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 菜 花 正 黄
蔡德习,湖南澧县人,现为津市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曾经长期担任基层审计部门负责人,常怀书生情结,业余骑车打球、读书作文。他的散文地域色彩浓厚,语言诙谐,雅俗共生,显得乡土味特别浓厚,韵味无穷,带有一股鲜活之气。
油 菜 花 正 黄
一
“好多人到澧南看油菜花去了,你倒无动于衷,还正宗澧南人呢!”老婆说得在理,她没有邀我到武汉大学看樱花,只不过想回一趟澧南老家。想到油菜花期快尽,我心有愧疚。
周六,我和德生及老俵几家子到澧县去玩。这是大姨之前就约好的,无非是“喝酒、麻将、跑得快”的节奏,算是过年的余兴。大家兴致正浓,我突然提议:难得好天气,不如回老家转一转。
澧水大桥/陈克发摄
澧水悠悠,一桥飞渡。这是“一江两岸开新篇,津澧新城辟南环”(易宗明《澧州大桥赋》)的澧州大桥。桥西上游,艳电大坝近在咫尺。年前陪朋友上坝看桥,大桥似虹桥卧波、凌空飞燕;今天不期行驶于大桥,大坝如壁立千仞、万夫莫开。放眼下游数百米处,曾经犹如过江之鲫的刘家河渡口已归于沉寂。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少年,由舅舅挑着脚箱棉被,姐姐照着马灯,踩着露水,早早地来到渡口。委实早了点,渡口阒无一人,有的只是粼粼波光。我们只好在一家干子铺里等候天亮。过罢这个渡口,少年从此就别离了故土。
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何况只过一座桥。倏忽间,十里花海映入眼帘,从我们所在的角度一泻而去,奔腾磅礴的气势让人窒息。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蜜蜂”沉浮于花海,若隐若现,全然不顾是否找得到回家的路。
这里的花海与别处不一样,没有村落的环抱,没有炊烟的缭绕;这“海”是如此的纯粹和辽阔,甚至寂寞,让人感受到悠远的气息。
二
我老屋在澧南新河村,这是书面的称谓,我还是喜欢叫新渡铺。新渡铺住着六、七户人家,好像没有同姓的,姓蔡的仅我家一户。
陈克发摄
新渡铺有些来历,《直隶澧州志》载,新加渡,州南二十里,与宋家渡、黄沙湾渡、窑坡渡并称,属于“官渡”。新渡铺叫到现在,着实也旧了,不仅“旧”了,还叫没了。好些个渡口叫着叫着就躲到了桥的影子里,变成残存的记忆。有“官渡”就有“官路”。我屋旁坑坑洼洼的“牛脚板”路,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官路”,北连兰江驿、顺林驿,南通清化驿、大龙驿,再南一直往贵州方向去了。原来,天下的路都是连着的。
既然新渡铺出身“名门”,而且渡口、店铺、学校一应俱全,自然也就成了新河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大会,忆苦思甜,看电影,就像赶集一样。那些刘姓、李姓的“大户”再矜持也要来凑热闹。大队部的墙根里,经常蹲着几个“四类分子”,隔壁的黎伯在其中。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好,他给我看过病,好像从没开过处方,就从一个个小瓶子里倒出颜色不一的粉末,或是亲手熬制的膏药。热闹的时候,家里的椅子板凳被借空了,由于椅子板凳用红水写上了歪歪斜斜的“蔡”字,很少弄丢,一时丢了,几天之后便寻了回来。七十年代修大堤,县里调了灵泉乡的劳力,有好几百人。当时的“灵泉民兵营”营部就设在新渡铺的大队部里,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标语特带劲,灵泉人修的大堤也格外厚实。由此看来,今天高高矗立的“灵泉坛”是有基础的。
代销店设在渡口,沿着屋前的“月堤”上坡即到。经常是菜下锅了,发现酱油没了,大人便指使小孩道:“快去,打几分钱的酱油。”酱油打来,并不耽误炒菜。电话机设在代销店,新渡铺的份量越发重了起来。“呜呜”的摇电话声与搁置听筒的“咔叭”声同样悦耳动听。来电话了,代销员站在堤头喊,顺风的时候,几里开外都听得见。若是喜讯,当即便传开了。因为电话,就近的新渡铺人便有了“先知先觉”。
陈克发摄
代销店的店面是贴布告的所在,过渡、喝茶、买东西的都会驻足。那些鲜红的“×、√”格外慑人眼球。有一次布告前围了一群人,一个人摇头晃脑地卖弄:×××,轮奸犯。有人插话,轮奸是么的意思?那人停顿一下,轮奸,就是能够奸嘛。又问,能够奸那门还枪毙?店内外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三
儿时的记忆连不成线,依稀拾得零星的碎片。四、五岁的光景,家里唯一的一件瓷器工艺品成了我的最爱。那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假山,峰峦叠翠,小桥流水,山路蜿蜒,半山腰,一个少年背着柴禾向上攀爬。少年的前方只有一条路,这条路连着几座不同的山峰,包括已残缺的一角。我时常会久久地发呆,冥冥之中,这个爬山的少年似乎和我有某种联系。十多岁,我跟着大人,或者那些半大的玩伴一同过河,到南边山里打柴禾拣红薯……我到常德读书之前,差不多攒了满满两筐的红薯,足够全家渡过一段日子。我现在看寻宝节目,眼前总是浮现那件残缺的“宝贝”,它已深深地锲入了我的生命。
打记事起,父亲当生产队会计。他能当会计是否与他在津市当过学徒有关,我不得而知,毕竟我稍更世事,父亲已离我而去。前面我述及新渡铺是新河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大队的年终结算多半都是在俺家里办的。这时,家里的四方桌便派上了用场。以我的年龄,自然成了大人们逗乐的对象。我看到一个带塑料封皮的日记本,插图全是雷锋的画像。我把雷锋当成隔壁的刘叔叔。大人们总是逗我,这是哪个,我说是刘叔叔,他们开心极了。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学的算盘,大概是“近朱者赤”吧。那时生产队分粮、分鱼的时候,总是由父亲“譬哩叭啦”一阵后报出数目,这算盘竟有如此神奇。我就不明白,父亲不在后,我的家里超支1000多块,那可是天文数字啊。人说父债子还,我参加工作后,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我跟单位的同事借钱,差不多用了5年多的时间才把超支款还清。我的数学成绩一塌糊涂,但我对数字的兴趣并不差,对于打算盘几乎是无师自通。我一个晚上把“小九归”学完,并且还原,之后照着珠算书学“大九归”,把“六归七二五除”打的滚瓜烂熟,令人生畏的“撞归”也过关了。
父亲是我的一字之师。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看我的作业本,他说,你名字都写不好,还读么得书呢?原来我把锡字带了个“尾巴”。后来读初中,父亲不在了,管不住我了,我干脆把“锡”改成了“习”。我哥叫德银,我叫德锡,这名字顺顺当当,“习”与“银”却不搭界,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再改回去了。
有两件事想起来十分愧疚。一次放学后,直奔灶台盛饭,结果盛不了一碗,我觉着受了天大的委屈,拿起锅铲狠狠砸向铁锅,居然把锅砸了一个口子,家里人懵了。父亲没有打我,只是挤出了两个字:小鬼!好像还说我脾气大,没良心之类的话。还有一次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我回家要书钱,父亲当时已病了,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我就围着他转,不要到钱不回去上课。父亲拿我没办法,最后给了我一元钱。父亲不在后,我继续读书,书钱就差那儿了。若干年后,校长还记得:德习,你还差学校的书钱呢。
四
我们队里有4个人被分在广福读初中。对于广福的原著民来说,我们是外来者。我感觉读完两年初中,并没有真正融入到班级里面,在老师心中亦可有可无,迟到罚站是常事。油菜花正黄的时节,我们几个经常以课外活动之名溜之大吉,到花海里追蜂逐蝶,打闹嘻戏。那时不懂赏花,只有“玩”的涵义。数学老师对我彻底失望。我唯一有点兴趣的是语文。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认真讨论过《孔乙己》,对“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有深入的思考。这句话甚至影响了我今后的语言风格。
我的语文老师叫黄安仕,是公办老师,在新河教过书,了解我的情况。由于他的重视,我对语文课比较上心。一次摘完棉花,黄老师布置写一篇题为《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的作文。我的结尾一段话,黄老师打上了红色的波浪线。我的作文本在班上传阅,不知什么原因传丢了。后来一位女同学拿了出来,差不多成了同学们的笑料,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位女同学是有意的。
我们几个都没有考取高中。两年内家庭变故,我差不多也是在病里“打滚”,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
以我当时的身体,干农活肯定吃不消。娘为我找了裁缝师傅,如果按这个轨迹走下去,新渡铺出个“高化”的裁缝师傅也未可知。“蔡裁缝”,多么妥贴呵。我读书的梦想行将幻灭。阻止这一切发生的是我外公。他拄着拐杖找到了当时在澧南中学任职的辛老师,辛老师又找高湖学校潘校长,我才得以成为高湖学校的插班生。我的命运总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走向春暖花开。
五
新河、广福、高湖互为邻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三角”。“三角”中心地带是广福村的太平庄。史料载,此地为古松州城所在,为澧州治所驻地,长达150年之久。沧海桑田,当年的辉煌连同那蔽日的古松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这满畦多姿的油菜花或许就是它的化身。逝者如斯,曾在这里游荡的少年已然白发丛生。
钦山寺千年庆典/陈克发摄
在班上,我是如此的羸弱,辘辘的饥肠与荒废的学业交织,老师、同学投来怜悯的目光,但他们并不嫌弃我。班主任辛继春老师是老三届,教我们的数理化。辛老师对我的数理化底子大感意外,差不多是一张白纸呢。辛老师并不着急,他说慢慢来,会赶上的。他安排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位同学辅导我,其中一位叫李丙锦。我没有搭中餐,李丙锦为我包来米饭,往往上课的时候,辛老师轻轻拍我的肩膀说:“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一开始,班上的同学不明就里,后来,又有其他同学送来米饭,我都是在辛老师的办公室吃完的。吃饭时,我不知吞下了多少泪水。书读完了,辛老师和同学从未提及送饭的事。差不多一个学期,我的成绩直线上升。1977年恢复高考,读书的氛围日浓,公社、县里组织各种竞赛,学校派我参加。这种信任和激励完完全全开发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块海锦,不断汲取知识的养份。有一次放学前,辛老师布置了一道几何题,就是书上打“※”号的题目,对于我们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我满脑子都是题目,睡觉也在想,突然一下脑筋开了窍,想到了设辅助条件,问题迎刃而解。第二天上课交给辛老师,当时班上就我一个人想出来,辛老师要我在黑板上讲解。我没有辜负同学送的米饭。那个时候,辛老师一边超负荷辅导我们,一边自己复习备考,还要照顾家里。辛老师小时候患过病,看到他一瘸一拐挑着担子,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的语文老师姓李,是民办老师,是一位慈爱的长者。
我笃信这样一种说法,人的一生不管命途多舛,还是一帆风顺,最要紧的往往只有几步。能够把握两到三个关键节点就非常不容易了。我到高湖读一年书,胜过十年啊。辛老师说这伢儿读的苦书,可我觉得有太多的温暖融化了我,太多的人性光辉映照着我,是他们帮我扎下了慧根,在我心中播下了爱的种子,并化作力量,使我能够战胜各种困难。
1978年初中毕业,我考取了澧县九中。当时的政策是考上高中的人才有资格考中专,我有幸参加了中专考试。
一天下午,我在堰塘钓鱼,听到新渡铺有人喊:小银、小银(是我小名,哥叫大银),来通知了!我滴个天!我高兴得蹦了起来。这时候,我也知道辛老师考取了湖南师院的消息。当时澧南公社应届生考取了4个,两个体检没合格,接着读高中了,后来都考取了名牌大学。当然我参加工作后也“混”了大专,甚至“本科”文凭,后来有人邀我读“研究生”,我不好意思婉拒了。
耕耘/陈克发摄
很长时间没有和辛老师联系,有一次到临澧开会,我到辛老师家里去了。辛老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临澧一中,是响当当的化学老师。我看他不停地咳嗽,他说感冒了,没事的。我在财政局上班时,辛老师来过津市,好像急匆匆的,师生俩没能畅畅快快地“整二两”,实为憾事。再后来,我得知了辛老师病故的消息,但不晓得辛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辛老师教的学生难以数计,可我这个新渡铺的少年一定是他的“唯一”。而这个“唯一”是那样的虚伪,总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不知道停下脚步感念师恩,馈报亲情。
六
斗转星移,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1998年7月的特大洪水,使澧南溃垸。洪水咆哮,关山呜咽,澧水河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财物,还有鲜活的生命。我的一位发小李志武抱着一根木头,漂到几十里外的甘家湾。水退后我见到他,他出奇的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人到无处止,比命呗。我哥哥的岳父被洪水卷走了,一个星期后才找到尸首。这是一种怎样的创痛啊!如今,我的梦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水”,就是新渡铺渡口的渡船,我的亲人我的伙伴和我同船过渡。我的生命之舟里承载了太多的亲情和友情,当我的躯体进入休眠状态,这些潜藏的影像就会在我的大脑深处活跃起来。
洪水印证了当年的诳语。鹿山有位智障者曾预言,张家滩要挖山、修桥,人们只当疯人疯语。谁会料想,1998年的一场洪水会改变这里的一切。那位狂人莫不是受了神仙的点化,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其实,是我们党和政府顺道而为,洪灾之后,痛定思痛,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开启了澧南垸、官垸移民建镇的大幕。故土难离,故土要离啊!
七
循着“官道”,我们一行到了新渡铺。新渡铺已全然没有了作为村落的基本元素。老屋的屋场还在,老屋场上空氤氲着老屋的气息。我家的“一亩三分地”还在那儿,我奇怪上面长满杂草,与周边的油菜“花海”不协调。老俵带着我们去看外公外婆的坟茔,碑上字迹漫漶,勉强可以辨认,外孙、重外孙的名字依稀可见。我们一一跪拜,姨娘红着眼圈说回来得太少。
澧南垸因水而生,因水而覆,又因水而兴。澧南的人们就像“蜜蜂”一样,住在山边的一格格“巢”里,守望着这片故土。说是守望,又有多少人真正寄希望于此呢?水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的问题。我的晚辈,还有大部分的同辈,大都远离家乡,像候鸟迁徙,劳燕分飞。他们靠打工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每说及此,新河村赵书记都感到忧虑。不过他说,澧南垸就是未来津澧新城的“城中之肺”,是澧南人的绿色希望。
花开花会谢,春去春又来。
取蜜/陈克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