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亲历者回忆芜湖解放

我的父亲肖国学,先后在芜湖市财政局、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市计划物价委员会、市二轻局、肥皂厂、印铁制罐厂等单位工作,1986年离休。离休后,他还参与了芜湖市地方志的编撰工作。父亲离开我们已20年了。近日,我在家整理书籍,发现父亲遗留下来的《坎坷一生》手稿,便翻阅起来。

在芜湖解放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将父亲的手稿中关于芜湖解放的经历进行了缩写,一是为芜湖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二是纪念父亲因此走上革命之路。为方便起见,文中以第一人称叙述。

1949年4月20日之前,由北而至从芜湖过境的国民党军队,日夜不停地向宣城方向溃逃。他们穿着旧脏的“二尺五”(民间对国民党军装的戏称),多系步行,大都是没精打采的样子,有的伙夫挑着行军锅灶,从四明路(解放后改为新芜路)蹒跚而过。

这几天,在芜湖上空,时而有国民党的飞机掠过,飞得很高,转瞬间呼啸而过,既未俯冲投弹,又未从空中扫射,看来只不过是侦查一下,就朝东南方向飞走了。

可是到了21日和22日,江边、街上已经看不到国民党20军杨干才的部队了,可能撤走了。所谓江防者,不防江而自顾保命去了。此时的芜湖,实际成了一座没有布防的空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要员,大都逃之夭夭。所谓第七绥靖区和20军,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闻风即溃散了。22日,芜湖市面显得异常平静。

4月23日,上午8时许,从河南方向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市民纷纷涌上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我疾步从小戏院住处跑至四明路与中山路的交接处,挤在街旁的人群中,向浮桥(今中山桥附近)方向放眼望去。果然一列军队,武装整齐地走来。站在马路两旁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各店铺用竹竿挑着鞭炮燃放欢迎解放军进城。大约有七八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提着浆糊桶在中山路老余昌钟表店等处张贴欢迎标语。解放军从浮桥沿国货路、中山路,折向四明路,然后向江边方向行进。他们身穿着粗糙的土织的黄军装,帽子上还戴着用柳条枝编的伪装物。左胸前佩戴着一长方形的符号。我出于好奇,壮着胆子,鼓起勇气,从人群中挤向前面,伸头观看他们胸前佩的是什么符号,极目扫描,才辨认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大字。字分两排以黑仿宋体印出,第一排为“中国”二字,第二排为“人民解放军”五字,四周围着深红色的边框。我过去从未听过这个名称。这是多么吸引人的新鲜名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站在街旁,观看列队行进的解放军,约一小时,我才意犹未尽地返回小戏院住处。

很快,芜湖街上贴出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内容大意是:凡国民党政权机关的资财,统由政府接收,在未接管前,由原机关人员保管,不得有违。见布告后,我即联系原芜湖粮食总仓库尚未离芜的万程鹏、赵俊、陆运、毛成、钱翼义等人,将粮食总仓库资财缮具清册并联名具函上报军管会请即派员验收。

翌日,军管会就派出卞子正、郝宝琛、贾茂林、马金城、张景玉等10余人,与我们进行接头并点交。点交由原业务科、财务科的人员办理。我不懂那些情况,此时,南下部队急需粮食,卞子正看我年轻热情,问我是否会过磅。我答应会。于是就派我到江边仓库去过磅发粮食给部队。当时发粮食很简单,也不填写粮食出库单,单凭卞子正用自来水笔写的一张三指宽的小条,上面注明的发给某某部队若干数量。我坐在过磅凳上见条即发。条子上既无公章又无私印。没有毛边纸,有时用草纸,有时用印后纸的反面裁下一条来书写,用纸相当珍贵,一张旧纸条,就是令箭,我即照此执行,发后妥为保管,将数额汇总上交。

在解放后的头几天,三野过芜湖的部队特别多,可能开赴南京、上海等地,我过磅发粮忙得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天黑了,拉着电灯,挑灯夜战,从不叫累、不叫苦,干得浑身是劲。大约到4月底,二野进驻芜湖,同样把我忙得不亦乐乎。

总粮食仓库资财接收工作,大约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我是孑然一身,从江城解放,我所接触到的现实,让我的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认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也是国家的希望所在。我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挚爱,不愿意离开。

1949年6月某日上午,卞子正通知我去江边碾米厂找郝宝琛,所为何事,他未明言。我抵达江边碾米厂,在财务股见到郝股长。郝股长对我说:“为了照顾从国民党政府里过来的旧职员的生活,按照我党的政策,从参加工作之日起,原职原薪发给工资。杨孝忠已经领了,你到杨会计处去拿。”我听后,心里懵了一下,欲言又止。在杨孝忠处签字后取了钱袋。到了住处,启封一看,是一迭崭新连号的人民币126万元(币改前一万元等于币改后一元)。过了片刻,我去找卞子正,说:“三个月工资,我不要,交给你!”卞问:“为什么?”我答:“你们南下干部领的是津贴费,艰苦奋斗为革命,难道我就不能艰苦奋斗吗?”卞说:“原职原薪,发给你们的工资,这是党的政策,违反政策,可不行呢!”当时,我未再辩论,把工资拿了回去,锁在抽屉里,竟思潮起伏,情绪不宁。入夜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心想:南下战士为了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都领的是津贴,我为何要领取工资,高于他们的优厚待遇。

次日,我拿着钞票又去找卞子正,要求他把工资收回。他对我这一举动,做了一番勉励。并说:“工资你还是拿回去,有什么想法可去找郝宝琛。”于是,我就去找郝宝琛,把退回工资的想法向他汇报。郝说:“原职原薪,这是党的政策。”我说:“你们领津贴,为什么我要拿工资?你们能吃苦,难道我不能吃苦吗?你们为人民服务,难道我不能为人民服务吗?我拿工资,你们领津贴,同样干事,待遇高低,相差悬殊,我拿了于心有愧,我要求与你们享受一样的待遇就行了。这是我不愿拿工资的真实思想与要求。”郝宝琛见我态度如此坚决诚恳,就劝我暂时把工资拿回去,待研究后再说。

大约过了五六天,卞子正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收回所发的工资,享受供给制待遇。于是我原封不动地将126万元退回。随即郝宝琛吩咐我去领取军装,并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芜湖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臂章。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3年底,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奉命撤销。大约在1954年,地方工作人员脱下军装,改发灰色中山装制服,同时收回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制胸章与芜湖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椭圆形的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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