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逝世七十周年：有人对人生望而退怯，有人追求生活凝聚密度之美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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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

今年是哲学家、作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逝世七十周年。一直以来，维特根斯坦的形象都有着很特殊的魅力，他对20世纪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并未能完全解释这种魅力，即便很不关心分析哲学的人也觉得他惹人瞩目。写他的诗，受他启发而画出的画，为他的著作谱的曲，以他为主角的小说，关于他的电视片，写他的回忆录都不在少数。由英国传记作家瑞·蒙克撰写的《天才之为责任：维特根斯坦传》公认为是维特根斯坦的权威传记，作者不仅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着墨很多，也还原了这位伟大哲学家丰富个人性的一面。

在今天夜读摘选文字里，维特根斯坦回答了事关他人生选择的重要问题：你在哲学上的目标是什么？

194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时，他为自己未写完书而灰心，也一点儿不为即将再次履行授课职责而热心。

过去六年罗素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此时也回到了剑桥。他逐渐忍受不了美国的生活了，因为美国社会里更保守的元素对他广泛宣扬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观点作出了反应，煽起了针对他的歇斯底里和义愤；他感激地接受了剑桥的邀请，到三一学院更安静平和的环境里教五年书。但是，等到了剑桥他却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学术哲学家里已过时了，现在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这儿的影响力比罗素大得多。他随身带回了《西方哲学史》手稿，这本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许多年里都是罗素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没有提高他作为哲学家的声誉。

维特根斯坦保持着对罗素智性之敏锐的钦佩，但厌恶罗素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版的通俗著作。“罗素的书应该用两种颜色装订，”他曾对德鲁利说，

Wittgenstein

……写数理逻辑的书用红色—每个哲学学生都应该读；写伦理和政治的书用蓝色—任何人都不得读。

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罗素不会再拼命做哲学了，”他笑着对马尔科姆说。但马尔科姆回忆，20世纪40年代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很少同时到道德科学俱乐部，而他俩都到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时对罗素恭恭敬敬，我从未见过他对别人那样。”

罗素则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里看不出任何优点。“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他说，“沉溺于激情热烈的思考，深刻地意识到我和他一样觉得重要的难题，并具有真正的哲学天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Wittgenstein

相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似乎已渐渐倦于严肃的思考，发明了一种使这种活动不必要的学说。

因此，1944年秋天（在十四年的分离之后）两人的重逢没什么热情也就不令人吃惊了。“我见过罗素了”，维特根斯坦回来大约一星期后写信给里斯，他“不知怎么给了我一种坏的印象”。在那之后，他和自己从前的老师很少有、或毫无瓜葛。

在哲学上受到孤立引起了罗素的个人不满，因此（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轻蔑加重了。他首要关心的哲学问题不再被认为是根本的。部分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知识论已然从属于对意义的分析。因此，1948年《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罗素把这一著作视为对自己哲学立场的一次重大陈述——出版时，收获的是冷冷的淡漠。因此，罗素把最大的轻蔑送给了维特根斯坦的弟子：

Wittgenstein

在时髦过一阵之后，发现人们认为自己已是古董，这不是一种全然愉快的经验。很难优雅地接受这种经验。年老的莱布尼兹听到人们对贝克莱的赞扬时评论道：“那个爱尔兰的年轻人质疑物体的实在，看上去他既未足够地说清自己的观点，也未给出充分的论证。

我怀疑他希望因为他的悖论而闻名。”在许多英国哲学家的眼里维特根斯坦已取代了我，但我不能对他作完全一样的评论。他希望借以闻名的不是悖论，而是对悖论的彬彬有礼的逃避。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我怀疑他的信徒是否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维特根斯坦

罗素

摩尔并未遭受同样的折磨，不过，虽说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1944年时他太年迈体弱了，没法全心全意地欢迎和维特根斯坦进行频繁冗长的哲学讨论的艰苦前景。因此他的妻子把维特根斯坦的来访时间限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维特根斯坦对此很不高兴。“摩尔一如既往地友好，”他对里斯说，

Wittgenstein

我不能见他太长时间，摩尔太太会打断我们。她后来告诉我，摩尔的身体其实不像看上去那么好，绝对不能长时间谈话。我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话总的来说是胡扯。摩尔有时出现古怪的昏眩，但那不过是老年人的正常现象。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显然是健康的。但摩尔夫人不喜欢他见我。也许她担心我批评那本写他的书，还对他的精神有一般性的坏影响。

维特根斯坦提到的书是《G . E . 摩尔的哲学》，这本1942年出版的书是许多杰出哲学家写的论摩尔哲学各个方面的论文集子，编辑是P. A .希利普。摩尔同意出版这本书，特别为之写了一篇自传短文。维特根斯坦强烈不赞同。“我害怕，”听说这本书后他写信给摩尔，“你正走在悬崖边上，我看见在悬崖底下躺着好多死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是其中一个。”书出来的时候摩尔在美国，因此，他俩在1944年秋天的会面是此书出版以来维特根斯坦第一次有机会再提出自己的批评。所以多萝西·摩尔的焦虑可能是很有根据的。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不该为了和摩尔见面的时间规定而单单责怪摩尔夫人。摩尔在美国时中过一次风，医生要求他绝不可有一点儿兴奋或疲劳，他妻子是照此行事。因此她规定，他和哲学上一切朋友的交谈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她说，维特根斯坦是他们中唯一怨恨此事的人：“维特根斯坦不明白他多么精疲力竭——有一次摩尔甚至事先对我说'别让他呆太久。’”

然而，维特根斯坦仍旧相信是摩尔夫人强迫摩尔减少和自己的交谈。两年后他告诉马尔科姆，他认为这是不体面的：“热爱真理”的摩尔在一次谈话达到其适当目的之前被迫中断。他应该爱谈多久就谈多久，如果他变得很兴奋或疲劳，得了中风死掉——唔，那是一种得体的死法：“死在路上”。

什么也不应挡在哲学家和对真理的寻求之间。“思考有时候容易，但经常很困难同时令人战栗”，他写信给里斯：

Wittgenstein

但最重要的思考恰恰是不讨喜的，即，它威胁要剥夺一个人珍爱的观念，他因之全然迷惑，生出一种渺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人畏缩不前，不再思考，或在长久的挣扎后才能令自己思考。我相信你也了解这一处境，我祝愿你获得很多勇气！虽然我自己没获得。我们全是病人。

他又想到战争之初自己和马尔科姆的一次争论，当时马尔科姆谈到英国的“民族性格”。这是一件切题的事——说明思考恰是因为不讨喜才确是最重要的。“当时我认为，”他写信给马尔科姆：

Wittgenstein

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你看，我知道很难把“确定性”、“或然性”、“感知”等等思考好。但是，真正诚实地思考或试图思考你的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如果这么做是可能的话—还要更困难。而麻烦是，思考这些事情不令人战栗，常常倒彻头彻尾地令人厌恶。而令人厌恶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维特根斯坦合成图

马尔科姆有段时间没写信了，也许是想起了1914年自己和罗素的断交，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那是因为马尔科姆害怕他俩在讨论严肃的非哲学话题时发生冲突。“也许我完全错了，”他写道，

Wittgenstein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活着再见到彼此，让我们不要逃避挖掘。如果你不想伤害自己，那么你就不能得体地思考。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事实上，马尔科姆通信的中断和维特根斯坦回想起的争吵毫无关系，也毫不牵涉他以为马尔科姆生出的这种感觉——他俩不会“在很严肃的事情上眼光一致”。这事和马尔科姆的美国海军军官工作更有关系，由于这工作，到1945年5月他才能回维特根斯坦的信，并承认自己对“民族性格”的议论是愚蠢的。不幸的是，回信寄到维特根斯坦手里之前马尔科姆就到了英国。船抵达南安普敦后马尔科姆获假去剑桥看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显然把他的不回信视为一个信号：他确实是个“逃避者”，不愿深入挖掘。马尔科姆到惠韦尔庭院时维特根斯坦甚至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冷冷地点头示意，请他坐下来吃晚饭：蛋粉。“我们在沉默中坐了很长时间，”马尔科姆回忆，“他始终冷淡和严峻。我们根本没触及到对方。”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天维特根斯坦收到了马尔科姆的信，立刻写了一封温暖、和解的回信：“如果在见你之前收到这信，我本会更容易地和你接触。”他建议从此以后他俩以教名相称。不过，倘若维特根斯坦没收到这封马尔科姆承认自己对“民族性格”的议论之愚蠢和承认“深入挖掘”之必要的信，他俩的友谊似乎很有可能终结。战争的最后一年，努力写完他的书时，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呈现给课上领悟不了的听众时，维特根斯坦都感觉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肤浅和迟钝作斗争，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则都从属于这一斗争。

十二卷《维特根斯坦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场战争，”他写信给赫特，“我相信，对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坏影响。（它似乎也在缓慢地杀死我，虽然我的身体很好。）”在这一斗争中他视作同盟的少数人之一是里斯。里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谈自己在斯旺西对着不感兴趣的学生教授逻辑时的挫败感，维特根斯坦的回应是同情和鼓励的：

Wittgenstein

我很遗憾听说你工作的压抑环境。请不要屈服或绝望！我知道事情显出的压抑多么巨大；当然我是第一个想逃走的人，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我记不清我曾给过你什么教逻辑的建议。无论如何，你的学生全都半睡半醒，你却想在教逻辑中获得哪怕一点儿成功，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困难的了。（我听见过布雷斯韦特在我的课上打鼾。）请死死顶住！—我祝你有一个中等聪明的和醒着的学生给予你的劳作一点甜蜜！

……我重复一遍；请死死顶住！抱怨吧，诅咒吧，但继续前进。学生是笨的，但他们从中得到了点东西。

他对自己的学生不满意。“我的课极度糟糕，”他写信给里斯，“我目前为止有六个学生，没一个是真正好的。”但不满的一个大得多的来源是他的书仍远未写完。他告诉里斯：“我毫无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写完我的书。”他心中因此生出了一种渺小感，阅读别人的书又加剧了这种感觉：

Wittgenstein

近来我在读很多书；一本摩门教史，纽曼的两本书。阅读的主要效果是，我更甚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虽然我的这种意识只是像睡着的人意识到没吵醒他的周围的声音。

维特根斯坦最后一张照片

他的讲座处理的是上一个夏天他在斯旺西关注的心理哲学问题。他考虑过用威廉· 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当教材——主要用来示范他想与之作战的概念混淆——但就像他对里斯说的，“你是对的；我没拿詹姆斯当教材，就谈我脑子里的东西（或自己满嘴胡说）。”事实上，他在课上做的是细细思索他当时正写的《哲学研究》章节涉及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断言精神过程存在的人和否定精神过程存在的人之间的争论。这两种事维特根斯坦都不想做；他想表明这一争论的两方都依赖一种错误的类比：

Wittgenstein

关于精神过程和状态的哲学问题和关于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过注意的一步。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却任由它们的本性不明不白。我们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之知道更多。但这恰恰使我们陷入了一种特定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学会更好地了解一种过程，这事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有一种明确的观念。（魔术的决定性动作已经做出，正是那个我们以为完全无辜的动作。）——现在，使我们理解我们思想的那个类比摔成了碎片。于是我们必须否定发生在尚未勘察的介质中的尚未得到理解的过程。现在看上去我们仿佛否定了精神过程。而我们自然不想否定它们。

“你在哲学上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一段落后他立即自问自答：“向苍蝇示出飞离捕蝇瓶之路。”他用威廉· 詹姆斯的教科书展示人们在掉入这一特别的捕蝇瓶时被引得说出的那种话。例如，在讨论“自我”概念时，詹姆斯描述自己努力内省地扫视自己的“诸自我的自我”时发生了什么。他记录，在这种内省的尝试里，他意识到最多的是头部运动。所以他的结论是：

Wittgenstein

……仔细检视时，我发现“诸自我的自我”主要由头部或头部和喉咙之间的这些独特运动构成。

据维特根斯坦说，这事表明的“不是'自我’这个词（当它指'个人’、'人’、'他自己’、'我自己’时）的意义，也不是对这类东西的分析，而是哲学家对自己说'自我’这个词并努力分析其意义时的注意力状态”。他又说，“由此能学到许多”。

他用圣奥古斯丁示范他想与之作战的混乱的语言图画，他用罗素示范数学哲学中的混乱，与此类似，维特根斯坦用詹姆斯给出心理哲学中的混乱的例子，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对之缺少尊重。他对马尔科姆说，他从奥古斯丁的引文开始《哲学研究》，是因为“若一个这么伟大的心智持有这一观念，那么这观念必定是重要的”，与此类似，他在心理学评论里引用詹姆斯，也正是因为他对詹姆斯抱有很高的尊重。他坚持要德鲁利去读的书只有很少几本，其中就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德鲁利说自己已读过了：“我一直喜爱读威廉· 詹姆斯的任何作品。他真是个非凡的人（he issuch a human person）。”是的，维特根斯坦回答：“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为好哲学家；他是个真正的人。”

节选自

《维特根斯坦传（插图版）》 

[英] 瑞·蒙克 / 著

王宇光 / 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