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场从年俗入手的改良运动
清末民初，国内矛盾冲突激烈，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社会风气日益低下，官场腐败奢靡之风日盛。同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官场的改革主张，他们创办报纸，兴办学校，宣传西方天赋人权，批判封建迷信，反对官场积弊。他们选择了改革旧历新年年俗为突破口，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旷日持久的社会改良活动由此拉开大幕。
破除积习 禁放鞭炮
尽管改革年俗的呼声已经发酵了数年，甚至有些地方也率先改良了拜年方式，但是，中国年俗革新的曙光却是在1907年初现的。这年旧历新年前夕，天津巡警局史无前例地发布了一通布告：节日期间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新春佳节习俗中最普遍的一种，历史悠久，南北皆然。可是一场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死亡20人的踩踏、溺毙事故，却不得不让天津当局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气概全面禁放烟花爆竹。
据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戴恩庵《沽水旧闻》记载，旧历新年期间，在天津城内草厂庵每年都有大规模的烟火表演。1895年新春
草厂庵举办放烟火，烟火悬南马道，其药线蜿蜒数十丈。……药线既燃，瞬息出庵，俨然赤火之蛇，疾行锐进，既达南马道。
——《沽水旧闻》
结果，因为南马道燃放烟火的架子设在水中央，而“道之左右，均为积潦，道宽仅行一人，不只独木之桥。因之，挤落水中及倒地踏毙者甚众。”第二天，当局验尸后公布，这次事故共造成男性13人、孕妇7人死亡。
鉴于历史教训，特别为防止火灾，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十二月腊月二十一日（1907年2月3日），天津巡警局在《大公报》发布《巡警分局示》，宣布新年期间全城禁放烟花爆竹：
入冬以来，风高物燥。瞬届年节，竞发花炮。起花双响，高入云霄。遗火落下，贻害非小。贩卖燃放，均干禁条。特先晓谕，广为劝告。父戒其子，兄为弟导。子弟有犯，父兄枷号。倘敢故违，决不宽饶。
其后，每年节前，天津巡警局均发布此类告示，坚持不懈地实行节日禁放鞭炮。天津连续数年内革除了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旧习，成了历史上国内第一个禁放鞭炮的城市。
拜年之习 劳民伤财
早在1902年初，“新政”刚推行不久，《杭州白话报》第24期就发表了《免拜年》的文章，倡议废除劳民伤财的拜年习俗，文章指出：“拜年是劳民，叩头封是伤财。劳民伤财的事情，不要去做。”该文表述了三个观点：
一、在中国外遭欺凌、内政灰暗的情况下，拜年贺喜实为一种醉生梦死的表现。
二、拜年是浪费精力和钱财的无谓之举。
三、要把钱财、精力用到图强变革的大事业上去。
1906年新春之际，一种带着文明之风的新的拜年方式—团拜开始兴起。团拜的最大好处在于，友人、同事齐聚一堂，省却因逐家登门拜访、互赠礼金造成的时间和钱物浪费，迅速为当时的开明人士所接受。1906年1月26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二，当时的《申报》在第二天报道：“初二上午十点，由上海地方委任的官员暨轮电铁路各总办委员，总计150余人集聚在张氏味莼园举行团拜，会审公署的官员也参加。”
1907年农历正月编撰的《上海乡土志》，也记有上海实行团拜一事，说明当时在一些大城市过年团拜已成为一种时尚：
邑人每届新年，燃爆竹，正衣冠，拜天地家庙，陈茶果粉团，亲友交贺，各投刺于门，此风已成习惯矣。抑知繁文缛节，徒事虚浮，甚无谓也。况今国势阽危，强邻环伺，实可忧可吊之时，何贺之有？故开通之士，相约不贺新年，而行团拜礼，以破社会之积习，亦改良风俗之一事也。
民国时期，许多改良都带有明显矫枉过正的色彩。1929年2月10日是己巳年春节，节前，刚到任三个多月的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便发布了一则“拜年要罚款”的通令。当时，当地报纸对这一通令进行了报道，标题是《孙主席禁过旧历年 见面贺喜罚洋五元》，文称：
山东省政府孙（良诚）主席通令所属各机关，禁止商民过旧历年，自三日起禁屠，元旦勒令各商开门，照常营业，并指派密探，凡有见面贺恭喜者，罚洋五元。
通令中的“三日”，说的是1929年2月3日，也就是阴历腊月二十四。自过了小年，就不许老百姓杀鸡宰鹅。当局还派出密探，在大街上看见拜年贺喜的逮住就罚款，现在想来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警察当局也在节前发布公告：“现值废历年关，一般商民，狃于积习，仍多燃放爆竹，不独易肇火祸，抑且妨碍治安，自应严行禁止，无论白昼夜晚，不准燃放爆竹。”年节期间 严禁送礼
清朝末期，腐败之风已蔓延官场。1911年1月30日，是清朝最后一个春节。大年初三，上海道台乘坐火车去给江苏巡抚拜年。江苏巡抚对上海道台严厉要求：节日期间，上海道不许赌博，民间赛灯会也是一些官员“敛财肥己”的场所，理应“列入查禁之列”。
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了清皇朝，然而由于道德失范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新政府官员的迅速腐化。而借春节之际搜刮公帑民膏，更成为官场流弊。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奋起呼吁社会改良。1912年2月23日，大年初六，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等于北上途中，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其入会条件就有“在官时不受馈赠”、“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如宴会、迎送之类）”、“年节不送礼，吉凶之事不为虚靡之馈赠”等36项规定。
1931年临近春节时，湖南《大公报》刊载了省政府主席何键的一道手谕：禁止政府机关在旧历年期间送礼，理由是，“废历年节，互相馈送，此种繁文殊背节约之旨”。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时，要求各地就婚俗、丧俗、寿礼、宴会、送礼等五方面进行改革。于是，全国各省频频推出送礼、宴请的限定管理办法，并要求同僚积极检举。以当年广东发布的《贯彻革新行动限定送礼金额》为例，内文中明确禁止年节期间酬赠礼品及一切无谓应酬，“如有违反上列条款，同僚应即检举，由该管直属长官予以惩处”。
尽管有舆论呼吁、官方严禁，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积弊有一定的顽固性，所以整个民国时期，年俗积弊一直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历史积淀的落后文化生态进一步恶化。这些现象说明，根除落后文化生态，培育先进文明生态，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