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秋节，地下党李白正在发报，3...

1942年中秋节，地下党李白正在发报，30多个日本兵和特务气势汹汹而来。李白快速把发报机拆散藏起来，敌人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一无所获，终于发现一台收音机十分可疑，他们找来无线电专家，对收音机反复进行实验，得出结论：收音机正常。
 
敌人不死心地来回看着，明明电报信号就是在这里断掉的。
 
这时，忽听“咔嚓”一声，一块活动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似的扔到李白夫妇面前说：“这是什么?”
 
李白从容答道：“我是刚来这里的租客，这些东西我没见过。”
 
这样的说辞日本人并不相信，一个日本人猛然拉起李白的手，仔细看了看：“哼!你是老资格啦!”
 
就这样，李白夫妻就被押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等候他们的必定是严刑逼供。
 
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可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了我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
 
他们把不肯吐露秘密的李白转移到汪伪特工总部关押，经过组织多方斡旋，李白终于1943年5月被释放回家。
 
当然，如果仅凭我党多方周旋，李白不一定会被释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敌人并没有实质证据。
 
当时，敌人拿了一堆发报机零件回去，随后就发现这些东西组装起来只有发报功能没有接收功能。
 
不死心的敌人又来了一次，仔细地搜索，不放过一件金属家具，最后带走了一台收音机。
 
特务机构特意从日本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这台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得出结论：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
 
那么，李白的这台收音机真的没有收报功能吗？
 
原来，这台被敌人怀疑的收音机正是收报机，就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李白从这台收报机的电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
 
这样，这台收报机就变成一台普通的收音机了。
 
这样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难怪日本无线电专家无法测定其收报功能，而只能断定为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944年秋，由于形势的需要，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内战爆发，国际问题研究所解散，李白在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中心工作，继续做着危险的地下工作。
 
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
 
但是，为了收发准确，李白以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信时间，既感受了深夜的万籁俱寂，又看惯了上海黎明前的黑暗。
 
然而，李白一个人又怎能扛过那么多专业的敌人和砸钱买的先进设备呢？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
 
在刑讯室里，敌人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30余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
 
他们用钳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身上。
 
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这些都不能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
 
妻子裘慧英也被特务带走审问，并被带去看奄奄一息的李白，希望她能透漏。
 
然而，敌人还是低估了革命夫妻间钢铁意志和默契，尽管李白闭着眼睛没有看妻子，但裘慧英还是能听到丈夫内心的呐喊：“不要说，不要说”。
 
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裘慧英先放了，出狱的我党同志来到裘慧英家里，带着裘慧英和他们的儿子李恒胜站在一户百姓家的阳台上，看到囚窗中的李白被折磨得不能辨认，枯黄的面孔，蓬乱的头发。
 
年仅3岁的李恒胜感到无限悲痛，但他很懂事，没有嚎啕大哭，只默默地流泪。
 
5月7日晚上，李白被秘密杀害，这一年他才39岁。
 
20天后，上海解放，正如他对妻子所说：“虽然我死了，可是包括你在内的同胞们以后就幸福了，你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李白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再没有离开过电台，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第五军团无线电通讯政委的李白向全体队员发出“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也将这句话当作自己终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