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我眼中的学者杨义

“一般人做学问，切忌四处刨坑，却浅尝辄止，坑坑不见水。但杨义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每刨一个坑，都打成一口深井。这足以令人称奇。”

2015年3月，杨义先生的新著《论语还原》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他继四种“先秦诸子还原”系列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为此，澳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在5月22日联合举行一次作品研讨会。

开会的前一晚，杨义的学生冷川打电话来，叮嘱我明天一定要到会，并且一定要发言。我说，我对孔子之学所知甚少，千万不敢班门弄斧。但对方说，对于杨义，恐怕很少有人比你了解更多呀！你不妨少谈些孔子，多谈些杨义。他这样一讲，我便推辞不得。

第二天，在研讨会上，我重点介绍了杨义四十年来的学术道路。我说他差不多每十年要转移一个学术领域，从鲁迅研究开始，到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然后是古代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诗学和古典文学的“大文学史”研究，进而到“还原”先秦诸子，最后直抵孔子之学。这一条路径，令人颇有些眼花缭乱。我说，一般人做学问，切忌四处刨坑，却浅尝辄止，坑坑不见水。但杨义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每刨一个坑，都打成一口深井。这足以令人称奇。

几天以后，我的这番话，被多家媒体引用，作为对杨义治学的概括。但是事后，我发现自己总结得远远不够。

一

在我看来，杨义先生作为当代学人，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他的学问显露出的大家气象，在同一代学者中十分罕见。

不错，他现在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曾长期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近年来被澳门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名衔不算少了。但是，虚衔并不能说明问题。学者毕竟是要以著作说话的。

他从“文革”后开始进入学术领域，不到四十年，编著不算，个人原创的研究性著作已达52种之多，一千多万字。有人开玩笑说，“著作等身”这个词最不适合杨义，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著作每一本都很厚。

著作高产原本就不易，更为难得的是高质量。

他的成名作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150万字的皇皇巨著，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著名学者王瑶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该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须知当时杨义只是刚满四十岁的年轻学者，以一人之力治一部大型史书，用褒义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用贬义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那时，同类的著作，通常是由老教授领着一批年轻学者，分工合作集体著书。他们是在“编写”文学史，而非“独著”。所以，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看到这部著作以后，才会感慨地说，“杨义一个人做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随着这部著作一再获得各种大奖，杨义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

如果说，杨义的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他已不失为当代的杰出学者。但是，他此后二十多年，不断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拓展，所取得的成果，一次次令人刮目相看。

1990年以后，杨义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先是致力于古典小说理论，继而又进入诗学领域。大约用了十年时间，他写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李杜诗学》、《楚辞诗学》等著作，深受好评。令大家诧异的是，杨义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古典文学专家？要知道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两个相距遥远的领域，隔行如隔山呢。所以不知情的海外学者甚而怀疑，中国是不是有两个杨义，一个搞古典，一个搞现代？

在追述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之后，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这是他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这样的著作，既是填补了中国文艺理论的空白，同时又建立起中国和西方文艺理论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难怪他将此书的核心内容拿到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做交流，结果他的演讲十分轰动，引起当地学者极大兴趣，被称之为有关中国文学的“经典演讲”。的确，这样的“走出去”，过去不曾有人做到。

下一个十年，杨义显示出了更大的气魄。因为担任了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使他的眼界进一步放开。他大胆提出了一个“大文学”概念，并身体力行。所谓“大文学”，便是在文学史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根横轴，使研究时空立体化。

在杨义看来，我国的文学研究，需要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下整合。虽然百多年来，这张地图不断有人在“绘”，但“绘”出的图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这张地图忽略了多民族、多地域、多形态的历史实际。所以要“重绘”。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已经从“杂文学观”发展为“纯文学观”，但现在应该向“大文学观”过渡。

“重绘”，就是要写出超越民族、地域局限，同时超越雅俗、包含对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同时，这部文学史要用“图志”的形式表现，因为图文互动互证，将进一步丰富著作的内涵。于是，他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五卷本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

五卷本中，他首先出版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元代卷》。明眼人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和以往的文学史写法有多大的不同。这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研究模式。为什么要先出版这一卷？显然是因为这一卷的内容特别能体现“大文学观”。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突破自然很多。不仅过去无人问津的问题受到关注，譬如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被放到聚光灯下，前者的“胡化”和后者的“汉化”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掘了中国文学的宝库。

例如，西方学者常以他们拥有荷马史诗等古代大型文学史诗为骄傲，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史诗创作，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里，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仅仅考察汉民族的古代文学，结果的确是这样。但是一旦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视野，杨义发现，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这三大史诗，足以证明，中国并不缺乏史诗创作的文学实绩和传统。这便是登高远眺的效果了。如果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视野，那么无论你怎样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是看不到全局的。杨义的高度就在这里。

接下来的七八年，杨义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先秦诸子。在一路对于中国文化追根溯源的探索之后，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本源的叩问。先是出版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种“诸子还原”系列，继而又推出百万言的《论语还原》。这些著作试图通过翔实考证，还原先秦诸子的生命存在、思想演变和情感状态，在对于诸子生命过程中的丰富细节的阐释中，解开有关诸子生平、思想和著作的许多千古之谜。拿《论语还原》来说，这部巨著横跨诸子学和经学，综合运用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充分进行文本细读，又充分利用当下出土简帛材料，推求《论语》成书的原始过程，探讨篇章的内在秘密，提出了二千年来尚未深入探究的52个问题并给予自己的解答。仅就“以礼解经”而论，由于他对殷礼、周礼了如指掌，信手拈来，所以他整合与阐发史料的功力所达到的精深境界，引发专家同行感叹。总体上说，这样的“还原式”研究，且不说近百年来无人尝试，就是在两千年历史上，我们也从未找到同类著作。如此创新，能不令人震撼吗？

其实杨义对先秦诸子的“还原”，所秉持的理念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念完全一致。在他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还是先秦诸子，都存在一个“把历史的碎片整合”的问题。他在国外参观博物馆，看到人家将文物碎片按照器物的形制、纹饰、弧度、断口等细心组拼，复原古物原来的造型，由此中得到启示：凡是有创造力的研究，应致力于拼合碎片，修复历史，保存原始，疏通血脉，以致还原生命。

这种“还原”，不仅意味着学术观念的创新，它的价值更在于方法论方面。

有学者告诉我，杨义的“重绘”和“还原”的理念，强调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形态和动态复杂的历史过程，强调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融合，开辟立体的研究空间，这种观念所具备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今后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应当是具有开创性的。

能开风气方为大家，杨义正是如此。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即使今天的学者看不清楚，后代学者将自有公论。

二

杨义先生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他今年69岁，属于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者。

他出身贫苦，其家庭是广东省电白县的世代农民。从五岁开始，他就像所有农村孩子一样帮助家里忙生计。那时家里只有一头两条后腿会拌蒜的小牛，他就天天下地放牛。当时家乡还没有学校，孩子们除了干活就是打闹嬉戏，不懂得上学读书这回事。

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几个孩子正在水塘里戏耍，一位外乡来的老师路过，将他们拎出水塘，询问你们愿意上学吗？几个孩子点头之后，便成了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教室是竹竿加上茅草搭成的，只有一个老师，学生按大小分成两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同在一间屋里，少不了互相干扰。这都不算什么，因为真正的嘈杂不是来自人的说话，而是猪狗的嚎叫。教室里总是有猪狗钻进钻出，被孩子们你一脚我一脚踢得到处乱窜，叫得不亦乐乎。

杨义可以说是钱锺书先生所谓“读书的种子”那一类人。他在这样恶劣的条件里爱上了读书。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进入电白一中。

那时从他家去县城，花五分钱坐船很方便。但是家境贫寒的他舍不得拿出这五分钱，只能每周都带着红薯和萝卜干，在烈日炎炎下走二十多里绕路去上中学。红薯是他中学时期的主要干粮，他填饱肚子，睡在满是臭虫的床上，坚持日复一日地苦读。六年学下来，学习总成绩全校排名第一，理科成绩优于文科，老师强烈建议他报考清华。但是，出于对写作的爱好，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大学新生入学时，别的同学提着旅行箱、手提包，而他是背着麻袋来的。麻袋里面装的是没有被套的棉胎，这便是他的行头。除了身上穿的，他只有最简单的换洗衣服，根本就没有鞋。

刘再复先生与杨义是同时代人，他也是穷孩子出身。他曾告诉我，他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四年，是光着脚读完的。连校长都知道本校有一个光脚读书的好学生。

我问过杨义，你读大学是不是也光脚？他笑笑说，他一直到来北京下火车时都光着脚，但是因为北京天气冷，到学校后被告知一定要买鞋子。

他学习依旧刻苦，因为他时时想起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农村青年，他们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还在挥汗如雨地干活。可是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学生们造反，闹翻了天。他想来想去，不敢跟着胡闹，因为自己学习的机会得来不易。专业不能学了，毕竟可以读书。“封资修”的书不让读，至少还有马列的书。于是他花五毛钱买了降价处理的三卷本《资本论》，硬着头皮啃了一年，做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虽然，这样的阅读对于他后来的专业发展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他感觉到，这套大书让他了解伟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在方法论方面给予他颇多启示。特别是伟人的眼界与气魄，对于他日后致力于全局性的“大文学”思考，对于他追求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显然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后来，利用当“文革”“逍遥派”的机会，他系统地阅读了几套大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至于中外小说，则是找到什么读什么，“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乐此不疲。

这个时期，杨义虽然没有进入专业研究，但是形成了重要的知识积累。以至于“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一举考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著名文学史专家唐弢和王士菁先生。

那一批研究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有“黄埔一期”之称。与他同期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领军学者，而杨义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时的研究方向是鲁迅，但是他一边读鲁迅，一边已经在筹划要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始大量地、拼命地阅读现代小说。

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藏书甚丰，许多在国家图书馆找不到的文学作品稀缺版本，在此却有收藏。这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何其芳先生特地安排专家为这个资料室采购的图书，据说连钱锺书先生也曾经受邀参与其事。杨义钻进资料室如鱼得水，他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全部阅读一遍，总共读书约两千种，两亿多字。同时他做了五千余张卡片，那是他写作小说史的依据。我有一次到他家，他打开柜子让我欣赏，我看到那一捆捆卡片把几只柜子塞得满满当当，不能不佩服他下的苦功。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他潜心研究，十年磨一剑，完成了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套大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三卷出齐时，他不过四十岁出头，却已经因为两次破格，在同龄人中提前晋升为研究员。接着就是落实优待政策，他连续两次搬家，从平房到楼房，进而住进大三居。至此，他功成名就，待遇落实，已是此生无忧。

然而在学术发展上，这时他到了方向选择的十字路口。按理说，他以竭泽而渔的方式阅读现代小说，在这个领域里，他资料的占有已是天下第一，无人能及。如果继续吃老本，以这些资料为中心，此生再写个十本八本著作，绝非难事。而且，继续做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家，今后可以悠哉游哉。

但是他不甘心，不满足。他有志向，有抱负，要开辟新的研究空间。“逆流而上，贯通古今”是他的理想，不过，这对他可是一步险棋，因为这是要动别人的奶酪。

搞文学的人都知道，古典文学研究最不接受半路出家的学者。若是谁的研究留下硬伤，那么被否定是小事，被讥讽和奚落才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于此，已成名的学者莫不视为畏途。

杨义不信邪，他以死打硬拼的精神和大闹天宫的姿态，杀将进来。你不是善于解读古代文本吗？我杨义比你解读得更加细致；你不是善于引经据典加以考据吗？我杨义比你考据得更加翔实。就这样，他利用二十年时间一路冲杀，从古典叙事学到古典诗学，再到多民族跨地域的古典文学史，最后竟然穷根究底，直捣黄龙，一直深入到先秦诸子之学，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核心区域。

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杨义大概一直在等待着一顿乱棒，当然，他也有足够的底气，并不心虚。然而没想到，古典文学领域出奇地安静。学术界默默地接受了在古典圈里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的杨义。这便是他的神奇。

有人说，杨义是学术研究的战略家。这说法或有夸张，但也有几分道理。杨义从现代到古典的研究，是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和布局的。研究一步一步，由近及远，由点到面，从微观至宏观，从外围达于核心，均是一环套一环，最后拿出的成果，都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的。这是一种境界，非大家不能有的境界。

正是在这种境界中，杨义的研究突破了几个约定俗成的模式：首先是多人合作文学史的模式，其次是文学研究古今分割的模式，再次是文图分离研究的模式，第四是各民族文学各自研究的模式。一个人的研究能够有这么多的突破，他对于当代学术的贡献自不待言。

三

作为编辑，我与杨义先生的合作，长达三十多年。

他曾对我说，我们两人彼此成为“绕不开”的人。也就是说，将来无论谁写自己的回忆录，都不能不提及对方。

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组当编辑。组里有一个刊物，名为《新文学论丛》。杨义当时研究生刚毕业，在文学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他时常写些论文，给我们的刊物投稿。因为他住在东城赵堂子胡同，离我们的出版社很近，所以他经常过来和我们聊天。他爱抽烟，每次到来，都要带一包好烟，和我们几人一起边抽边聊，谈的都是他感兴趣的学问。一般来说，一包烟不抽完，他是不会走的。

那时我们都能看出他是个有大志向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一两年后，他把一尺多厚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书稿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还是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整整50万字，用400字一面的稿纸，抄写一千多页，字迹工整，稿面整洁，可见作者的慎重。可是，这只是一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刚刚从世纪初写到1927年，现代小说的大部分内容还没有涉及。我们设想全书完成，要多大规模？想到这一层，大家都心里都没有底了。因为我们见到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唐弢、王瑶、刘绶松等名家主编，涉及范围不限于小说，却也没有这么大篇幅。何况杨义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只有三十多岁！

但书稿确实写得非常好，显示出作者的功力。无论研究框架的建构、资料的占有、研究方法的创新还是学术观点的突破，都表露出相对于其他同类著作的优势。我阅读了书稿，写了肯定性的意见，建议出版。

随后，编辑室里两位老编辑也支持我的意见，高度评价此稿。于是书稿被转给副总编辑李曙光。今天想来，我们当时显然是给领导出了难题。因为同意出一卷，就等于承诺三卷都要出，在当时情况下，出版这样的巨著，经济上的亏损是不可避免的。

李曙光先生把我找去谈。他很犹豫，很纠结。他当然了解这部著作的价值，但是经济效益不能不考虑。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如果这本书可以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就可以出版。”

要让一部学术著作变成教材，谈何容易？但是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写了一份推荐意见，盖上出版社公章，直接去找国家教育部教材司。

教材司两位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他们看到我拿去的推荐意见，说光是出版社推荐不行，还要有专家推荐。

于是我急急找杨义商量，请哪位专家写意见？当即定下四个人，都是响当当的大专家：唐弢、王士菁、樊骏、严家炎。前两位是杨义的导师，樊骏现在文学所是杨义的同事，由杨义自己出面去请很方便；而我当时正在给严家炎编书，与他常有联系，由我出面请他也很简单。

我把四份专家推荐意见交给教材司，内心里并不敢存什么奢望。尽管我对杨义的著作有信心，也相信专家推荐的分量很重，但毕竟，杨义太没名气，太年轻，而他的著作，部头又太大。然而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几个月后，盖着教育部大红印章的批件寄来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件事至今让我感慨万分，因为它表明审批部门的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不需要托人打招呼，更不需要请客送礼，甚至前前后后，我们都没有对教材司的经办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大事竟然成功。

杨义听到这个消息，差不多乐疯了。对于他的心血之作，原先满心的焦虑，一下烟消云散。从此他不再有后顾之忧，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放手大干了。

他后来曾说，如果当初《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不能顺利出版，他可能会改行。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会因此少一个著名学者，而多一个企业家或别的什么人。我说，这件事，他要感谢李曙光先生逼着我们背水一战。

杨义后来的学术研究踏上坦途。他写下多种著作，与我的合作始终没有间断。三十年中，我为他出版的作品加起来有十多种。

一次难忘的合作，是关于《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卷）的出版。

大约是1994年，有一天杨义忽然拿了一大堆书稿来找我。此稿文字不多，大约二十多万，但是插图却有一千多张。那些图是杨义四处搜罗来的，主要是从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复印，清晰度不高，有些图黑乎乎的。

杨义告诉我，他要开创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文体，叫做“图志”，以图文互现、图文互证的方式展开研究，以图出史，以史解图。这当然应该支持。但是，当时国内出版社大多没有电脑排版设备，无法进行图文混排；书中的插图，要在照相单独制版后，再和文字版拼在一起印刷。要把一千多幅插图先一张张照相再拼版插进书里，工作量大到不可想象，而且，每一幅插图都要占单页，现实中也无法操作；何况，许多插图还需要修饰，不能直接印书。所以杨义此前曾将书稿交给两家出版社，编辑都知难而退了。

这时，杨义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知道这套书已经出版了台湾版，台湾那家出版社曾利用电脑编排了插图，并修饰了图版。我想出一个取巧的主意，请杨义给我找两套台版书，打算利用书中编排和修饰过的插图来发稿。我把两套书中正反两面的插图都用剪刀剪下来，贴在A4复印纸上，凑成一套图稿，再把插图的文字说明另外排字印出，也一条条剪下来，和插图拼贴在一起，最后将一摞摞的图稿送去照相制版。即使这样走捷径，工作量也大得惊人，我足足没日没夜地干了三四个月。那时我家房子很小，晚上在家里编辑这部书，桌子摆不下，就把床上的被褥掀起来，在床板上摆摊子。我太太至今都还记得当初满屋子都是稿纸的情景。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而且颇为畅销。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入“读图时代”，多插图的读物非常少见，特别是以“图志”形式写史的著作，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开风气之先。所以它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一个范本。著名作家萧乾甚至直接称“这是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有这样的评价，我也感到欣慰。

另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合作，是出版他编著的《鲁迅作品精华》（点评本）。

杨义是研究鲁迅起家的，对鲁迅著作极熟。1997年，他分三册编选了鲁迅小说、散文、杂文，在每篇作品后面加上了自己眼光独到的评点。定稿后，他在中国内陆找了一两家出版社，可是对方说，鲁迅著作已经出版了这么多，再出还有什么意思？

此时我刚刚到香港三联工作。杨义拿着这部书稿来找我，问我在香港能不能出？谁都知道，一般来说大陆出版社担心亏损的书，在香港更没有机会出版，因为香港的市场太狭小，人口只有大陆的1/200。但是我看了书稿，没有犹豫，立刻承诺出版。事后，有香港同事用粤语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文学是香港图书市场的毒药？“你出这套书，塞梗了（死定了）。”意思是说，非赔钱不可。

但是我坚信，鲁迅在中国只有一个，而以杨义这样的名家身份评点鲁迅的作品，也只有这一套。果然，出版后的销售成绩不俗，让一些同行跌了眼镜。

转眼到了2014年。我在北京三联，为了恢复生活书店的品牌，需要出版一些文学类图书。我自然而然地又想起这套书，它还没有内陆版本。于是我和杨义商量。他极为重视，立即着手修订。此时，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时自己所做的评点了。他要扩写、改写，甚至重写，一下将评点文字从6万增加到20万。

为了这套修订本的出版，我在三联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我介绍说，这是杨义“重回鲁迅”之作。他从鲁迅研究起步，历经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最终触及先秦诸子这个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现在又重新观照鲁迅，所思所感，相比当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融会贯通，似易实难”来概括这套书的特点。所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即是指他如今已经是站在融会贯通的大文学史观的背景下，通过具体作品，解读鲁迅精神的本质和真谛。

自然，这套书再次受到市场的重视。当当网将它重点宣传。香港三联看到了，立即和杨义签约，在香港出版修订后的新版本。

由此说来，我和杨义的合作，每一次都很成功。表面上看，我简直就是他的福星。但是，须知他交给我的都是一流著作，独特而珍贵。因而，每次合作他带给我的惊喜，和我带给他的相比，一点都不会少。

四

在今年五月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我和大家一起探讨杨义先生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

我谈到，和老一代学者相比，他的知识结构很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系统研究过西方的文学理论，跟上了文学界借鉴新学科、新观念、新方法的潮流，所以他的学术武库中要多一些来自西方的利器。这使他哪怕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经学，用的是传统的治学方法进行考释，但他的理论参照系要比老一代学者开阔。

当然，观念和方法都只是一些先决条件，杨义的学问，更多地依靠他下的苦功。

他读书之多，在同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上世纪80年代他写现代小说史时，我就见识过他读书的疯狂。他是一书包一书包从资料室往家里借书的，每周借一批，还一批。我过去曾经听说，钱锺书上清华时曾这样读书，还不敢轻信，但是杨义真的让我眼见为实。我听他的博士生说过，杨义给他们规定，要读哪些民国文学作品，开出了长长的书单。他们便到文学所资料室去借阅。当管理员找出蒙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时，他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作品，三十多年来只有一个人借阅，那人就是杨义。

除了厚积薄发以外，杨义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令所有熟悉他的人都印象深刻。他的继任者、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在研讨会上说，杨义对学术有一种“彻底忘我的热情”，而我立即联想到陈景润，便说杨义对学术的走火入魔，堪称“学痴”，这一点似乎只有陈景润可比。有人当场质疑我，说你这样讲是不是有些夸张？其实我是有根据的。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描写陈景润，在专注于学术研究时，心无旁骛。问他吃什么，他永远只说“韭菜炒鸡蛋”。其实杨义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他写现代小说史时，我常去他家，每每见他吃饭，总是西红柿鸡蛋面。有一次谈得晚了，他留我一起做，一起吃。这时我才发现，他连将鸡蛋“甩秀”都还不会，只将鸡蛋整个儿打在西红柿汤里，然后用汤勺顺势一搅，弄得乱七八糟。当然，他根本关注不到这些，只是呼呼吃面，连说好吃。再看他是怎么吃饭？他的朋友，大多注意到他的手根本不会使用筷子。他吃饭时，会把筷子平放在四只手指上，另一侧用拇指压住，然后通过活动食指和中指，把菜肴夹起来。这个动作很滑稽，屡屡被人取笑，但他毫不在意，全无所谓。他几十年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纠正自己这种微不足道的小毛病。

他的精力都在学术上面。他的太太张环讲过这样的故事:

因为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了，他坐着想，站着想，走起路来也想，出门时在门口换鞋，他仍然是一脑门子学问，以至于他穿了一只皮鞋一只旅游鞋去上班，自己竟然不知道；又有一次，他书桌前的窗子坏了，玻璃破碎，掉下来，砸破了他的脚面。他看到出了一点血，也没在意，继续写作。等到晚上，太太回家，才发现地上已经流了一摊血，把他的脚围在中间，而杨义却浑然不觉……

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人，学术使他陶醉而忘情。

一位善于观察的香港女作家曾对我讲过他这样的笑话。她说有一次杨义率领社科院文学所代表团访问香港，香港作家联会设宴招待。那天的饭局上，十五六个人围坐谈天很热闹。在座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男性。忽然，一位美艳时尚、风姿绰约的青年女作家翩然而至，有如一道靓丽的风景，令在座的男士无不惊艳，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那女士的一方，有人甚至张大了嘴巴。喧闹的饭局立即安静下来。此时，只能听到杨义一人仍在滔滔不绝讲述他的研究成果。女作家笑说：“怪不得他做那么大的学问，原来是有定力。”

还有不止一位学者对我抱怨说，不敢和杨义聊天呀。这话我听了也有同感。杨义其实是不大会聊天的，他只要开口，就是谈学问。一旦让他说起自己的研究，他总是那么津津乐道，如痴如醉，旁若无人。他会细致地向你说明，他根据一次日食的准确时间考证出孔子向老子问礼是在哪年哪月哪天；他会详尽地向你解释，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老子和庄子故乡的交代详略不同，而他考证出连司马迁也不知道的庄子家世；他还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经过他的研究证明，《论语》的成书曾在不同阶段经历过三次编纂过程，而这是两千年来无人发现的秘密。谈话时，他注意不到周围人们的表情和反应，只顾一味说下去，有时一口气可以说上两三个钟头，也不管对方的肚子是否已经饿了，因为他自己意识不到肚饿。有人曾经告诉我，每次听杨义谈学问，他都试图打断，岔开话题，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杨义对学问的执着，谁也拗不过。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执着和专注，加上深厚的学术积累，再借助现代学术的理念和方法，杨义的学问便显示了一种少有的大家气象。他的学术成就超越了众多前辈的和同龄的学者，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杨义本人来说，更重要的并不是超越前人和他人，而是超越自己。

在四十年的学术道路上，他一次次地改变研究领域，一次次地开辟研究新局，每一次都是对自己的超越，因而每一次都是华丽转身。

他理想远大，锐意进取，善于学习，注重自我丰富和提升。尽管他的家底很厚，老本很多，但是他的进取精神一丝不减。因而他的学问，每时每刻都在增长。

对于自己以往的成果，他并不是那样敝帚自珍，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进步。相反，他倒是常常悔其少作。

——他老早就想写一本书，题为《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为此，他曾经做过大量准备，还做了多次演讲。8年以后，他终于有时间写作此书了，却发现当年的存稿，几乎一个字都不能用，全部要推倒重来。这是因为，“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

——他最早的学术著作，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本书，那是他的研究生论文。三十多年以后，他在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研究，经历了对于中国文化根脉的考察之后，“重回鲁迅”，看到当年这部心血著作，竟自觉其粗陋可嗤。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的毕业论文写成这样，我就不让你们通过。”惊得研究生们目瞪口呆，而他却报以真诚的微笑。

现在，随着“先秦诸子还原”系列和《论语还原》的出版，杨义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学术转型已经圆满完成。贯通古今，直抵中国文化核心之地的心愿已经实现，他的学问使他达到了又一个人生高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一次新的治学之路的选择。他需要再一次超越自己。

他曾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条曲线。如果你只关注中间某一段，你看到的大概只是一小截直线。若要总揽全局，就需要把每一截直线连接起来，恢复曲线的原貌。现在，经过大半生的努力，他的目的果真达到了，这就如同他爬到了山顶，可以一览众山，放眼欣赏千古风景了。但是，他会坐下来休息吗？

我认为不会。（文/李昕）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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