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刘起釪先生，1996年春摄于北京劲松寓所书斋，时正撰写《尧典》校释
一
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在学术界翘首以待多年之后终于出版了，刘先生在序言中说：
这两部书的写成（另一部书是《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完全是源于吾师顾颉刚先生一生研究《尚书》，提出他的“《尚书》十种”计划中所欲力求完成的数种。于1962年冬由中宣部把我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处调来北京，协助顾先生完成他这一科学地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在他的指导下，秉其整理《尚书》的意图与规划，来承乏整理《尚书》全书之责。我日夜竭尽绵薄，备经困厄，而后始获先后写成的。
刘起釪先生又说：
在“文革”后期曾听国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长在一次报告中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不好利用。”这句话顾先生在当时是不知道的，不像前此请顾先生负《资治通鉴》“总校”之责，是明白奉毛主席之命；后来负点校“二十四史”“总其成”之责，是明白奉周总理之命。此事则只是顾先生1962年在广东从化修养地，遇周扬同志也在，相与谈到《尚书》工作，顾先生以自己体力已衰，推荐在大学时曾从他治《尚书》的我来协助他，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调我来京了。当时把我安排在中华书局任《尚书》研究专职，据顾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和历史所领导的关系搞不好，而中华书局领导金灿然同志热情支持此工作，故做此安排。我……大学毕业后，阴错阳差搞了十几年现代史料工作，到这时我已四十五岁，正精力旺盛，以为好不容易回到我素所嗜好的古典学术途径上来，获得展布其所学的机会，这是多年梦寐以求的事，又得中华书局给以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因此惬心适意地全力投入工作。
刘起釪先生的这篇序言写于1999年10月，他在序言中还说：“此书的写成，从1962年调我进京开始，可说花了三十八年功夫。这三十八年中，我的思想里就只有《尚书》两个字，无论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念兹在兹，关心的总是《尚书》资料，即使十年动荡中，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文献，我所萦心的仍是《尚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面引述的两段文字只是刘起釪先生对这项工作起始阶段的记述，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刘起釪先生对他学术生涯中的这次转变是非常庆幸和珍视的。其实，这次转变的意义远不限于刘起釪先生个人的学术历程，也不仅限于刘起釪先生孜孜以求地实现了师门宏愿，从这次转变和合作带来的《尚书》学的丰硕成果看，视之为现代中国学术的一大幸事，也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中华书局旧版《尚书校释译论》
一个多月前，我意外地从刚清理出来的“文革”前中华书局人事组档案中，看到商调刘起釪先生进京协助顾颉刚先生从事《尚书》整理的旧档。旧档中除存有顾颉刚、刘起釪二位先生的书信外，更多的是中华书局及金灿然先生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请调、商调的往返文书。今天看来，这些文书不仅是顾、刘二位先生开始协作进行《尚书》研究的一段珍贵的原始纪录，还是足以真实反映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学术环境的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事件，具有学术史价值。
刘起釪先生（左）与顾颉刚先生合影
二
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从顾颉刚先生后来陆续发表的《尚书》研究成果看，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校、释、译、论相结合的撰著方式就已经确定。1959年6月19日，中华书局编辑部致函顾颉刚先生希望他及早完成《尚书今译》，顾先生接信后于6月25日给金灿然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这是五四运动后我所发的大愿，四十年来我没有一天忘掉，只是为了生活的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现在这件事已定为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我欣幸这个愿望会逐渐接近实现。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不能像你局希望的赶得太快。
顾先生接着分五点谈了此项工作的困难情形和解决办法，列举了事先必须重点阅读的58种典籍，并提出“每译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发给各专家评定”，并开列了拟征求意见的46位专家名单，称这是《尚书今译》的“群众路线，非走不可”。
《尚书今译》是顾颉刚先生多年未间断的研究项目，在《资治通鉴》、《史记》的标点工作结束之后，《尚书》整理被列为他在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如果中华书局的积极组约和协助确有毛主席“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的指示的背景，那么此项工作的推进，还多少带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现存档案虽然不足以佐证这一点，但从中可以看出确有来自中央高层的关注，尤其是刘起釪先生进京一事，如果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那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顾先生1959年6月25日给金灿然信，还可以知道，在此前半年，金灿然就表示愿意为顾先生配备助手。这年夏天，顾先生到青岛度假，巧遇刘起釪先生，据1960年2月8日顾先生给刘起釪信，他回京后即向近代史所和中华书局商谈调刘起釪进京，信中说：“《尚书》工作，去年到京即与刘大年副所长及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同志商谈，请其调兄至京，共同将事。当时两公均已允可，刚方自幸，以为兄来助我，行见计日程功，可作一九六〇年之献礼矣。不意刘公（引者案指刘大年）见告，南京方面已定跃进计划，不能抽调人员，只得作罢。闻此意沮。”顾先生信中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
在青修养两月，即返京参加国庆。嗣后在大跃进及反右倾中日夕不遑，迄今又将半年。自维年龄渐老精力顿衰，对所任工作实已不能胜任，而社会责望乃增于此者数倍，如何得了，甚欲奋发从事，然一度紧张即引起一度疾病，乃知老境实为可悲，老人实为无用也。
大约到1961年上半年，在金灿然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王可风主任面谈之后，中华书局开始与南京史料整理处正式商调刘起釪先生，同年12月1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
前几年，康生同志多次指示我局组织顾颉刚整理《尚书》（顾是我国有数的研究《尚书》的专家）。几年来，顾虽作了一些工作，但因年老体弱，没有得力助手，工作进展甚为缓慢，至今没有完成。几年来，顾曾一再提出，希望我局配备适当的人作他的助手，但一直没有适当人选。半年以前，他又提出现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的刘起釪，要求调给他作助手。最近，经我们向南京方面了解并调阅了刘的档案，获悉刘在1945年至1947年间曾经作过顾的助手，对古籍整理和史料考订有实际经验和能力。经过协商，刘所在单位的领导也表示可以考虑将刘调出。为了《尚书》整理工作能及时完成，我们拟调刘到我局工作。
函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登记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据顾颉刚先生《读〈尚书〉笔记》，从他1959年“奉整理《尚书》之命”，到此时刚完成《尚书·大诰》的校勘、注释、章句、今译四部分初稿，与组织上的进度要求显然有很大距离。当时顾颉刚先生已年近古稀，在《读〈尚书〉笔记》(一)的前记中，他感叹道：“顾予老矣，百骸都亏，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势已有所不可……因书其力不从心之苦于此。”可见顾先生要配备助手的迫切心情。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调刘起釪来京，但批示中说：“按徐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因为对进京人员指标的严格控制及其他原因，几经周折，到11月下旬刘起釪先生才来京报到。
刘起釪先生于5月12日正式接到组织通知，获准调京。当天，他在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说：
生渥蒙师门关怀，俛赐提挈，于本日得组织上正式通知，谓调往北京中华书局服务，并谓目前业已将生家庭人口情况函告书局，接洽迁移户口诸问题。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来至盼能随侍师门，问学请业，一旦获尝其愿，快幸何似。一俟组织通知成行日期，当即襆被入都，以亲教诲。但在临行以前，生至盼能明了有关具体情况，是否生入京后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而非在书局担任一般编辑工作?是否生即随侍左右而不必随局中同仁进退?生私愿固在长侍帐侧以整理古籍终其身，无他宏愿矣。
5月27日，刘起釪先生接到顾颉刚先生回复，又立即复函询问是否携带书籍进京，信中说：
拜奉教言，知生来京后当可侍帐侧，佐《尚书》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师门将其具体问题与领导方面商妥后，生当即耑行入京。立雪匪遥，至感欢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书籍均需随带?生置有图书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携之备用?中华藏书故当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请便中赐告。现不论情况如何，生已决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劳，得问学之益，分师门宵旰之勤，为至大乐幸也。
用刘起釪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时他正“阴错阳差”地从事着现代史料的整理工作，好不容易获得重返师门的机会，回到他素所嗜好的古典学术途径上来，其激动之情，跃然纸上。
6月6日，顾颉刚先生带着这两封信，来到西郊翠微路面呈金灿然。顾先生在6月10日给刘起釪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渠等知兄将至，欣忭莫名，盖自始调迄今解决已历四年，波折至多，今竟顺利完成，为局中增一台柱，宜其喜形于色也。”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二位副部长：
关于为顾颉刚配备助手的问题，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进行，但苦于没有适当人选，此事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去年经顾本人提出，我们通过组织了解结果，曾请求干部司批准调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刘起釪同志来京担任这一工作。……最近顾颉刚又对我们提到此事，并将刘最近给他的信交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刘调京事在他工作单位内部已正式宣布。我们考虑到顾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他工作。又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因此重申前请，请考虑在目前可否将刘调来。
原函有徐光霄批示：“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可见在当时中央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下，刘起釪先生能够获准调京，并非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原函又有10月5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的批注：“此事国庆节前已解决，不必送灿然同志了。”
在组织上积极协调解决的同时，顾颉刚先生本人也为配备助手一事多方物色，档案中有1962年6月12日他给周扬同志的亲笔信，除了请调刘起釪、黄永年、王煦华三位外，还谈到《尚书》译证以及其他积稿的整理计划。
周扬部长：
今年二月在广州奉晤，承您的厚意，要为我配置助手，推进研究工作的进行，铭感五内。嘱开名单，所以迟迟未能送上，因由我的忙迫，亦以此类专家都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就使我开出也很难如愿。
我再三考虑，觉得北京为高级知识分子所荟萃，我要请教的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所最感痛苦的，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找他们(尤其是北大路远)，他们也不会有时间到我这儿来，所以虽是极熟的人也不容易见面。现在所急需的，就是有几位学问根柢坚实的壮年学者，可以和我商榷问题，可以为我到各图书馆搜罗资料，也可以代我到各专家处征询答案或请提意见。
这类的人，就我过去的学生里想，有三个人是合适的。
其一，是刘起釪同志，籍湖南安化，年40余，前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在科学院南京分院历史研究所档案整理室工作。他的中文写作和历史常识都好。三四年前，我即向中华书局提起，承金灿然同志一再和科学院接洽，荏苒至今，方得宁方许可。可是正在他整装待发的时候，适逢北京市严格疏散人口，不能报进，因此中华的党支书张北辰同志感到踌躇。不知可否由您通知文化部，转商市人委，特许迁入？这事如谓可行，请即办理！
其二，是黄永年，籍江苏武进，年约35，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时周谷城主任要留他作助教，但华东教育部不允，被派到交通大学，任近代史教师。交大一部分迁西安，他随着前往。不幸于57年整风运动中，该校近代史教研组六人全划为右派，他亦在内。嗣后即少通讯，不知现在已脱帽否。他天分甚好，早岁即从吕思勉先生受学，研究历史已入门，甚能解决问题。倘得一适当环境，容其进修，将来一定会有较高的成就的。
其三，是王煦华同志，籍江苏南通（引者案应作江阴），年约33，诚明文学院中文系毕业，现任上海图书馆编目员，参加“丛书综录”的编辑。他人极踏实，精力充足，搜罗材料不厌不倦，对马克思主义亦有较深的修养，是极好的助手。
以上三人，前一人的来京已到了成熟的阶段，只要市府一批准就可来；后二人则仅由我提出意见，请您考虑，如果认为可行，我当和中华书局正式接洽。
至于我自己的工作，除论文、笔记，已由中华书局嘱我陆续整理付印外，“尚书译证”是我的岗位工作，自当集中力量进行，不负党的期望。其它积稿，在100万字以上的有下列各种：
1．“古代地名汇考”：已由中华介绍刘钧仁同志和我合作，将来拟分代出版。
2．“史记校证”：一部分稿件已由科学出版社转致中华。许多在国外的古本，必须尽力搜罗。如王煦华同志能来，则担当此事最为相宜。
3．“战国秦汉文类编”：此书宗旨在于综结当时各家思想及其学术上之成就，分类排列，兼加注释，必须有讨论之功。如黄永年能来，则可望其作秩然之整理，彻底弄清楚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状况及其留与后人的症结。
4．“三百年来著述考”：已由中华介绍科学院图书馆武作成、刘世凯两同志来接洽，现尚未着手整理。
专此布达，敬祈得暇见复。我的住址是东城区干面胡同31号，电话52654。如须面谈，请示知，当即走谒。
敬祝健康！
顾颉刚
1962，6，12
6月25日，顾颉刚先生又致函金灿然，催办刘起釪调京，信中说：“昨又接南京刘起釪同志来信，谓彼处组织上必须你局再度出函，始允成行。彼意，如京中户口一时困难，个人可先行入京，以临时户口进行工作；眷属北行，将来再办。特此奉闻，请即致函南京科学院商洽为荷!”金灿然接到顾先生信以及周扬办公室转来的长信，于7月8日致信齐燕铭同志，转述了周扬同志的意见：“周扬同志意见，顾的助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调不来，可以借。”7月18日，顾先生赴中宣部开会，以7月12日刘起釪来信面呈康生。康办7月20日转交齐燕铭，齐燕铭8月1日在康办函件上批示：“此事已解决，各信送中华存。”
顾颉刚先生手稿
8月9日，金灿然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王可风，正式通知“上级已批准刘起釪同志来我局帮助顾颉刚先生工作”。8月17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要求解决刘起釪进京户口问题，并附呈代文化部草拟的致中宣部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呈文。代拟的呈文，除简介商调刘起釪进京协助顾颉刚先生工作的大致过程外，又一次明确说到中华书局约请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起因：
去年十二月间，我部直属单位中华书局申请调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刘起釪来京作顾颉刚的助手。中华书局在报告中说，顾颉刚正在为该局整理《尚书》，这一工作，康生同志早在几年前即已提出，指示他们积极组织顾颉刚进行整理。但几年来工作进展甚为缓慢，主要原因是顾本人年老体弱，没有得力的助手。去年上半年，顾向中华书局要求调刘起釪来京，给他当助手，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尚书》整理工作。我部考虑到中华书局的实际情况，于本年一月批复，同意将刘起釪调京，但目前不宜全家迁京，要中华书局作好具体安排。经中华书局通过正式手续向南京史料整理处请调，但因迁户口等问题不能解决，此事遂尔搁置。最近半年来，顾颉刚又曾一再向周扬同志和该局金灿然同志口头和写信提出这一件事，请求迅速解决。现在南京史料整理处已正式同意将刘起釪调出，刘本人也准备先来京报到。其家属仍留在南京，过三二年再说。我们认为顾颉刚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如果能早日促成他将《尚书》整理出来，对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和推进史学研究工作，均属有利。为此，拟请同意将刘调京并转知北京市有关部门准予报入正式户口。
此后，金灿然又两次给南京史料整理处发出催促函；延到10月，复经商请南京史料整理处的上级单位近代史研究所及刘大年所长的同意，刘起釪先生调京才差不多告成。档案里有一份10月20日发出的电报底稿：“调刘起釪信近代史所已发出，行期决定，盼先电告，以便派人去车站迎候。金灿然。”在南京史料整理处11月10日给灿然的回函上，有中华书局王春同志11月15日的两条批示，其一：
届时请赵守俨同志去车站迎接。宿舍已经安排在西北楼一号楼口一单元的4号。
其二是写给当时中华书局的党支部书记张北辰的：
请你指派一位同志届时代为向食堂换取内部粮油票和代金，或者现在预向食堂借也可。
以礼相待，以诚相待，是中华书局历来的传统，前辈们的风范从这些细微末节的琐事中可见一斑。“文革”前后，国内众多学者两次集中到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类似的事情很多，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温暖回忆。
顾颉刚先生在1962年10月12日给刘起釪的信中，曾描述过中华书局为《尚书》整理专门设置的办公室：“办公的屋子，已定书局308室。这间屋朝南又朝西，终日有太阳光。我为了家中客多事烦，趁未寒时也常到那里办公，以后也可常在那里见面。”11月22日，刘起釪先生到京报到，此后，在被顾颉刚先生赞为“颇有长林丰草，可资盘桓”的京西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惬心适意地全力投入”《尚书》的整理工作，一直到“文革”开始。
1954年，中华书局总部迁京，图为当时办公处，西总布胡同7号
三
20世纪50年代进中华书局工作的谢方先生，曾将“全力支持顾颉刚先生彻底整理《尚书》”与“《文史》的创办”、“二十四史整理班子的建立并集中北京工作”并列，称为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最有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档案文书也可见当时中华书局对顾先生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金灿然先生，1958年起他以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身份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北大魏建功先生戏称他为古籍整理的“总司令”，他为中华书局及古籍整理事业，真可谓殚精竭虑，令人感佩。
档案中有1962年8月20日金灿然拟就后未发的给康生、周扬的信，说到为顾颉刚先生配备助手的情况：
顾所提出的刘起釪，文化部已同意调京，正在办理调动手续。另外，一年以前，我们曾为他配备一位孟默闻先生，帮助他整理《尚书》和他的读史笔记；今年，我们又为他配备一位刘钧仁先生，帮助他整理“中国古代地名汇考”。刘起釪来了之后，帮助他工作的将有三个人。
孟默闻是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一位老先生，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就是在孟默闻先生的协助下定稿的(《史林杂识初编》小引)。刘钧仁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曾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协助整理“中国古代地名汇考”的合适人选。另外前引顾颉刚先生致周扬信中还提到由中华书局介绍科学院图书馆武作成、刘世凯两同志来协助整理“三百年来著述考”，武作成先生20世纪50年代撰有《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也应该是合适人选。另外，在刘起釪先生调京已经基本办妥的情况下，1962年10月22日，中华书局还是遵照顾颉刚先生的意见，向黄永年先生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处发去商调函：
据科学院顾颉刚先生介绍，你校近代史教研室黄永年对历史有所研究，希望能协助其工作，故特函询黄永年政治历史情况、现任工作职务，及你们对其工作的意见。请函复。
黄永年先生和后面提到的张舜徽、任二北、任铭善、方龄贵先生等，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档案中还保存有顾先生要求中华书局商调南开大学先秦史专业毕业研究生李民参与《尚书》整理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灿然、项平同志：
多日未见，至念起居。我一个月来，几于无日不开会，学术工作只得停顿。今虽会毕，而瞬届春节，不免亲朋酬酢。有劳悬盼，无任歉仄。
李民同志，前毕业于郑州大学，今又毕业于南开大学研究院，其毕业论文为“尚书盘庚篇研究”，我翻览一过，觉得见解新颖，又能结合马列主义，洵为青年中不易得之人才。
郑大校长嵇文甫同志暨南开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同志均愿其助我钻研《尚书》，前已奉告。兹闻嵇校长决定其从游期为五年，期内工资由郑大给发。其母本住北京，故住屋亦无问题。惟报进户口，是否可由你局办理，请予酌夺示知为荷!
我自你局给于整理《尚书》之任务，日夕在心，惟兹事体大，问题万千，实非一人之力所可担当，我又多病多事，势不能全力以赴。承你为调刘起釪同志来京，已给我不少助力，惟亦年近五十，未能以锐气责之。李民同志年富力强，可望其发生火车头的作用。如你局能给一名誉职务，则三人合作，必可按日程功，如期集事。兹特嘱其持毕业论文就正，敬乞赐洽，不胜感祷!
专此，敬颂春祺!
顾颉刚
1963，1，22
在此前后一周内，金灿然与郑天挺、嵇文甫先生书信往返，终以李民先生完成任务后仍回郑州大学为前提，达成借调，李民先生遂与刘起釪先生同在一间办公室，协助顾先生进行《尚书》整理工作。
金灿然执掌中华书局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形成现在中华书局学术品格和独特个性的最重要时期。半个世纪以来，当年在中华书局工作过的同仁和学界前辈，留下了很多深情的回忆。其中金灿然礼贤下士招纳人才的佳话最为大家所乐道，从这一批刘起釪调京档案中金灿然亲笔草拟的数十封公私信函，我们也会有同样深切的感受。
1962年9月7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除谈到刘起釪先生的进京户口外，还涉及此前已经调入中华书局的马宗霍先生和商调中的张舜徽先生，信中说：
商调张舜徽事，已同杨东老（引者案即杨东莼）谈过，他答应给想办法。同时他又提出马宗霍的房子问题，此事实在伤脑筋。
刘起釪来京户口问题，干部司仍未上报，大概碰到一些困难。三十人的编制问题，迄今也仍未落实。目前的情况已与两三个月前不同，高级知识分子的牌价又高了，各地大专学校经常有人在北京接洽精简人员，成仿吾捞走了四十多位。曲阜师范捞走了二十多位。使用干部的问题都比以前想得开了。
信后另纸又提出商调任二北、任铭善、方龄贵三位先生：
以下三人，请考虑可否向在京开会的书记提出商调：
一、任二北：四川大学，没有开课，主要在从事戏曲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二、任铭善：搞小学的。已摘了右派帽子。杭州大学，大概也没有开课，前些时被上海借去编辞海。
三、方龄贵：昆明师院文史系主任，研究元史的，日文颇好。开史学系基础课，他自己不愿教，想到北京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金灿然曾亲往上海邀请版本学家陈乃乾先生进京加盟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陈乃乾先生携带一车皮藏书举家迁京，成为文坛盛传的佳话。60年代初，金灿然冒着政治风险，先后延请宋云彬、孙仁和、马宗霍、杨伯峻、马非百、傅振伦、王仲闻等先生来局工作，任二北、任铭善二位先生当时还是在册的“极右”分子，尽管未能成行，但足以见出金灿然的卓越胆识和运筹谋略。在此之后，才有陈垣、郑天挺、邓广铭、翁独健、冯家昇、傅乐焕、唐长孺、王仲荦、刘节、罗继祖、王永兴等全国各地的文史学者会聚中华书局标点整理“二十四史”的空前盛事。
2005年5月21日写毕
《书品》，2005年第4期，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