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笔下的太平天国
1912年4月21日，一位美籍华人在美国哈特福德市家中去世，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1847年，19岁的容闳赴美留学，于1854年冬学成回国，但他并非如有的书上所说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在容闳赴美前29年，即1818年美国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就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姓王的留学生。更早些，康熙年间有个叫郑玛诺的人，“自幼往西罗马国，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文学”。所以，容闳在自传中说“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实自予始”。可见容闳还是实事求是的，只是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留学生，并未说自己是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之前的那些留学生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他们在留学过程中已经被全盘“西化”了，忘记了自己的祖先根脉，甚至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再回故国。容闳则不同，他始终不渝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坚决拒绝在毕业后充当传教士，也拒绝做高薪的洋行买办，而致力于“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奔走一生。因此，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他，以至于称之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人。
容闳访问天京与洪仁玕晤谈
1860年11月18日，容闳抵达天京（今南京），与他同行的有两位传教士和一名中国人。进城后，容闳首先拜访了20多年前就认识的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是美国南部浸信会传教士，19世纪40年代他在广州传教时，洪秀全和洪仁玕曾向他学习基督教教义。此时，罗孝全在太平天国被委任为外务丞相，受封义爵。而洪仁玕与容闳于50年代中叶在香港时已经结识，交往颇多。洪仁玕离香港绕道上海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前，向容闳表示，希望他也能到天京。只不过容闳当时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容闳到达天京的第二天，即19日，就来到干王府，与洪仁玕见面。洪仁玕很高兴，寒暄之后，洪仁玕很想知道容闳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容闳谈谈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否认为他们的这番事业能成功。洪仁玕还表示，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创大业。容闳没有回答洪仁玕提出的前两个问题，针对洪仁玕希望他留下共创大业的要求，容闳对洪仁玕表示自己暂时还没有与他们共命运的考虑，这次来只是想看望老朋友，想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能否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供帮助。倘若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是会考虑留下的。于是，容闳有针对性地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
一、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
二、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
三、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
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五、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
七、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洪仁玕在香港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对容闳的建议，洪仁玕很高兴，因为容闳的七条建议与自己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的《资政新篇》的方向是一致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此后几天中，容闳与洪仁玕还就这七个方面的内容作过一些探讨，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早已没了向上的进取心，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即使是亲如族弟的干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被束之高阁。对此，容闳只能不无遗憾地说：“干王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比其他诸王或诸将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他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强盛的奥秘所在，因此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至关重要性和确切意义。但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这些建议的实施。”虽然容闳的建议不能被太平天国所接受，可洪仁玕还是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命运，同创大业，他派人给容闳送来官印，封他为天朝的“义”爵。这是地位仅次于“王”的爵位。容闳婉拒了。容闳对干王洪仁玕说：“只要太平军的领袖们决定实施我第一次与阁下见面时提出的建议，不管是其中一条或全部内容，只要需要我为之尽力的，那我都将极为乐意地为之效力。”然而，太平天国不过是以“新瓶装老酒”，借用宗教外衣号召穷苦百姓为之推翻清王朝，洪秀全岂能接受容闳这些建议，推行近代西方所谓的“平民政府”呢？
容闳认为太平天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容闳之所以拒绝留在天京，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上海出发，途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来到天京，沿路所见太平军的所作所为，使他大失所望。容闳说道：“根据判断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行为和品质以及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我是抱怀疑态度的。”“太平军都令我彻底失望，我完全确信太平军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的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与一些太平军将领接触后，容闳表示，他们表面上对知识分子很客气，但骨子里对知识分子很不以为然，谈话时态度的傲慢，反而暴露了自身的浅薄。到了天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心中已有了对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的认知，在他心目中，洪秀全就如罗孝全所讥讽的那样，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这又是不能直接对洪仁玕明说的。对太平天国的政教合一性质，就如冯友兰所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容闳总结说：“太平军起义，既没有使中国出现新的政治理念，也没有出现新的政治理论或准则，以作为一个新的政体的基本论据或理论基础。”在天京已经访问了一个多月的容闳大失所望，他决定不再在天京逗留了。12月27日，容闳告别了洪仁玕，经来时的路线于1861年初回到了上海。
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了。容闳作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军队伍中的很多人，是“人口中最无知最卑劣的人群”，“他们毫无纪律观念”，没有任何组织纪律“以遏制他们的胡作非为，他们不加区分地任意烧杀抢掠”。容闳说，凡是太平军经过或占据的许多地方，一派萧条。他记载了芜湖等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域内所见到的情形：“城中居民极少，房屋多半荒废。两岸稻田久已无人耕作，荒芜遍地，杂草丛生。当我们在向太平县的溯行中，所经过的区域全都呈现出一派劫后凄惨荒凉的令人抑郁的景象。所有村庄几无人烟，村舍毁坏不堪。只能见到几十人无精打采地、绝望地在四处漫游，形容消瘦憔悴，看上去就像能走动的骷髅。”当太平军占领扬州、苏州、杭州和南京这些富庶城市后，“财富和美丽的女子”“加速了他们的蜕化堕落”。太平军将士们“沉浸在无可计量的财富和奢华的环境中，对财富和享乐的贪恋，促使了他们的崩溃”。容闳见到的都还是基层的太平军将士们的所作所为和掌握一定权力后的变化，而天国高层的贪婪与腐化容闳是不可能见到的，至多见到的是王府的高大壮丽，服饰的豪华奢侈，出行的前呼后拥，饮食的精美殊滋罢了。倘若容闳能真实地了解到太平天国高层，尤其是洪秀全没有节制的奢侈腐化，只怕是更加触目惊心。亲身参加太平天国四年的“洋兄弟”呤唎后来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记载了农民出身的太平军将士们对物质财富是如何的垂涎和攫取，对权欲、财富的渴望追求终于断送了太平天国。对太平天国的必然失败，马克思也早有预见，在写于1862年6月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评价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民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洪秀全占据南京时，南京被誉为“六朝古都”已有一千多年了，容闳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可他在自传中却没有一处提到南京的繁华，提到南京的古都建筑。究竟是怎样的场景让这位“海归”“遗忘”了南京曾有过的繁荣昌盛呢？据记载，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洪秀全下令拆除明故宫，用来建造天王府，在洪秀全的“以身作则”下，各王、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为自己营建府邸。洪秀全成立删书衙，开始毁灭古迹、焚烧传统经史子集，用洪秀全的话说是“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原有的社会风俗和道德，接受洪秀全的那一套理论和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让所有的天京居民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秀全宝塔式的统治政权以便保持对人民的剥夺。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而几年后，太平天国的陷落也印证了容闳凭借自己的观察得出对太平天国“最后的胜利，我是抱怀疑态度的”结论。
容闳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
对太平天国运动，容闳没有予以全盘否定。他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在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方面的功绩：“太平军起义作为一个动力，毁坏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麻木呆滞的状态，唤醒了她需要一个新国家的意识。”这个评价不低。对于太平军的纪律不严，也是中肯的批评，而对李秀成、陈玉成约束军纪，容闳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容闳经过“苏州和溯大运河而上的途中，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都成了废墟”，但他并不认为全是太平军所为，既有清军撤退时的毁坏，也有地方盗匪的作恶，第三才是太平军本身不当所致。李秀成进了苏州后，奖励了太平军中镇压胡作非为者，还发布了三条法令：“（一）士兵不得杀害或杀戮百姓；（二）禁止杀戮牲畜；（三）禁止焚烧房屋。凡违反上述任何一条法令者，皆处以死刑。”容闳也表示，他在路途中的确见到一些太平军将士因纵火、劫掠、盗窃和虐待人民被处以死刑的。有的太平军将士对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很有礼貌，并尽力保护人民。
对太平天国运动，容闳充满了同情，他认为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之所以冒险起来反抗，走上反叛之路，完全是清王朝统治者一手造成的。即使没有洪秀全组织拜上帝教的反抗，“也依然会发生一次起义”，“基督教和宗教迫害这两者都不是引起1850年（农历，公历应为1851）的起义的直接和必然的原因。它们可以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枝节或诱因，但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容闳很认真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是三个原因促成的。一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整个政府机构，从上到下，被贿赂腐蚀得千疮百孔，已腐朽不堪。二是政府官吏们无止境地剥削人民，贪得无厌地搜刮民财、中饱私囊。三是整个国家行政机构就建立在一个庞大的欺诈和虚假的体制之上，说假话，以谎言维持统治。容闳总结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三个原因，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第三点，令人震惊，发人深思。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只能依靠谎言、假话来维持统治，倘若所有动听的教化、对人民的许诺最终只是为了限制普通人的权利，并赋予自己至高无上的特权，那么，这个政权离它垮台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清王朝是如此，太平天国政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