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京城最后一位遗少”笔下的民国京剧与京昆往事（陈均）

梅兰芳与齐白石

    书中的一些篇什,是关于北京的京昆往事的追忆与纪念。靳飞常被称作“京城最后一位遗少”,文中亦常称北京为“我们的城市”。而北京之所以能被视为“我们”的城市，离不开靳飞成长于其间的以京昆文化为主的老北京文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新世纪以来，靳飞一直是北京京昆活动的参与者，以及某些领域的推动者。对于城市的过往以及与自己成长相伴随的京昆文化，靳飞亦含有情感，如纪念梅葆玖，云“让我们重新回到信仰与热爱”；纪念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六十周年，断言“我们的城市里始终没有中断过昆剧的声音”；纪念昆曲大王韩世昌诞辰120周年,则将韩世昌形容为“中国昆剧的赵氏孤儿”。这些论断与命名，在我看来，正是在对京昆文化“信仰与热爱”的氛围下，靳飞对于戏曲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精准把握。或者说，由于北京浓厚的京昆文化的熏习与支撑，靳飞才能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诸多主流论述进行反思，翻转旧有议题，提出“民×京剧”之说。

    靳飞近年来倡导“民×京剧”，可谓不遗余力。书中的文章，大部分都在说“民×京剧”。譬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学建构的一个文学谱系，按照这种逻辑，不言而喻，接下来自然就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了。事实上，“现代文学”也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为显学。但是靳飞偏偏给“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接上“民×京剧”，论证“民×京剧”也是一种“新文化”。在《谭鑫培是中国京剧艺术“新文化”探索的肇事者》一文里，靳飞强调：

    中国京剧艺术因而既是中国最晚形成的中国古典艺术，同时又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现代艺术。其重要程度，足堪媲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以京剧为主的戏曲文化之间经历了百年的生死缠斗，结果自然是新文化×动大获全胜。王元化先生曾策划《京剧丛谈百年录》，就是从《新青年》的“戏剧改良专号”开始讲起，将戏曲一衰再衰的百年历历数来。由于新文化×动所生产的“知识”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话语，被命名为“旧戏”的戏曲，反倒成为了落后、保守的负面象征，坠入时代的深渊，被一代代的“后浪”所拒绝，终至隔膜与遗忘。王元化在检讨自己对于戏曲的认识时，痛感正是由于这种话语权力的压抑与不平衡，才导致了戏曲的逐渐没落。靳飞提出“民×京剧”，将之表述为与新文化运×之“新文化”相并称的“另一种新文化”，实则是延续了王元化的思考，不仅继续探讨京剧与新文化×动的关系，而且还巧妙地实现了一个颠倒：将新文化运×与京剧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转换为并立、竞争，二者都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精神。这种表述策略，拆除了既有的关于京剧史、关于京剧与新文化×动关系的藩篱，创造了新的叙述视角，也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于京剧的认知。

    在纪念谭鑫培、梅兰芳、梅葆玖诸前贤的文章里，靳飞以“民×京剧”为主旨，提出“清末京剧”与“民×京剧”之分。又将谭鑫培定位为新传统的“探索者”，梅兰芳、梅葆玖是京剧新传统的“创立者”与“继承者”，从而勾勒出“民×京剧”的基本面貌。

    书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则来自民×时期京剧界与金融界的关系的探索。譬如，他从梅兰芳与程砚秋之争，挖掘出背后的金融集团以及政×势li之争。也即，作为民×时期娱乐圈的中心，亦是彼时的超级明星，梅兰芳与程砚秋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艺术之争，彼时的政×经济力量变动的体现，亦是由这些力量来主宰与推动。从梅兰芳的“伶界大王”，到梅兰芳访×、访×，以及“四大名旦”之称的产生，无不如此。这一方法类似于艺术社会学。一部“民×京剧”的艺术史，实则也是半部生动曲折的民×政×经济史。其跌宕起伏，实乃不亚于或更甚于舞台上演的戏剧。而对历史的幽微之处的体察与书写，或许也得益于靳飞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中穿梭的经验与观察吧。

梅兰芳与冯耿光

    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饶有趣味的书写，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靳飞身处的位置与视角。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感叹：重新回到齐如山来认识齐如山有多难！研究者自身的限制，总会带来历史认知的限度。在近代以降的京剧与中国文化的图谱里，靳飞的特点或许与齐如山、陈墨香等民×文人相似，而不同于高校及书斋里的学者。这种视点与层面的差异，使得他对于戏曲的认知、态度与研究路径并不同于学院的学术研究。这些看似旁逸斜出却渊源有自的撰述，在《靳飞戏剧随笔》里有着较为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