病因[2]120-122。
清代程正通、叶天士提出的“温邪犯肺，逆传心包”的认识，现代从SARS、禽流感等疫病由呼吸道传入、传染性极强、传变迅速的病理变化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灾害频仍，瘟疫流行，由于科学水平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各种病情反而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医家对于病情的感知能力及其内在本质的探索，反而可能要比现代更为充分。
诊断上，新安医家学以致用，言必有征，据必可信，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诊断方法，为现代所证实和运用。
清代叶天士创立温病舌诊燥湿诊法，认为温病“必验之于舌”，辨舌形舌态、舌色舌质、苔色苔质，提出绛舌(邪入营血)和舌苔黏腻(脾瘅湿盛)等新概念，以津液为判断邪入营分病情轻重及预后的指征，并发明辨斑疹(热邪深入营血)、辨白(辨别病邪性质和津气盛衰程度)等法，后世舌诊从外感扩展到内伤，现代已被中西医所广泛接受和采纳。
清代郑氏喉科诊断白喉如老吏断狱，明察秋毫，其书所载“虚里跳动”重证可能就是现代所认识到的病毒性心肌炎的表现，“小儿白喉一证，五七日而毙者，不可胜计”的记述，可能就包含了大量的并发中毒性心肌炎患者[6]。
明代徐春甫提出“脉为医之关键”，现代研究证明，脉诊确有血流动力学依据，三大生命指征中的脉搏和血压，都可以通过脉诊来把握，通过轻取、重按等方式，可以了解血流动力学的基本状态，获得血压变化的基本状况，从而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而徐春甫和清代吴谦对王叔和寸口脉象分候脏腑配位的改定，现代证明亦符合生物全息现象[2]214~219。他如对胃脘痛与真心痛、外感类中风与真中风、痹与痿等病证的辨别和联系，新安医家都有较为明确清晰的把握。新安医家还对“死候”、“不治之证”有清醒的认识，徐春甫就曾指出：“凡不可治证，医所当知。病有一脏之气绝者，药必不能以强生”，表面上惊世骇俗，仔细深思则令人无惑也。
预防上，如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经学术界周密考证确认，正式发明或重新发明代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徽州、上饶一带是种痘术开展最早的地区。
正如1727年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所云“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引者注：即今黄山市黄山区)”。
从明代汪机《痘治理辨》、徐春甫《痘疹泄密》、孙一奎《痘疹心印》，到清代吴谦《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旨》、程云鹏《慈幼伐》、余懋著《刺种牛痘要法》，许多新安医著都对痘疹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既为种痘术的发明、改进奠定了基础，又为种痘术的推广运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治疗上，明代程玠认为一方可通治多病，强调一张心病证治方也可以治疗肺病同类证候，并从《黄帝内经》肝肾同治中触类引申，认为“心肺亦当同归于一治”。
现代医学肺循环与体循环的辩证关系，心肺生理、病理上的相关性，肺心病、肺炎合并急性心衰、顽固性心衰等病的治疗实践，都为心肺同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研究证明，中医心气虚与肺气虚对心肺功能均有密切相关性，心肺相关理论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7]；“肺病多瘀”，药理研究证实，活血药能改善肺内微循环，促进肺系受损组织的修复，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8]。
汪机针对王纶《忌用参芪论》、时医过用寒凉的弊病，指出“丹溪治火，未尝废人参而不用”，提出“参芪”既能补阴又能补阳的“双补说”，现代药理证明，人参具有适应源样作用，能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功能[9-10]，黄芪有促进蛋白质合成、促进组织修复、增强免疫功能、兴奋中枢神经、强心、抗衰老、抗肿瘤、抗疲劳、抗病毒等作用[11-12]，两药合用能激发机体生命活力。
《古今医统大全》记载运用通下法以大黄为君药、“以利为度”治疗耳眩晕，从现代医学来看，此法与西医脱水剂治疗梅尼埃病、前庭神经炎和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同理，但对肾功能无影响，且方中大黄等药具有抗病毒、活血化瘀作用，对于改善微循环障碍、减少眩晕的诱发十分有利[13]。
徐春甫还提出“久病当兼解郁”的观点，突出心理因素在慢性病中的重要作用，而临床已经证明，久病不愈常兼有情志不舒，长期的慢性情绪刺激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加重病情，情志调理是治疗慢性病的重要方法。
此外，骨伤科有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首创“攀门拽伸法”，以过伸牵引复位治疗压缩性屈曲型脊椎骨折，又运用盘脚膝抵法治髋关节后脱位；外科有汪机《外科理例》不拘泥于“以消为贵，以托为畏”的学术主张，指出痈疽“已成脓者，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感染后若已化脓则要及时切开排脓引流等，这些都是十分先进和科学的。
新安医家还创制有许多切实有效的名方，很多已得到药理研究的证明，如止嗽散有镇咳、祛痰、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解热等作用[14]；
五味消毒饮对减低的免疫功能有促进作用，有扶植正常菌群生长和调整菌群失调的作用，可直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提高巨噬细胞消化能力，促进巨噬细胞发挥免疫学功能[15]；
养阴清肺汤具有抗菌、中和毒素和抗炎作用，对白喉杆菌有高度抗菌作用，对白喉毒素在体外有很高的中和作用，可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16]。
至于新安医籍记载的应手见效的简易方，如明代黄古潭用瓜蒌一枚治肝郁胁痛，清代《本草备要》中柿干一味烧灰治肠风便血、清代崔默庵以生螃蟹捣敷治漆疮(过敏)之类，更是比比皆是。
医案是客观真实地记录疾病诊治过程的重要方式，历代新安医家勤于笔录，积累了大量的临证医案。
据《新安医籍考》载[1]5（谈新安医学），800余部新安医著中，医案医话类有77种。
明代江瓘《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1]519；吴崑《脉语》则首次论述并规范了医案的完整格式。
特别值得一树的是《孙文垣医案》，一改前代录案简单之例，注意询问病史、分析脉证，把病情变化与治疗的探求过程都详细记录下来，后世“一展卷间，较若指掌可寻而从事实”。
孙一奎指出：“医案者何？盖诊治有成效，剂有成法，因记之册，俾人人可据而用之”。
清代医家周学海就认为：“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
医之有案虽由来已远，但大量的新安医案凿凿可考，不仅如实记录了具体患者病情的来龙去脉、诊疗过程、理法方药，也客观反映了各个朝代疾病流行、气候变化等情况，既包含有丰富的临床实用知识，又保留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蕴含有无尽的科学成分，弥足珍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