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日报Vol.76续]陕西凤翔血池遗址考古发现皇家祭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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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祭祀坑发掘区鸟瞰（央广网记者雷恺 摄）

　　记者5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对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初步确认血池遗址可能是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的、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这是首次在雍城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

　　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西北的柳林镇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大遗址15公里，今年4—11月，考古人员首次对血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共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都取得了重要收获。

　　此次考古发掘分别遴选两处遗迹性质不同的“夯土台”和“祭祀坑”进行。“夯土台”为圜丘状，从台顶面的迹象和台子周围出土的秦汉时期以及更晚的陶质屋顶建筑判断，判断当时在台上还可能建有亭、阁类小型建筑，且秦汉之后还曾沿用过。根据“夯土台”发掘点已有的信息，结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地貌，以及《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文献的记载，它完全符合秦汉时期置“畤”（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场所）的条件，即选址应该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坛须有 “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的形式和规模，此外发现的道路遗迹则很可能与当时不同身份等级参祭人员的所走不同的行道有关联，即文献所记载的“神道八通”。

出土女性“玉人”（央广网记者雷恺 摄）　

祭祀坑内的木车（央广网记者雷恺 摄）

由坛、壝、场构成的“坛场”，符合文献“封土为坛，除地为场”的记载（央广网记者雷恺 摄）

体现古文献记载：“高山之下，小山之上”之地貌关系与“为坛三垓”之坛场特征（央广网记者雷恺 摄）

　　雍山血池遗址数量最多的遗迹是分布较为密集三类祭祀坑。第一类是“车马”祭祀坑，与文献记载历代持续对雍畤祭祀的背景有关；第二类坑绝大部分呈不规则形，全部为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残片，青铜车马器等专门用于祭祀之物；第三类是极少数“空坑”。目前考古现场已采集到“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遗址所在的血池村为古地名，可能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

　　中国古代通过祭天活动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福。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传统，而秦汉时期在这里创制的畤祭则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雍地的祭祀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还有郊祭活动举行。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后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统，使雍地不但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其祖先以畤祭天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原先东方六国的礼仪，在雍地举行加冕典礼和郊祀的时候新的祭祀风尚；西汉早期，为了修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刘邦实行“汉承秦制”的方略，没有在长安置新畤，而是继续沿用早先秦人设在雍地的旧制和畤祭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原先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了西汉时期的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统，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西汉帝在雍地祭天礼仪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西汉帝王先后十八次郊雍，场面非常隆盛和壮观。据出土器物类型学年代初步研究判断，血池遗址可能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

　　尽管《史记.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等古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畤”的记载，但是以往一直没有发现其实物踪迹，这次对雍山血池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关于“畤”遗存完整功能结构的首次发现。可以说，该遗址是首次在秦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这是由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之固定场所，不仅是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之印证，而且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发布时间：2016-12-07 文章出处：央广网 作者：雷恺

编辑于 2017-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