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三大爷列传

三大爷列传 （小说） 

故人若不赏？不赏就不赏。20161110

这次离开家乡，行李里意外地多了一部《新修夏堰县志》，是三大爷死活硬塞给我的，他说全村识文断字、考学在外的那么些人只有我还有觉悟看看革命历史——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刚刚揽到一个业务，给某个号称“北方最大XX集团”的暴发户写村志，我呢正想找这方面的东西参照一下，它就来了。

汽车在我们夏堰县的公路上颠簸，我打开县志却不能细致地阅读，只好随便看看插图、目录等等；司机很人性化地打高音响，播放一些经典老歌，车厢里于是充盈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气息，先是三十年代的好花不常开，然后又到了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窗外熟悉的家乡田野渐渐变成了好地方南泥湾，然后又由喜儿的红头绳发展到喜洋洋的兄妹开荒，李铁梅的红灯记，阿庆嫂唱刁德乙……看着、听着，我的意识很自然地进入了历史，不由自主地慢慢聚焦的是三大爷的一些事迹，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也许观察这个人对我们认识历史真的有一点点帮助呢。

一

三大爷二十多岁以前的事没人说起来，其实说起来也一定是没啥意思、一定很平凡，但二十几岁以后便忽然不一样了。

那年秋季的水利大会战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乡下人叫“时气儿”，三大爷牢牢地把握住了。那时我们这里属三区的张刘乡，（那“乡”是一个比现在的乡镇小，又比现在的管理区大的一级地方政权机构——我翻阅《夏堰县志》才刚刚了解到这些情况）。当时我们村的王怀让是张刘乡的乡长，后来又是索家人民公社的首任书记，据老人们说起来那可是个有心计、有才能的人，甚至有点儿传奇色彩——比《夏堰县志》上那些干巴巴的简历有趣多了。

三大爷就是那位王乡长树起来的一杆大红旗。

要不说怎么叫“人随时代草随风”呢——那位王乡长当年常常这么开导他的群众们，我因此又想起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共和国成立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席卷神州大地，如同前不久的解放战争一样，这时候需要英雄，也确实涌现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三大爷便是其中一位。

那年代的英雄，其实也简单，就一个字：干！

全县民工开进了幸福湖工地，正巧我们范闵坡村分在与外乡搭界的一段工地上，老河工都知道，乡内部村靠村活儿好干，这一搭界就不行了。首先得比进度，你下一尺我就得一尺一；另外还得会把边儿，不能多干了活儿，你留一厘一我也不能留一厘——有经验的，能把两乡交界处那一条界线削得像一张薄饼似的，土方出到一两米深那道界子还能摇摇翘翘地竖着不倒，倒不是为了少干多少活儿，简直是玩成一种艺术了——工地上本来就枯燥，不玩点儿花样不就更没有意思了吗。

既然是一门儿艺术，那活儿就轮不到小老三干，一开始派给了一个有经验的老河工油子，不紧不慢地干着。然而，那一年的形势却变了：张刘乡没有比邻乡多出活儿，乡里王乡长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最后开全乡民工会时禁不住点着范闵坡批了一通，小老三呢，就像赌气儿似地，趁傍黑散工后的一段工夫，约了两个兄弟到搭界处干起来，据说啊，当年那时候人们看他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干活儿尽出蛮力气，有人是故意戳弄着他来干的；他呢，“吃葱吃蒜不吃姜（将）”别人一说他便上，说干就过来干上了。当然，原来也不过就是想多少超过人家一层土方就住手，可不料想邻乡那个村子里有人看到了，也来比着干，小老三的“潮”劲儿上来了，虎虎地甩开膀子就跟人家比——第二天，王乡长心中暗喜，立即点了老三范广科的将，让他来把那道边儿，还特意嘱咐，中午多给小老三上俩窝头、一碗带香油的菜瓜子——于是乎，这个老三的“潮”劲儿上来就下不去了：他推土，得有四个人上锨，要不真还跟不上趟。

在当年白茫茫碱霜遍地的幸福湖，苍凉荒原上只有疏疏落落的已经枯立着萎缩的碱蓬、灰菜棵子在无遮无拦的冷风中瑟瑟发抖，它们见证了三大爷的风采。

那时候的三大爷真“泼”，一顿饭能吞二斤棒子面的大窝头，三碗咸菜瓜子，吃得滋滋润润地。渴了，在工地上捡起个从地下挖出来的瓦罐子，抓把沙土狠狠地擦一遍，淘上一罐子地沟水就喝；有人劝他，说那是死人用的“咸食罐子”，他呢，大大咧咧地一甩膀子，胡乱答一句：近怕鬼、远怕水，没啥了不起的。——唯一想不到的是，乡里有个早年在外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土改时被遣返回原籍劳动，他也来到了工地上，听说地下出了这个罐子老远就跑过来看，捧在眼前翻来覆去地看，最后像见到鬼似地扯着嗓子喊叫起来：三国的！没错、三国的！

三大爷咧咧嘴：啥三国、美国、英国的，就算苏联老大哥的，也不过一个破烂罐子吧，喊啥、有啥了不起的。——后来那个罐子怎么了？我没有追问。只知道当时三大爷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活儿，在那种人人都讲实干的年代，要干到这一步，其难度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了。结果，他成了张刘乡甚至整个第三区的一杆红旗。冬季会战的表彰总结大会上，由当时的老县长庄重地点名，发给他们这些人奖品：一身海蓝的军便装和一双草绿的解放鞋还有一个雪白底子印着鲜艳红字的搪瓷饭缸——从此，三大爷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开始了他的人生征途。

然后，便有了那句话，不知道是否有明确的出处，反正我们都认为是三大爷的一项重大发明，叫做“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

二

三大爷，这样称呼自然是他比我父亲的年龄大，可是过去老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喊他“叔”，主要因为他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得多，比如他的老二比我这个老五还小，我因此总觉得他也比我父亲要小。

三大爷成家晚，说到他的成家，这里便出现了人们常啦的三大爷的第一个故事。

当时与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们都已经娶妻生子，甚至作了两个孩子的爹，可他还是光棍一个人呢。为啥呢？一是他的家庭贫困，父亲早亡，只有母子相依为命；二是他本人有点“二青”（不成熟的意思）或者说“潮”。

媳妇说了不老少了，好孬没成一个，这近处是不能找啦。后来，就像说着玩似的，有人给介绍临县挺远的一个村的姑娘。

这下，三大爷犯了合计，当时生产小队里的库房钥匙让他带着，里面也就是几张铁锨、几把镐头等等一类原始工具。也不知哪根筋一转，他又找人借了好几把大小的各式钥匙，配成老大一挂系在腰上；然后跑到集上理了个小平头，刮胡子修面，回来洗了个凉水澡，还借了点儿雪花膏抹上，最后取出他娘压在箱子底下的那一身军便装、解放鞋，有求人借了根腰带扎上，嘿，一打拌还真有个利索样！这样跟着媒人就去相亲了。

大老远地走了半天，到了，哎哟，那头还真是重视，三亲四戚地来了不老少。三大爷明白啊，一准儿又得像审犯人是地问呀，啥：户口多少人、人均多少地、地产多少粮、粮油怎么分……说也怪，往往是答着答着就能把人家惹烦了。可这回他不怕——他的拐二叔在后面早埋伏好了打接应呢，说着话，拐二爷及时就进来了，进来，气喘吁吁的样子，人家让座也不坐，只顾点答着那大半根拐子退，一边催：快、范保管，上级来了任务、要快回去开仓呢！三大爷倒是一幅不慌不忙的神态，随手解下腰里的钥匙串，递给拐二爷，还郑重其事地解释：您老人家看看，这不是、正忙着吗，咋样？钥匙您捎回去，再跟乡里王书记说一声，我随后就回啊。那家的亲戚们摆座、端茶，也劝；可是拐二爷就是不通情，继续跺着他那拐子退：不中、不中，任务重，非得我这保管大侄子他回去不可呀。然后，恍然大悟似地换上笑脸向亲家那头做一番说明，又使劲晃着那挂钥匙把三大爷硬是赶回来了。——拐二爷腿拐是出了名，可他那嘴巴能“拐”也是出了名的——总之，事情终于成了。后来人们还说笑话呢，说这哪是相老三啊，明明是相的“老二”啊！不管怎么说媳妇算是骗回来了，“媳妇上了炕，媒人没了帐”。三大爷孤儿寡母，再加上个新媳妇，总算像个家样儿了。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说起来全村人谁不盼着多娶进一房媳妇、多成一家人家啊，当时为三大娘过门，村里家家户户都帮衬过——到了八十年代，三大爷老两口儿住的那三间正房的小院子还是当年全村一起出物出力给修盖起来的。二三十年里，他除了自家多搭了四间小西屋以外，角门都没有垒过。

不管怎么说，当时三大爷娶亲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确实“震”了一批人，一直关注着他的王乡长立即抓住这个契机描绘了蓝图：把老三范广科同志纳新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议村里重用他。

真所谓“运道来了泰山也挡不住”，三大爷很快便干上了支委、民兵连长。

还有一件“邪乎”事儿，是随后不久发生的——说实话，真人真事，让我这后生小子都不大好意思讲呢。那年月，庄户人家一般买不起个手电筒（那时候叫“电棒子”），姑娘出嫁现在兴要彩电，那时候有把手电可就很不错了，老安家的娘家偏偏就陪送了这么一支东西。后来老安晚上有公事出门经常带出来炫耀，时间长了还要求队里给买两节电池。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村兴起这么一个词儿：洋闪——日本鬼子打手电——洋闪。后来渐渐地集中到老安身上，有时候人们说“洋闪”指的就是他。那时候庄稼地里没有啥娱乐的，农家人再要不常说一两句笑话还不得寂寞死啊，所以那时候这种笑话特别多，当然大多是善意的。

三大爷也搞了一个笑话。那时候我们村刚换了一个包村的，叫张庆，刚换了包村的，三大爷就考虑要给人家来个“见面礼”制造个好的第一印象。那是夏天，晚上值完岗——据说是为了防备蒋美特务空投伞兵——天热，大队一伙陪新来的包村干部张庆闲聊。东扯西扯啦到“洋闪”老安，三大爷忽然冒出一句：我能让刘秀俊（就是老安的媳妇）摸摸我这条大龙（指裤裆里的生殖器），你们信不信？打赌。当时就有人校上劲了：哈哈，你让他打你个屌脑袋还差不多，摸摸你那命根子，做梦去吧，抬头看看行不？今儿是六月十五！旁边又有人答话：可巧了，你看，这太阳（指月亮）夜里出来它就是不怎么光亮啊！

众人大笑。

三大爷的火气上来了：你们都别吹气儿，张助理在这儿当证，我这件宝贝不单叫她摸摸，还得叫她攥攥呢，打赌，输啥的吧？

张助理毕竟初来乍到，对这个情景还不太适应，连忙阻止，三大爷却已经踌躇满志地劝止他了：张助理，您擎好吧，这就定了，赌三斤凉粉吧，够咱大伙儿晚上加食儿的了。咱说好了，事先谁也别声张，张助理，您做证明就行了。

第二天晚上，果然大队另一帮子干部乖乖地凑了三斤凉粉出来，大家伙儿热热闹闹地喝了一顿。

原来，老安家当年是三间房加一圈儿土院墙，那小角门旁边因为土地盐碱，院墙上剥落出一个小洞，蹊跷就出在那个小洞上。

那晚，轮到老安执勤，手电又带出来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三大爷说有件事，要那老安的手电用一下，明天大队给他出两节电池。老安很痛快地借出来了。

三大爷立即请上张助理直奔老安家。

老安家的插着角门儿在屋里煤油（那时叫洋油）灯下做话儿呢，三大爷就老远就叫：老安嫂子、老嫂子，俺哥执勤今夜回来晚点儿，怕你不放心，让我来说一声；还怕你一个人害怕，让我顺道儿，把这个电棒子捎过来。说着话打开开关胡乱闪了闪。

老安家的打屋里出来了。快到角门口时三大爷又说：别开门了，从这个洞里递过去吧。说着又猛地闪了一下手电，通过那个洞把里面的刘俊秀照得双眼一个劲儿地眨。

说时迟那时快，刘俊秀已经来到墙洞前，伸手便抓。随之就听到一声连吓带骂的惊叫声：啊呀，俺娘啊！潮老三，你个狗让俺攥得是个啥东西？——热乎乎湿乎乎的、还棒硬！

三大爷这时候早已提起裤子闪身跑开了，一边跑一边笑着回答：不是啥东西，是个神仙都想的宝贝啊，哈哈……鲜胡萝卜蘸酱，一根好咸菜。

三

这件事发生在五八年之前——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事之后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张刘乡归划入索家人民公社，我们这一带开始吃大食堂，春冬两闲季节各村开始唱一些歌颂社会主义好的小文明戏，一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启蒙运动在那个时期绝对地占据了农村这方广阔土地，广大农民的言行也都“文明”起来了。表现在史志上的这个年代（五十末—六十初）也那么单纯而昂扬。实实在在的，我们家乡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笑话。千篇一律的岁月过着也许很慢，但是回忆起来却往往显得太快。

六零年就在人们纯洁的、理想的欢呼声中到来了。

人们已经说不清楚了，为什么大食堂说停办就停办了？

大食堂停办的时候生产大队的仓库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倒是两个生产小队的场院上胡乱堆积着的那些棒子轴上还都带着些没有脱干净的大玉米粒子；还有去年秋后时，为了增加生产速度用老牛套犁翻起来的地瓜地里埋着许多切划得七零八碎的地瓜。虽然已经过了一个秋冬，风吹雨淋雪埋冰冻，那些被老人们望在眼里、心中叫着可惜的金黄的玉米粒和乳白的红薯瓤都早已变得乌黑发软甚至霉变发臭，但现实的饥饿感使人们再次想起了它们——“饥糠甜如蜜”，这确实是一句最土俗、实在的话语。

天灾人祸，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而言之，天似乎是一个最终的决定因素，六零年的天气之反常也常常成为老农民口中的代名词，比方讲评最近的一次大涝就又拿它出来了，说“简直跟六零年一样”，但幸好囤里的粮食不和六零年一样——仅仅六零年上半年我们范闵坡就死了27个棒劳力，其中有两个是我的本家爷爷、有一个是我本家的奶奶。我奶奶曾经多次对我念叨那位六零年过世的大奶奶，说那是一个很和善的农家妇女，她好像是自小信教吃素的，平时有好吃的总是喜欢留给子侄们（也包括我父亲）吃，而且又心灵手巧，针线活儿样样拿得出手，妯娌们有点活计总爱找她。然而偏偏“好人不长寿”，几年前的“大跃进”中，在轰轰烈烈的以“填海移山”、“开荒深翻”为口号的修整农田运动里她因为顶替大爷爷出夫被编入“花木兰战斗队”而重病了一场（那时候没有条件诊治，所以始终没法知道具体是什么病）。待到六零年前身体刚刚有些好转，饥荒却又不期而至，听说到了最后，她实在饿极了，对前来探望她的几位妯娌说：“你们给我逮个老鼠、烧烧吃了也行啊”——实际上在那间四处漏雨的小东屋里，别说老鼠，就连老鼠毛都没有啊，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就走了。

又因为那些天连降大雨，我们村的公墓茔地已经是一片汪洋，后来人们不得不把她（还有其他一些死者）都埋在村西头的围子墙残基上——按乡俗而言，成了孤魂野鬼。

而我那位二爷爷，据说是好几天没吃一粒粮食了，最后想烧点儿水喝，没柴火，他就把家里屋顶上已经折断的一条檩条抽下来塞到灶膛里，他在一边儿拿个蒲扇扇着，扇着扇着，火旺起来，还扇；扇着扇着，水开了，还扇；扇着扇着扇着……后来水烧干了，锅烧红了，人就完了。

死亡终于把人们最后一丝尊严也剥蚀干净了，一息尚存的社员群众们为了活着而更加不择对象地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长虫老鼠、鸡毛蒜皮、苍蝇蚊子——现在人们常说“中国人啥都敢吃”，可能跟那一段痛苦的经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有关系吧——当然，也无不觊觎着生产队台田上那几陇疏疏落落的庄稼。

三大爷他们组成的护坡队没黑没白地盯在坡里，其实，那时候的公社社员们还真是有觉悟，好像除了几个自解放前就有前科的落后分子之外，并没有人真的来偷拿过集体的庄稼——不是有一句反诘人的话语这么说吗：啥？你说我不实在？你实在？实在人早在六零年饿死了。——实际上，派人看坡也是当时老支书想出来的一个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一天补助一个青玉米棒子或者两条地瓜蔓或者一两棵嫩豆荚，并且在交班时发，允许看坡的队员带回家去。看坡几乎家家有份。多年以后老人们还说：这一计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啊。而我多次听老人们讲这段岁月，听到这里，总有一种温馨的战栗的感觉。

好不容易挨到了秋天，“立秋一百天，寸草皆秀”该收获的时候总还是能有点儿收获的。

豆子先收了，然后棒子也掰了——实际上没收下几粒粮食，而且几乎都当公粮交了，支援国家建设，那可是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啊。

最后，就是那一大片地瓜。全村的地瓜蔓都堆积到三大爷的小院里了。这时候生产队的场院上是绝对不能放吃的东西了，大人们不动，孩子们可是忍不住的。这不是老支书决定的，分两步收，先把地瓜蔓全拉了，放到民兵连长家院里，然后收地瓜，先锁进大队仓库里，两种收入都核清楚了，再平均分配。

老支书决定把地瓜蔓放到这里来也是大有深意的（这事儿后来才交代出来：□□□□□□□□□□□□□□□□□□□□□□□□□□□□□□□□□□□□□□□□□□□□□□□□□□□□□□□□□□□□□□□□□□□□□□□□□□□。此处省略76字）——看坡期间，民兵连长和老支书之间似乎在唱着对台戏。起初，支部邀请包村干部决定为看坡队员发“食补”的时候，连长就坚决反对，说这是变相的坑害国家，不符合乡里秋季生产动员大会的指导方针——他本来要找乡长汇报思想的，但是被包村干部给拦下了；最后他表示支部其他成员都赞成，他也只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同意了，虽然他同意了，却依然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别人可以领一份他坚决不领。说什么共产党员就是要说话算话，对别人有意见保留，对自己要严格执行。整个秋天他都是这么做的，整天青着一张干菜叶子一样的脸，腰绳勒得紧紧地，白天带着社员们整地排水，晚上带着队员们看坡。——这一回，竟然没有人笑话他。也许饥饿总是首先吞噬人们的各种感情，我曾经追问六叔：当时人们怎么看他呢？六叔想了想，说：好像人们没有啥看法，就像看那时候外面总也不断的冷冷的雨一样没啥看法……

然而，他可苦了三大娘啊。当时家中上有一个有病的老娘，瘦得像一把秋豆秸，走两步就咳嗽几声；下带一个刚断奶的孩子，男孩儿，整天跟他奶奶挨着墙角儿坐着，连动也不动，后来人们想起来，就说那孩子真懂事儿，真文静，一双黑眼睛特别大、特别大……等到大队里把瓜蔓堆到他家里的时候，三大娘已经没办法挖到足够的野菜了，可是除了挖野菜她丝毫没有别的办法。然而无论多么难，人们从来没有听到三大娘抱怨什么，真的，好像从过门就没有听到三大娘抱怨过什么，“贫困着而能听到风声是幸福的”，三大娘是幸福的吗？——只是，就在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他家里传出来叫骂、哭泣的动静。人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原来是三大爷在骂“我不吃，饿死我也不吃，我闻着就有个贼腥气味儿！今明儿我非把这个破罐子砸了，看你还咋偷吃！”然后便是闷闷的一声瓦罐破裂的声音，孩子尖细的哭声，老妇人艰难急剧的咳嗽和骤起的年轻妇女的抽泣声……

人们急忙涌进来观看、劝慰。原来是地瓜蔓堆放进院子之后，小孙子看着实在忍不住了——那叶子的清香、叶子的清香、叶子的清香、叶子的清香……孙子乌黑晶亮的大眼睛、乌黑晶亮的大眼睛、乌黑晶亮的大眼睛、乌黑晶亮的大眼睛——奶奶终于偷偷地采了一大把地瓜叶，在屋角小灶的瓦罐里填些水（家里的铁锅、铜盆，上级奖励的铁饭盒等等一切金属的东西，早都已经被三大爷捐出去支援“大炼钢铁”去了），准备给孙子煮点菜叶吃。瓦罐还是食堂解散时小队保管员细心给他送过来的，虽然不容易上热，可起码能做个熟饭啊！

然而，就在瓦罐里的清汤刚刚烧好的时候，生产队散工了。孩子很懂事儿，一定要奶奶先吃、让娘先吃、让爹爹先吃；那地瓜叶的清香馋得小男孩一个劲儿地喘着呢——然而三大爷却一定要先问清楚这菜叶的来历，然后他就像疯了一样做出了那些举动。

当支部成员陆续赶来时，这个家里已经似乎平静下来了，三大娘揽着孩子蹲在屋角，奶奶躺在炕头，三大爷坐在门口上。老支书先把三大爷狠狠地批了一顿，然后劝奶奶，老长老长时候她也不做声，老支书就求告：“老嫂子，起码可说句话呀。”奶奶终于吐出了几个字儿：“说话，不得、力气吗。”

第二天，那个小男孩在他娘的怀里静静地死了，似乎没有谁为他悲伤，毕竟“死人的事是最常见的”啊。然而，倔强的三大爷却也忽然一卧不起……

后来，还是公社王书记亲自打发人送来了十斤粗面粉，这才解了他一家的急：要不，乡亲们都说：老三六零年那回差点儿完了。

四

“三年自然灾害”，习惯上都这么说，但听老人们讲，我们那块儿其实也就是灾害了两年。实话实说，“大跃进”时热火朝天地垒得那些炼钢炉是垮塌了，而轰轰烈烈地整得那些台田沟确确实实地起了绝对的作用。六一年后，我们那地方慢慢儿地就好起来了。

春天来了。

好像早晨生产队组织上工的时候，田野里孤零零的几株杨柳还都光秃秃着枝梢，然而仿佛一眨眼儿的功夫，队长招呼歇歇脚的时候，那树冠，远远地、隐隐约约地荡起一股绿丝丝的轻烟——哎，它们是啥时候绿起来的呢？是啊，太阳又是啥时候热起来的呢？黄土地又是啥时候酥起来的呢？

晚上，劳作了一天的农人们栖息在无限静谧之中。夜阑更深，却好像一场久违的梦一样，有一阵沙沙的雨声潜入你的心田，沙、沙、沙……社员群众们便甜甜地笑了。再仔细地听听那温润的雨，然而又发现那声音其实很远很远，不错，很远很清晰，是：咕、咕、咕，呱、呱、呱，嘎哇、嘎哇、嘎哇……——仔细听听，正是有两年没有听到动静的青蛙们又回到我们的田野上来了呀。

无限的勃勃生机，在这甜美的序曲声中、从大地最深远处，顽强地回归了。

……

然后，“五反”“四清”的风也跟着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其实，“三反”“五反”是我在小时候学打扑克才知道的两个术语，它们的含义，我后来才大致地有了点了解，说真的，至今我也不知道确切地讲该是“反什么”、“清什么”？当下，只有那个“三反、五反、四清”的故事还被老人们偶尔提起过——比如我老父亲釜底抽薪一样地反驳三大爷时说的那句话：上县志？有啥了不起，你查查，张庆不是也上了县志么？他还是“五反、四清”叫共产党打倒的嘞。

三大爷一查，果然有。

这个张庆就是当年包我们村的那个张庆。县志上对他的记载好像只有短短两句话，三四十个字吧，没注意看。我知道凭那两句话甚至丝毫看不出什么。张庆的故事我多次听说过。

张庆应该是个文质彬彬的人吧，即便不戴眼镜，也应该是个“老母猪啃小花儿碗——咬文（纹）嚼词（瓷）”的人，起码，他跟三大爷绝对不是一路人。他的正式身份是公社农业助理，曾经指导我们村搞精耕细作、以草治碱，还有秸秆还田等等，可惜都没有弄出什么大名堂来，倒是推广农药那一回出了点彩。

上级安排给棉花地里打农药，在我们村搞试点，那好像是历史上我们这一带第一次给农作物用药，全公社的人都如临大敌一样，书记、主任和八大助理都来了，加上各村的大小队干部，黑压压一群人，扯着红线把我们村北头那片棉花地警戒起来，几个棒小伙子抬来一口大缸，挑了半缸水拌上小半瓶农药，使个专用的白塑料棒搅匀了——操作队员脸上捂着口罩，手上套着胶手套，腰间还系上一片雨布。两台筒式压缩喷雾器，几个人轮流着打，都小心奕奕地。已经是盛夏了，火辣辣的太阳从没遮没拦的天上咣当掉下来，那地下的火苗呼呼地就窜起来，又没有风，逼得人们连吸口气儿都不敢冲着日头，汗是早都流光了，老土布衣衫碱巴巴地支楞在身上；那几个打药的倒有一件好处，就是铁药筒往身上一背，能享受一种凉嗖嗖的体贴，别提多舒坦了，不好处是呼吸不畅，脸上那块口罩湿乎乎地不透气儿。逼得人张口直喘，喘着喘着，便产生了一种要“中毒”的感觉，头也晕腿也软、浑身不得劲儿、眼也看不清——当时，人们对“剧毒”这个词儿可是满怀无限敬畏的，听着就别扭。供销社带药来的同时卫生院也带着担架、急救药品在一边儿伺候着，那几个操作人员内心里都有一股慷慨赴死的信念。公社组织的参观人员也全都远远地躲着，生怕不小心闻上哪怕一丁点药味儿。

只有三大爷例外，他是这次试点的总后勤，上级给他也发了红袖章，还专门配了一把小红旗儿。什么抬缸、挑水、看缸等等都是他抡着小红旗子组织安排劳力来干；后来药兑好了，村里社员都不敢靠近，看守药缸的任务便由他亲自担任，一开始他可能也怕过，不过慢慢儿地发现好像没那么严重，特别是他看到缸边那儿装桶溢流在地头上的农药残液给一只绿背红斑的大青蛙跳过去沾了一些，它甚至停留了片刻、在药液上，三大爷一急，挥手驱赶，青蛙轻轻一跃，划了个漂亮的弧线飞走了，飞入荫影儿刚刚掩没地皮的棉花田里去了。这个情景村里好多人都看到了。三大爷当时就寻思开了：青蛙沾了一身都没犯啥毛病，看来这药不像人们咋呼的那么厉害吧。这样想着，后来他便用塑料棒沾了点药水，在手指上点一下，放到眼前，仔细地瞅瞅、闻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三大爷忽然口吐白沫，牙关紧咬，翻身倒地、不醒人事了。一家人都慌了，呼天号地地把张庆找来，张庆一看边说：农药中毒！一家人立即伏首大哭。张庆急忙喊住：都别急，这里有阿托品，快给他硬灌下去。——然后三大爷焉不得儿地好了。——那年月，毒药厉害，解药也厉害。

不过，张庆那一晚上可没轻“熊”他，当着全村那么些社员的面，拿他当反面教材狠狠地讲了大半宿。三大爷最后好像有些不能承受之重了，双手紧紧地攥拳，浑身直哆嗦，但是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人们说：该，这条命要不是人家张助理，不是就没了吗。——特别是第二天，人们到那片棉花地里去，在搅拌农药的地方不远处发现了一只死去的青蛙，正是在药液里稍微停留过的绿斑红背的那一只！大家又拿他说了一大通。——三大爷心里那个郁闷啊。

又过了一年，公社干部调动，张庆被任命为另一个片的片长，（片总支书记是公社的主任、二把手孙佃告）不包我们这个村了。他前后在我们村住了有5、6年吧，干群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临走，大家都挺留恋他，可是那时候上级说啥是啥，叫走就得走。走吧，5年了，说走就走了，不过，临走总得有个“乐和乐和”吧，支部成员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决定把“与会人员”扩大到小队一级。

具体安排是这样的：自从张助理到我们范闵坡来以后，看到这里草荒地比较多，便建议养羊，结果我们村里还真养了不少羊，那年月新鲜蔬菜不好弄，可要说吃肉还是挺方便的，他们商量好了，一气儿宰了5头肥山羊，在老支书家里架上大锅造开了.据说那晚上他们熬肉全村都闻着香啊。张庆助理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还专门买了4包大前门香烟（那时候不行成条买烟，4包可能是一次买的最多的数目了），又提上两瓶麦城大曲（据老人们传说，说解放前李先念司令带兵路过我们夏堰县，喝了这个酒还夸好呢！——可惜这个美好传说后来至今竟然没有被夏堰县酒厂的总经理或者其他人予以发扬光大。）

那一天晚上，他们喝得挺痛快。

张庆喝酒不大多就有些醉意，絮絮叨叨地啦了一些家常话，人们便都知道他小时候家境比较富裕，家里供他念完了高小，解放后区政府选拔社教队员把他选上，帮助写标语、材料等等；后来地区行署为各县培训农业技术员，他又被选拔上去——那一回收获不小，跟外县一个女学员谈恋爱，结果还成了，吧人家给“拐带”回来。这事儿起初在培训班上受到批评，不过回到县里可是得到不小的表扬，县里还专门决定把女方安排在农工委这样的要害部门，以示欢迎云云……张庆恣悠悠地啦着，对命运充满感激与陶醉。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不久，“五反”、“四清”运动便拉开了序幕，而运动的形式又偏偏是发动人民战争、以“群众举报”为主。这样张庆在我们村里一晚上吃了5头大肥山羊的情况便很快给揭发出来了。据后来的种种迹象推测，检举人正是我们这位“潮不楞登”的三大爷，他也不想想，说人家张助理一晚上吃了5头大肥羊，那羊可到底都上了哪些狗肚子里去了？说这话亏不亏心啊！

公社党委的王书记其实心里跟镜儿似的，可是“形式很逼人，形式不等人，形式太喜人”啊，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既然革命的形式需要有我们的同志作出奉献、做出牺牲，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揭批发动分子张庆纪实”（后来以“羊头事件”的名称在各村广泛流传）作为全县第一个“反腐败”的辉煌战果载入了我们夏堰县的光荣革命历史史册。

张庆的牺牲（或者可以说是奉献吗？）太大了，完全可以套用那么一句豪言壮语来概括，所谓：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

首先，他本人被打成“反动分子”，被公社党委开除公职，扫地出门回原籍劳动改造。

其次，此后张庆的问题至终没有得到解决（死后“平反、昭雪”，甚至写入县志，在“文革”初期确实曾经无比激动人心，可放到当下来看，那不是等于糊弄洋鬼子玩吗？）

再次，张庆的妻子受不了这种突然打击，抛下一男一女两个年幼的孩子，转调回本县、改嫁他人。张庆在那种被全社会敌视的状态下，一直没有能够再建立家庭，两个孩子因缺少母爱的关怀更加之全社会的敌视，（在新中国这么大的国度，达到那么思想大一统的高度，不得不说林彪的“天才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个中肯的评价。）在那种环境中，勉强能够混口饭吃饿不死、裹件衣服冻不死已经很幸运了，更谈不上良好的教育背景；然后他们长大了，好像张庆唯一力主完成的一件事，就是以“换亲”的形式为兄妹两人各自组成家庭，这是他人生后半截儿最大的一份牵扯，又是他顽强生存的一个精神支柱；此后，他在人海中，在无声无息无忧无喜无风无月无水无波无黑无白无颜无色无边无际无休无止中消失了。

五

其实，与“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相比，“文化大革命”才真正算得上是大运动，因而才有资格作为一个里程碑永留史册。我想，如果说“大跃进”到60年那一段是对中国人民生理机能的一次磨练与筛选，则“文革十年”就是对国人心理机制的一次粉碎与积留。“文革”留在三大爷的记忆中是玫瑰色的（即便他不知道“玫瑰红”的含义，他也该能分得出办喜事所贴的大红纸与红高粱面饼子那两种“红”的滋味不一样，三大爷的玫瑰红更像一张大红纸。）

“文革”之初，连一向政治嗅觉灵敏的王书记也没有马上闻出味儿来，不过很快，王书记便总结出文化大革命的真谛来了：“'文化大革命’也简单也不简单，说不简单其实也简单，就是一个字儿——斗！”那么，让谁跟谁斗呢？王书记又想到了范闵坡。

这一回一向比较老实听话的老支书没有行动，经过反复考虑也没有行动。王书记等不及了，因为当时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热烈，再拖下去只能是马后炮了，怎么办？王书记的砝码挪到了老三范广科大队长（当时他已经由民兵连长提升为生产大队大队长）。王书记心里咒着老支书：老家伙，我给你脸面你不要。哼，少了张屠夫不吃连毛猪，没了你这坯还能不垒墙？浑身是铁，你又能打几个钉？也不看看看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喝着缸里的忘了井里的，大河没水你小河有个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不可挡，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看谁螳臂当车？统统压瘪了，打发找亲娘去！我当然是团结为主，但是有人荤素不吃，可别怪我了！哼，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公社革委会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他是这么想的，后来的每次大会、小会上也都是这么说的——而三大爷范广科当然是一呼即应，当天晚上他从公社回来便敲锣打鼓召集了一伙子人，公然宣布“推开支部闹革命”，三下五除二成立了“范闵坡大队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接管了村里的一切事务。第二天，早已连夜开往邻村听候消息的公社写作班子得到准确结果立即开足马力、极尽修饰渲染之能事，把这个“革命典型”总结得活龙活现可歌可泣的，当天上报县里，下午便在全公社的有线广播上播报了这则消息。王书记甚至亲自操起了话筒做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动员：还是那句话，“人随时代从随风”，反动顽固势力不投降就要坚决打倒、打瘪他们的狗头、打发他们去见亲娘！！！云云……那些词语跟他在大河上带民工讲话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口气由热烈、奔放一变而无比严峻、残酷。

随着王书记的这次讲话，全公社各大队便纷纷行动起来，一场“推开支部闹革命”的战斗在全公社很快就要完成了。最后，只剩下张刘沟党支部还在顽强地支撑着。张刘沟的党员队伍经受着考验。用王书记的话说：张刘沟某些人有“通天”的本事。这个“天”即原第三区委书记、今夏堰县县长郭金梁。解放前张刘沟是第三区的区委所在地；后来老区书到了县里也没有忘记张刘沟的穷乡亲，有些事情（比如计划物质的调配）还常稍微“偏”一下手。所以张刘沟的人慢慢地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重大问题总要听听老区书的意见。这一回老区书到省里开大会去了，他们便决定先不动，一定要等老区书回来再说。

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革命”形势会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那么急遽地发展起来。王书记不久便得到准确消息：夏堰县县长郭金龙，在省里的大会上参加分组讨论时表现得观点不明确、言论有错误，已经受到了严肃批评，省“文革小组”已经决定对其记大过一次，将功补过以观后效。王书记闻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味道，这一回他要赤膊上阵了。

当然，还是以范广科大队长为急先锋，率领由各村造反骨干组成的“索家人民公社革命有理战斗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轰轰烈烈地开进了张刘沟村。进攻目标是早已经安排好了，王书记亲自带人去占领张刘沟学校（这是郭县长亲自安排修建的），把那个“反动教师权威”章才茂控制起来；范老三分兵去活捉村东头的刘三狗；其余的同志一是把张刘沟村支部的人看管好，一是在村里前街后街刷满了革命标语。

事过几年以后，有个别知底细的队员渐渐透露出一些内幕，说王书记之所以亲自去控制章老师，是因为听说章老师有一件很值钱的家当——一块罗马金怀表。本来，章老师住着学校东头一间房，光棍一个人、又没啥家俬，要是有那东西就该很容易搜出来。可惜，也许是天意怜幽草吧，就在王书记他们刚刚开始搜查时，忽然听到村东头传来一阵激烈的喝骂声并伴着一阵乒乓格斗的声音。王书记有些不安，立即叫人押着章老师带领全队赶往村东去增援。再回来搜查时，王书记亲自翻遍了小屋的沟沟缝缝也没有找到那块罗马金怀表。

最惨烈的要数刘三狗家发生的那一场“战斗”。

本来三大爷和那个刘三狗还算是一对好朋友。

那年夏堰“幸福湖会战”结束后，民工们回到各自的乡，又立即投入到整平农田运动中去，好像有个口号叫“填海移山，开荒深翻”。为了便于管理，形成对比，乡里根据民工年龄、性别不同，从他们中间选拔了三支突击队，分别叫“黄忠队”“罗成队”“花木兰队”。范老三和刘三狗是罗成队的正副队长，当时工地上的好多花样儿就是他俩给造作出来的，比如跳冰水啊、脱膀子啊、熬通宵啊，等等。不但他们这么干，而且还向“黄忠队”和“花木兰队”叫号挑战——乡里王乡长对这一手特别欣赏，工地宣传干事封他们为哼哈二将，乡民兵营长称他们为左膀右臂，可巧的是这两个人又偏偏是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用刘三狗的话说“俺们是王八瞅绿豆，对了眼儿啦”——当时范老三连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呢。总之，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似乎后来范老三的媳妇儿也是刘三狗给联系的，起码有关系。

但是，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终于把他们俩逼到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刘三狗这几年活得挺舒坦，六三年，他从哥哥刘二狗手中接过生产队豆腐坊的“印把子”，干起了做豆腐的副业。——刘二狗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以走家串户卖豆腐做掩护为我地下党张刘沟区委传递情报，解放后区委特许他继续做这个买卖，人民公社化以后被吸收为张刘沟大队的副业，仍由刘二狗主持，外带两个徒弟；后刘二狗被儿子接到部队上去了，临走向大队、公社申请好了，把做豆腐这个副业交其弟刘三狗主持，以刘二狗的资格，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了——刘三狗自从干上做豆腐这个副业以后，每天的工作主要就是串乡，一天做俩豆腐，基本上半天就能换出去，生产队的买卖，给的称总是高高的，不图企赚多少。回去把换来的豆子泡上，豆渣儿往饲养员那儿一交，便算完了一天的工，生活得有板有眼的。

可是，不久前一段时间，公社王书记（还是他哥当年的小跟班儿呢）忽然来找他，一是劝说他停了做豆腐这个小副业，说是这是新的中央精神；二是动员他带头起来造反。刘三狗都没有答应，说是一定听听老区书的意见，然后再决定。他这一提老区书，王书记二话没说就走了。

刘三狗没在意。直到今天他还是没在意，见到范老三带人气势汹汹地来了，他还嘻嘻哈哈、骂骂咧咧地开了几句玩笑。可他不知道老三他们个个都是带着“阶级仇、家族恨”来的——事先王书记给他们做动员，不但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原则下给他们揭批了刘三狗的反革命嘴脸，而且动之以情，告诫他们要痛打落水狗，要知道冻僵的蛇有多么可怕，要记住当年范闵坡的爷们儿范营长是怎么死的（事详《罗马表轶史》——这里王书记把原因归结到刘二狗身上了）——于是，于情于理，大家对刘三狗都已经是深恶痛绝，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一脚而后快。只有刘三狗还抱着一线幻想呢。

范老三也不搭腔，左臂向后拢，右手卡在腰间、昂着头，目光狠狠地盯着偏上方。终于，他冷冷地一挥手，队员们便开始向豆腐坊里闯，去砸石磨；刘三狗一看这个阵势，他也急了，抡起木勺就要动武，然后是一场混战……

最终的结果是：刘三狗的儿子因为受惊吓、抽风死了；他老婆一气之下带着闺女回了娘家（几年之后才被人劝说回来）；刘三狗本人毒气攻心魔怔了、成了间歇性精神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力量又一次取得了辉煌胜利。

范老三勇敢、果断、无情、仇恨的革命形象使年轻的“革命小将”们无比敬佩。

六

让他不过瘾的是：索家公社“文化大革命战斗队”只打了这么一场漂亮仗，此后不久，中央便发了一个什么文件，大意好像是说：农村的“文革”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概括而言为“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农村的武斗很快便停止了。可是从有线广播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晚播音分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抓”，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连三大爷这样的乡野村夫都觉得不太对劲儿：这样说的和做的明明不一样嘛！对此他发过几回牢骚，公社里有人听不惯，便向王书记建议：既然他想开斗争会，那咱就专门开一次，狠狠地斗斗他、这个“潮”家伙。王书记很大度地摆摆手：“他呀，整个一杆炮筒子，肚子里放不住话儿，心眼还是蛮好的。”

三大爷肚子里真是放不住话儿。有时候听到谁随口说一句牢骚话，他就能召开社员大会批上一顿。时间长了，大家一是少跟他说话；再就是听他说啥难听的也装作不知道。

可是有一些话他却搁住了，过了好些年他才说出来，而那时候人们已经几乎把当事人都淡忘了。

有一天晚上，三大爷摸黑到张刘沟去借豆种，事情谈成了，他挺痛快，就在那里跟人家闷了一壶豆叶子茶，胡吹乱聊了一通——这时候他的口才已经大有长进了。正是阴历月的下半月，农谚说“二十二三坐着盼”到了很晚月亮才出来，下弦月的光亮已经很浅淡了，甚至是星月同辉，但乡下的天空总是那么干净，蓝得发亮，把大平原、小村庄梦幻般地衬托出来，大街上的革命标语看得清清楚楚：拥护XXX、牢记XXX、狠批XXX、打倒XXX！三大爷说正好，光明儿来接我了，我得走啦。于是三大爷借着浅淡的月光慢悠悠儿地往回走。走着走着憋不住了——都说茶水利尿，这话真不假。憋不住，那就撒呗，三大爷往个小胡同走了走，想找处闲园子倾泻一下。按说夜深人静，哪里不是一样撒？可他原则性就是强，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儿，边找边走，渐渐走到胡同深处去了。那时候社会治安真是好，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简直就是太平无事，整个村里没一家养狗的——狗都在一次运动中砸死沤肥上了庄稼。三大爷就在这静寂的村夜中慢慢走着找地方儿。

想不到，这一来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隐私。

不知不觉间，三大爷已经走到了胡同那头了，忽然他听到东边隐隐约约有点什么动静——三大爷的警惕性相当高，他立即放慢脚步，屏住呼吸，支起耳朵，眯着眼睛，仔细地侦查线索。很快，他发现声音来自东边这排土屋，走近了，看到西山墙上方有两坯来高的一个三角窗户，上面还糊着两页纸，底下一页黑忽忽的大概是报纸，又交错着贴上了一页浅灰的，大概是从哪里捡的一张破布告吧——三大爷撇着脚凑上去一看，正是，月光朦胧里字儿他没有看准，那血红的几个大“X”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屋里又传出一个女人低低的尖叫声，恍惚间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呢，但是随着几个哆嗦，他又有一丝微微的莫名其妙的厌恶感和快感。哆嗦完了，三大爷暗暗地叫骂自己一声，那胆儿兀地便壮了几倍——咱共产党员天不怕地不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阶级敌人胆敢搞破坏，咱们“早已众志成城，更加铜墙铁壁”我老三管教他“齐声唤拳头捉了张会战”——三大爷这样想着，又仔细地把眼前的地形观察了一番：这里已是张刘沟村的后大街了，往北还有两排就是村外榆树林；按胡同说已经是西头第一根胡同，再外面土坯院墙往西就到了那一大片麦子地，朦朦胧胧的夜气把麦穗的清香温润地送过来，秸秆早已经拔起来了，人往里一钻就不好找。三大爷暗骂一声：这个毛贼，作案的地方倒挺背静。嗯，说不定是个老手了，不过碰到我手里，看不整死你个耗子养的！

接着，三大爷又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几家房舍，很快就有了印象。毕竟是东西邻村，谁家谁家大体上有个了解，尤其是这个村西头儿，还有几家老亲戚，他小时候常来呢。这一看不要紧，不由地头皮嗡地一炸：原来这正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弟的家，更可恨的是去年春上他这个表弟犯了个急死病撒手去了（好像个别人还对死因有些胡乱猜疑），撇下了年轻的老婆，上面老娘老下面闺女小，一家人可真够难的；恶贼竟然敢到这种人家来偷东西！看我不把他的狗屌脑袋捏瘪了！哼，今夜里我就痛痛快快地打发他回去找亲娘。

这样想着，其实不过很短暂的一瞬间的功夫，三大爷已经挽好了袖子，攥紧了拳头，准备下手捉贼，他看好了，那个矮矮的院墙上有一个小凹道，轻轻一按就能翻身过去，然后他便一声断喝，恶贼准能束手就擒！

正在这时候，屋里又传来一些动静，是女人低低的尖叫一阵强似一阵，还隐约夹着踢动被褥的声音。三大爷头皮又是一炸，大脑嗡嗡直响：恨死了、恨死了！原来是个流氓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这一回我一定真得把他当场砸死才解恨。

三大爷忍无可忍，抬腿就要翻墙杀贼。

忽然，那屋里尖叫声戛然而止，一切都陷入了死寂，三大爷一愣。接着便听到一个浑厚的男声，轻轻地喘着气，愉快地打趣儿：亲娘嗳，真痛快，差一点儿把我这个命根子给夹抽筋了哈；花小姐子、我觉得你真是太会伺候人了，我这辈子碰到你真是太有福了。你摆得那几个架势，把我刺挠得真是火上浇油啊哈；王家那个赛牡丹跟你比简直是徒有虚名啊。呃，你再给我来一段、阿庆嫂开茶馆怎么样？

三大爷这一回头皮又是一炸，嗡、嗡、嗡、嗡、嗡、呜！呜！呜！呜！一个劲地直响，简直就要把他给炸碎了——那个男声，正是索家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王怀让同志！

这时候，那个女声开始低低地压抑着唱：

祭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来的都是客，

全凭口一张。

当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那个男声也拿腔拿调地加进来：阿庆嫂，你可真不简单啊。你的奶子，真的好吃、真的大吔。……赶明日，我让你表姐再给送过十斤面粉来，你给我好好儿地养养身子……

面粉？面粉！表姐？表姐！啥东西？啥东西！……三大爷又气又恨又悔又怨又恼又怒。耳朵里呜呜咽咽吱吱哇哇呀呀啊啊乱响怪叫；口中苦苦辣辣酸酸涩涩黏黏乎乎不知道啥滋味；眼前虚虚实实星星闪闪红红火火仿佛一片云彩。过了有一会子，忽然他发现裆下一热，原来憋不住就要尿了；这时候他也不管不顾了，掏出枪来冲着那山墙狠狠地来了一梭子疯狂扫射。

待枪声停息，一切又都陷入死寂，不知道多长时间，窗口传来女人低抑着说话的声音：“俺三哥么？您知道我一个人带着老的、小的，不容易啊；你要是可怜可怜我，你可怜可怜我，让我多活两年，替你兄弟给老的送了终吧！三哥啊，你走吧，都怨你兄弟狠心，撇下我个无能耐啊。三哥啊，你妹妹我可不是那种人啊，可是人家三次托妇联王主任就是俺荣子姐给送面来，咱实在是没法报答啊。三哥啊，你走吧，别让东屋里俺娘听见，老人家受不了气啊……

三大爷呆呆地听着，木木地系着腰绳，两手不知道咋使的劲，只是觉得把腰都煞断了，整个人不知道断成了几截，反正浑身空荡荡的。

系完了腰，轻松了，他不知不觉地往回走。往回走，不知不觉地回到自家门前，抬头时，眼前盈满了一层水光。

此后，三大爷多少年没有说这件事。

而王怀让书记，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后，也就是那年秋天，主动要求调到我们夏堰县东南部一个公社去了，那里与我们索家公社正好吊角，距离是所有公社最远的——临走，他专门到范闵坡来，召集党员会，正式任命三大爷为村支部书记；至于会后他与三大爷私下都又谈了些什么心，我们很想知道（因为当时村里人都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在培养他们王姓的一个人预备当支书的）但是几乎不可能知道了。

七

新来的公社书记姓齐，他对我们范闵坡的印象也很好，来到索家下基层第一个到的村就是我们范闵坡，勉励三大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要求范闵坡继续做好模范带头工作。

日子又陷入平淡。

关于那些年，听人们讲起来，除了三大爷坚持经常性地召开社员大会，有两三个术语还是很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至今偶然有人说起来。

一是“一边倒”，指的是三大爷当年理的发型，根据几个目击者回忆的描述，我发现那有些像现在的偏分，不过分的比例太悬殊，不是三七、二八，而是零十！好像是为了图省事儿，使劲往一侧全拢过去，并美其名曰“宁要一边倒，不学墙头草”，大概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出去参观的公社干部们带回来的，其指导思想似乎是要鼓励人们全力以赴？又大概是出去串联的学生或者谢道农场的知青们带到乡下来的，其政治意义则好像专门针对“苏修之流”的背信弃义而言的？还是有其他讲究？我说不清楚了。别人这么留的头发一边头大一边头小，还不算太难看，三大爷赶了这个时髦却惨了，他又不爱洗头洗脸，还得风风火火地下地干活，弄得满头又脏又乱，见过的都说像块大绵羊尾巴横捂在脑袋上，让我想象也得是漫画书上那种能住鸟的窝吧。

二是“娘们儿仨”，据说有一段时间村里划分阶级立场的时候把“娘们儿仨”当成黑帮分子的指代，比如说：我看你像“娘们儿仨”；但是很快这个词的意义又变成对一些文盲的取笑，比如：你就知道“娘们儿仨”。它的来源是不是出自三大爷一个人，也说不清了，当年公社组织大家听广播，传达全国批判“三家村” 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号召，三大爷他们回来又开大会传达公社的大会精神，我们这个村里口头相传的就是“秤砣、不咸、娘们儿仨”这么三个人，后来根据语言学的“意思通俗原理”简称为“娘们儿仨”。

三是“黑萝卜”，这个词的来历倒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说当年生产队生活条件逐渐开始好转，可是生产队的庄稼反而经常被人盗窃。护坡队员黑白盯着打更，但效果不甚理想。最后三大爷不信这个邪，他要亲自去看坡，说不信抓不着个小偷小摸的。

他的法儿挺绝：村西我们村大田地里有几株大杨树，正长在上坡回村的生产路边，三大爷瞅准了这个有利地形，他黑夜出来，哪里也不去，直接就奔这大树而来；到了树下，转了两圈儿，伸手试试，然后把鞋子、褂子、裤子全脱了，光溜溜一条黑黝黝的身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倒不是穿衣服攀不上去，一是衣服颜色比身体皮肤还显眼，二是他怕万一把衣服刮破了不好办，那时候布票紧张啊；当时他家里已经添到第四个闺女了，一块小布条都稀罕，找个补丁可不容易呢。三大爷上的高看得远，而这棵大树在路边空空荡荡地竖着，那些小偷小摸谁也没有往这上面在意，真所谓“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不久，就看到黑洞影里过来了一个背小筐的，溜溜地贴着地头的小毛沟往这边蹭过来。毕竟是黑夜，待看到那人影过来，三大爷便急忙往下溜，“捉贼要脏”，他还不能先声张，待他下来那人已经过去了，情况紧急，三大爷裤子也不穿就窜上去了，一下子把那个人抓住，一看正是他老安嫂子。据说老安家的一听是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后来看到他那个样子，老安家仗着平时也还开两句玩笑的份上，哆哆嗦嗦地说：求求你放了我吧，让我给你攥攥那个萝卜也行；要不，就那个、那个一下吧，啊、啊。气得三大爷破口就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共产党员。起来，东西背回去，明天作检讨。……简短捷说吧，光那一宿他就抓住七、八个偷庄稼的，巧了还都是妇女。第二天，他让她们各人背上自己偷的粮食，敲着锣、打着鼓，在村里游了好几趟街。——此后，我们范闵坡的妇女农闲了聚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河边洗衣服或者过年看秧歌等等一些大男人不在的场合，撒两句野、开个“荤”玩笑，往往爱说：嗯，小心，出门碰上根“黑萝卜”给你吃啊，吃个痛痛快快，吃不了背着走哇。这话本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需要说明的是，三大爷绝对对谁都没有做那种过分的事儿，实际上人们敢于这么明说，本身也就证明这根“黑萝卜”是干净、清白的，真正肮脏的东西，老百姓谁轻易提叙他们呢。

此外，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有一年，我已退休在家的父亲难得跟我讲起“文革”的一些事情，说：这么些年过去再回头看，我们公社多亏了人称“齐大肚子”的齐书记。齐书记是农业大学毕业不很久就到我们索家公社来干书记的，来到了就下村，每个村每块地头都到，半年才走完全公社。他也不常开会，有事直接带人到村里解决。那些年，县到各村的有线喇叭公社有一点插播权，中央和省里当然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是法定的广播时间，此外，县里其他公社还经常自编一些“本地斗争动态”“革命群众来稿”在上面放一放。可索家公社不这么干，齐书记安排人编写了一些农业科技小知识在上面播放，为此，他还专门把县里新毕业的一些大中专学生要到索家公社来写稿。

还有，当时每个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组，按月轮着在全公社那些村里放电影。别的公社一般是每放正片前先让人念一篇报纸上的长篇社论；而齐书记不这么安排，他想法弄来一些“农业生产新技术革命”（就是科普罢了）方面的加片儿，每回在正片前放一放。全县都知道：索家公社的政治气候有点不一样。尽管不一样，可是他又没有做反革命言行，县里便没怎么干涉——现在看来，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竟然能够在当时的大政治气候中制造不一样的小气候，那么这样的大政治气候是正常的吗？或者小政治气候是正常的吗？

三大爷是个对党绝对忠诚的人，他识字不多，读报像吃屎一样困难，却偏偏又爱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这样广播便成了他的好伙伴。因为常听广播，齐书记讲的科学养羊对他启发很大。

过去，在张庆的建议下范闵坡某个生产队倒是养过两编羊，可是没人怎么重视，养到“文革”还是那两编，不见多大起色，“文革”一开始，养羊作为一条“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只有个别户里还养着几只。后来公社设了食品站，收猪收羊收鸡蛋。那几个养羊户呢，碰到有个要紧事儿就牵只羊到食品站去换成钱，挺如急的。后来索家公社食品站到齐书记处交流、汇报工作，提到范闵坡养羊较多这件事，齐书记专门在有线广播上对范闵坡做了表扬。

三大爷的积极性于是很快上来了，那时候我们村有好多盐碱涝洼地，不长庄稼光长草，张庆就是根据这一条才建议养羊的，而后来一闹“文革”羊没了、地更荒，再加上没人过问，荒草养羊这件事便撂下了。现在，齐书记这一提，三大爷觉得应该好好管管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三大爷“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么一想，根据广播上听到的一系列科技知识，对照前几年养羊的成败经验，很快拿出一个方案，然后报到齐书记那里，齐书记略作修改就批准了。为了支持这项工作，公社里随后还拨了一部分贷款，三大爷回来就召集大小队干部做了布置，具体做法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范闵坡村必须每户养3-5只青山羊——不能多养，齐书记说了，多养容易犯病；当然更不能少养，少养完不成任务。羊羔呢，村里帮助解决；饲草呢，生产队组织从南边大洼里割；出栏的羊嘛，当然是由村里登记、统一交给公社食品站——行了，就这么定了？

实际上还真是这样，三大爷一拍秃脑袋（他的一边倒自从齐书记来了之后改了，改成一刀剃、光葫芦头了）说：“伙计们、老少爷们儿们，咋样？就这么定了！”他说定了就定了。那时候村里没有人不听他的话。

我们村的养羊业开始进入一个新层次。三大爷昂首挺胸前进的道路也攀上了一段高高的台阶。

八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村的山羊开始大量出栏，索家公社食品站的收购量急剧上升，有一个季度竟占到全县收羊总量的二分之一。每次三大爷到公社那里去，食品站的验级员小胖老远见了他就喊：“三大爷来了啊？快到咱站上来歇歇。”那时候小胖刚刚跟农村的媳妇散了，正和兽医站上一个干采精员的小妇女黏糊着，三大爷心里挺厌烦他这件事儿，但是对小伙子的鬼点子多还是蛮佩服的。比如小胖教给他怎样分阶段突击喂养，同样成本那个长得好看，能划高价儿，甚至怎样洗理羊毛也能使羊显肥、显壮等等，好划价儿。三大爷虽然不喜欢花架子糊弄国家，但是“好羊出多了才算是贡献大不是？你贡献大了咱在全县受表扬不是？全县受表扬才算给国家争光不是？”——嗨，一口一个三大爷叫着，一支烟一支烟敬着，一碗茶一碗茶续着，小胖的话三大爷爱听。

不久，三大爷开始做报告。先是县里觉得他够典型，让公社报材料，材料报上去分管领导看了觉得不满意，一句话给否了，然后专门派了县委宣传部的一支笔杆子下来。结果，那杆笔下来没几天便在我们村发现了“阶级斗争新胜利”。

村里椽子哥那一年秋后娶媳妇，我已经上小学了，这件事儿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天，我们一些小学生放了学就到他家去看看，婶子、大娘们帮着缝衣缝被，我们则乱哄哄嚷着要喜糖、火烧吃。椽子哥在外面干临时工，家庭条件挺好，他家里人也很热情，我们爱去。那时候他家里也养着三只羊，不过许是因为家里没有人盯着去割草喂养吧，那羊长得不是太好。凑巧的是，临办喜事了，有一只羊忽然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了，最后竟然是奄奄一息的样子。于是人们便说：杀了吧，总比它自己死了好，正巧办事儿得用肉，杀了它就不用再花钱买了。椽子哥的父亲去问小队长，小队长含含糊糊没应出个大概来，说是不是得应该三大爷回来表个态吧。三大爷呢，当时跟公社的人去县里领料去了，眼见着好日子就要到了，羊又是那个样子，椽子哥的父亲没再多想，回去找人把那只羊杀了。

第二天傍晚，我们放了学又到椽子哥家去，老远就听到有吼声和哭声，本来大家有说有笑的，已经说好了，今天烙小火烧，每人给我们俩，先尝尝喜气儿，这会子却忽然都有些呆了，有些胆小的甚至不敢再往前走呢。

毕竟那时候我还小，一些具体的情节记不清了。事情呢，是因为三大爷从公社回来，第二天偶然发现了这件事，他立即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共识，决定：一、羊是集体财物，坚决不能容忍，这种恶性事件发生是对我们大队集体的污辱，对此要坚决予以打击；二、把那个羊筒子、羊皮全都没收，上缴公社食品站；三、立即向公社党委做检讨。

然后大家在三大爷的带领下威严地开进了椽子哥家，而这时候彩棚已经搭好，外请的厨师正准备切肉、切菜安排席面呢。结果这一切都叫三大爷他们给打乱了。

记得那些年，大队里每年春天都在围子墙跟下那儿烧地瓜炕——挖一个很大的方坑，然后在下面垒炕，高度约有坑深的一半，炕上铺满粗沙，砂中均匀地埋了做种的地瓜，喷上水，保持湿度，炕上方平地起来用长木杆子架成顶儿，顶上苇箔铺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炕下开始点火，提高地温，催发瓜芽。待地瓜炕上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季候还比较早，围子墙那一带是一片干燥的黄秃秃的春田，走近地瓜炕，揭开苇箔，乍见一地嫩生生的鹅黄的小枝芽儿密密麻麻地拥挤着，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再加上还有一股甜丝丝的暖湿的气息，更可以说是“沁人心脾”了（这是我以后造句时候忽然想到的）。那时候地瓜炕有人守着，但是我们小孩子过来玩他们一般不干涉。可有一回，我和两个小伙伴儿来这儿玩，正趴在那儿看着（其实揭开一点缝隙是必要的通风，不是“照顾”我们参观的），忽然觉得气氛不对，回头看时，守炕的两个大人正在仰着脸、笑着，后面三大爷威严地立着待我们都看到他了，他才过来，二话没说，抬腿冲我们的小屁股一人一脚，然后吼道：“小兔崽子，把秧子凉坏了咋办、还能种地吗？滚一边玩儿去！”我们屁滚尿流地爬起来就跑。真的，小时候我们都怕他，传说公社带枪的公安和他最好。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们逼着椽子哥的父亲背着那只瘦小的羊肉筒子，低头认罪似地从家里出来，往西，出村，上公社去请罪。三大爷在一旁，披着一件旧棉袄，左手照例卡着腰。此外，我记得那天下午的天色特别红，太阳早没到漫天云彩后头去了，天阴了一会儿；可慢慢地天上的云彩都着火一样地红起来，红起来，一直烧到我们头顶上，一片通红。

从那以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好几天不理三大爷家的小二、小三呢。

而椽子哥，至今没见他跟三大爷说过一次话。

这件事本来三大爷做得似乎有些过份了，然而宣传部那一笔杆子听着似乎不过瘾，等他写进报告里面时，椽子哥一家已经像公社电影组给我们放的《青松岭》上的钱广或者《龙江颂》里的黄国忠了。当时他在公社有线广播上这么一念，吓得我们村好些人都惶惶不安：如果真要按杆子这笔所写的追究起来，那椽子哥准得应了那句话“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佩服，那杆子笔写得就是好，让三大爷讲着讲着忍不住就要兴奋、激动、发怒、发誓；我们当时听着，也觉得挺鼓舞人、挺光荣的、甚至挺伟大的。

三大爷这一来起码为我们公社争了光。县里专门把他们这么一批农村广阔天地上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组团在各公社做巡回报告呢。

后来，县领导一高兴还专门把他们这批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先进分子组团送到江南去参观了一趟，对了，不是有个口号叫粮食生产“跨黄河、过长江”吗，这回他们一下子就过了长江。实际上当时他们出去参观学习跟现在的“参观学习”也没有啥本质区别，就是玩儿；不同的是现在这人儿都开始出国了，当然也仅仅属于量变范畴，照这样下去，参观到月球上也是一个性质。可是，啥时候也有不会玩儿的“潮种”——现在一定还有、不知道是谁，过去呢、我们这个三大爷算一个。当时是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老姚带队，老姚这个人带队参观已经不止一次了，长江一带更是常来常往，哪儿风景扎眼、哪儿伙食打嘴、哪儿息宿托梦，他都清楚得很呢，参观路线也早已烂熟于心了。可是想不到我们这位三大爷最后忽然发现不对劲儿：咋一处饲养场都没有见着哇？！说啥粮食产量过长江，长江到底咋样儿咱也没瞅个影儿啊！！

还得说姚部长是个聪明人儿，要不怎么叫人家干农工部长呢，一看这个老范嗓门儿挺大、态度挺诚、用词儿挺冲，他立即机动了半天时间，带队到江南的一个生产队去参观了一下。参观了一下，大伙儿当时心里都服了，毕竟那帮子“先进人物”大多是凭一身汗水一身泥干出来的，行家看门道，看了就服了。服了就没话说了，那时候也是聪明人多。只有一个老范，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了，一路上缠着姚部长要求县里给进一台那个饲草粉碎机。他认准了的事儿，真是吃饭也缠、睡觉也缠，弄得人家姚部长只好答应了；想不到这一答应更坏了，他见有了活口儿就缠得更紧。回到县里，下了车，书记、县长已经很热情地在招待所里等着他们了，见了面就问，怎么样？收获不小吧？下面的先进分子们便纷纷抢答：好！太有收获了！书记、县长益发高兴。待到三大爷挤上来想说道说道的时候，县里的领导已经回身走了。先进分子们也很知趣，领上纪念品各自回家去了。

三大爷没有回家，直接就跟姚部长去了，吓得姚部长也没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找来秘书，问明白，原来粉碎机归供销社管，姚部长又给县社主任写了亲笔信，交给老范带着，同时把电话打过去，说明情况，三大爷这才放了他——虽然三大爷缠人、磨人、逼人，但是姚部长到死也直说范老三是个好同志（对后来被任命为副县长的王怀让说的）。

县社主任对姚部长的话很重视，没几天就立了项，拨了款——反正一个井里出碳，最后都上县财政平帐，干啥不痛痛快快地呢——具体任务就落实到了索家公社供销社，索家供销社吧任务具体派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不愿意去。

虽然同村同龄的弟兄，从小光着腚一起玩儿大的，可我父亲就是看不惯他这个三哥——是一辈子都没看惯过。具体的说呢，椽子哥家死羊那回事儿（当时乡里们戏称“嘎肉事件”），你没收就没收吧，偏偏还吹成什么“阶级斗争新胜利”，哼，一棵树底下打干棒，谁还不知道谁那两下子！说也是，三大爷偏偏就格外爱找我父亲啦话儿，每次到公社去开会、办事他都挤空儿到供销社去坐坐，听我父亲没好气儿地“熊” 他两句、“刺”他几口，说啥他也乐意听。那时候我们村里人们有啥大事一般也就是到公社驻地去办，办事多数要到供销社，到供销社就找我父亲；父亲是个热心人，老乡大老远来了，事儿他帮着办，完了还可能留下吃顿便饭，起码是喝壶茶、拉拉呱儿。这样，我父亲对村里的情况往往能够说到点子上。实际上，买饲料粉碎机的事由儿还是我父亲首先提出来的呢，现在真批下来了，并且是让他直接去办，他却不想办了。其实这后面还有一个原因——我父亲多年以后才对我说起来，就是：为养羊搞服务、受累是供销社的差事，可是到收羊、上缴任务倒成了他们食品站的光彩！供销社的领导、同志们心里有气儿，不愿意再给他们卖这个力了——如果说这不是计划经济的缺陷，就得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一个有力说明：该，“革命”还不彻底，“私字一闪念”还没有彻底批倒、批臭、批烂。

虽说不愿意去，可我父亲最后还是去了。那笔钱拨下来不久三大爷闻讯接连来了好几趟，最后连齐书记都出面为供销社做工作了，我父亲觉得去就去吧，成不成出去看看。临走他问三大爷，注意人家那机器的产地了吗？三大爷肯定地说看了，伸手从右往左比划着说：那上面（铭牌）写着“小丹”，嗯，没错，是小丹！那个“小”还格外小。

“小丹”是个什么好地方？我父亲想了又想，最后猜着摸着，发现可能是“东丹”——丹东吧？得，反正是摸黑出去的，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试试吧，他开了介绍信、调货单，直接去了丹东。结果呢？一路顺风，机器很快就调回来了。按说明书安装好，一调试，行。

转眼到了年关。年关年关，真像个关口，尤其各单位的的领导，早早地就得盘算着，怎么样给下属职工发点儿像样儿的年货福利。供销社的领导们很自然地就考虑到我们范闵坡的羊了。“采购”的任务自然又砸到我父亲身上。

然而，不巧的是人家食品站早已经去联系好了，并且统计了头数、还嫌少呢，据说是往北京送的任务，北京啊，用小胖的话说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啊！这可是我们全县的光荣呢。三大爷正为头数不够而烦恼着呢，他对我父亲说话当然是一口否决了。否决就否决了吧，供销社的领导们虽然气愤，骂两句“喂不熟的狗”“翻脸不认人”也就罢了。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儿很快被县里那支“笔”听到了，这一回是为了写到市里去作报告的发言稿，正愁没有办法上水平、增分量呢，这会子好，在“阶级斗争新胜利”的基础上又深入地开掘了一层，发现总结出一个“政治思想觉悟的新进步”，吧供销社写成了负面角色。并且那支“笔”写得真好，能够让不相干的听众也听出同仇敌忾来。像供销社主任引用斯大林导师的一句话、好像是什么“如果方向错误，则设备越先进、工作越卖力，造成的损害就越大！”确实，那个报告把供销社损透了。几家欢乐几家愁，三大爷念得很欢乐很气愤很喜悦很悲痛，在地区里赢得了不少掌声。

报告完了以后，省里专门组织各地的畜牧业先进分子组团出去“参观学习”了一趟。这一回是有针对性地往北，祖国的四大牧区参观了三个，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社会主义祖国的辽阔大地上，到处都有无比美丽的风光。三大爷这回又大开了一下子眼界。

参观学习团回到省里又学习了一两天理论，临解散的时候省畜牧局给每个团员发给一小部分苜蓿良种，建议大家回去后试种一下，可是三大爷不干，他嫌少，软磨硬套地跟人家省里的领导要了一大麻袋。

省里的同志虽然给了他，但始终不明白：他要这么多苜蓿种子到底干啥用呢？

干啥用？三大爷的计划大着呢。回到公社他就去找齐书记，谈心，汇报思想申报计划请求支持：他想要把全范闵村的土地都种成苜蓿，要把我们村建设成索家公社独一无二的“畜牧生产大队”。

齐书记认认真真地劝阻着他。齐书记用那略带结巴的语句给他讲了大大小小许多道理，一个地块儿一个地块儿地分析，一个物种一个物种地比较。他越听越对。但是他又不得不拼命表白、争取——因为他已经对县里一些人讲了他的想法，并且县里那杆“笔”已经表示随后来看现场呢，这可咋办呢？不等于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在向上级说谎么。

齐书记这一来上了火，他严厉地批评了“老范同志”的这种做法，明确表示只许在那片盐碱涝洼地上搞试种，然后气呼呼地把老范赶出办公室。

三大爷扛着那麻袋种子就回来了。一路高唱红色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胜利回家乡”。那时候刚开春不久，天比较短，三大爷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了，从公社到我们范闵坡有近二十里地路程，那时候主要是生产路，窄窄的土道，一路上坑坑洼洼的车辙，白天都不好走，晚上更难，三大爷却走得很舒坦，因为一幅宏伟蓝图在他的脑子里招展着呢——虽然齐书记的话他绝对不敢不听，可是县里领导们（其中有刚刚担任副县长的王书记、王怀让）对他的期望他也不能辜负了哇——据说他就那么兴冲冲地一路没歇歇脚儿，扛着那一麻袋种子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先进家，而是扛着那一麻袋种子村南地里转了一大圈儿，一二百斤呢，他恨不能当夜全播上。后来，我读《梁生宝买稻种》那一段儿，在黄河上游的高原上，温润的春雨浸湿的夜里，梁生宝那颗火热的心忽然使我特别感动；我当时想到了三大爷，这个在黄河下游大平原上深深春夜中扛了大麻袋“梦游”的农民汉子，他那颗心该多么热啊？

第二天上午一早就召开支部和大小队干部会，讨论种植计划。村里的麦田当然没法动，他的意见是把留下春作的棉田和地瓜田全改成苜蓿地。当然，三大爷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光讲了县里主要领导的指示，齐书记的意见他也对大伙儿讲了。这一回大家没有急着表态。三大爷沉不住气了，他甚至略带请求的语气说话：先种一年也行啊，试试看，要不怎么向上级领导交代啊。

正要表决的时候，总支书记带着齐书记的意见过来了：再重复一遍，一定不要盲目阔大苜蓿种植面积。这是科学！

但是。最后他们决定举手表决，在总支书记的主持下，达到如下的结果：村里的大小干部一共11人，一票弃权，其余5票支持、5票反对，眼看事情没有结果，我们的总支书记眼明手快，他也投了一票，他支持。于是，最终结果是我们村拿出所有春田，全部种上了苜蓿。

而县里那支笔杆子果然没有辜负这个“重大新闻”，他绞尽脑汁发掘题材、升华主题、精简文字、填充数字，嘿，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杵磨成绣花针，这篇消息竟然在《人民日报》刊发出来——全县为之震荡了一回。这可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把夏堰县写在中央党报上啊，等于在鄙县新闻史上放了一颗大卫星啊！那位笔杆子立即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以示褒奖，云云。

这当然也是三大爷昂扬的人生路的一个顶巅，起码在夏堰县他是第一个登上《人民日报》的人啊。当时，就连齐书记也开始相信这个老范到底竟然做对了。

九

秋天，金风送爽的季节，我们黄河下游大平原也出现了“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白雪飘”的宏伟景象，那是丰收的棉花田在一望无垠的丰沃平原上恣意地铺展。

可惜，这么美好的景象中，唯独缺少我们范闵庄。老百姓更关注的是：其他生产大队向国家交售了白花花的棉花之后，都领到了白花花的票子，“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队下面各家各户也按着工分领到了生产队分给的劳动收入，钱真是好东西——截上二尺红头绳，给俺喜儿扎起来。尤其是上着中学、小学的孩子们，总能够从父母那丰收的喜悦里分得一点欢乐的果实。但是我们范闵坡的孩子都没有。

到了秋后，树叶落光，北风转凉，可公社食品站的大货车还是没有来。三大爷沉不气儿了，他顶着这么大的阻力下决心全村的养羊面积，而且托共产党的福，今天的山羊只只都是膘肥体壮，足顶个儿都能化成一级。首先，当然是要为国家做贡献；其次，这些羊交上去总应该有比种棉花略高一点儿的现金收入才好啊，对全村老少爷们儿也有个满意的交代不是。食品站不来，咱也得去问个明白。

这样想着，一大早来到食品站，却忽然发觉：站上的人们一点儿都不热情。小胖见了他别说“三大爷”了，连个笑脸甚至都没有，三大爷心里还替他解释：一准是那个对象没谈成，心烦。站长倒是礼节性地让喝茶，但一句收羊的话也没说，只顾忙着看账。三大爷便挤出一脸诚恳的笑容问情况，站长这才告诉他：“不行啊，老范，今年据说内蒙那边畜牧业生产大丰收，那边的肉好吃啊，国家没给咱收羊的计划，白搭，你的羊我们记下来，有了计划先给你说，好了，回去等着吧，我现在正愁这些猪收超了，没法处理呢！”说着话站长不耐烦地甩甩手中的账本子。三大爷一看这阵势，知趣地出来了。

出来了，索家街上还没有几个走道儿的，小北风顽皮地吹弄着几缕随叶子，在土房子土屋的大街、胡同来回地旋转，天色似乎罩上一层薄薄的灰云，三大爷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觉得公社、供销社哪里也不能去了，他咬咬牙，煞煞系腰绳又跑着回来了，二十多里路呢。

又过了半月，三大爷在焦急不安中等待着，后来忽然听说那边的张刘沟有人到食品站去交了四只羊，好像食品站开始零星收购了。三大爷急忙去了公社食品站。到了那里一看，霍，食品站大门前已经排起了老长老长的队，有送猪的、送羊的、送鸡蛋的、送兔子的。老远就听那个验级员小胖在里面咋呼：挤什么？吵什么？！今天的国家计划还没有下来，没计划我们怎么收？嗯？！你看你说得好听，你半夜来的，我正想找你呢，半夜你就来砸我窗户，害得我们、啊啊、我半夜没睡着，你看你，你叫我怎么好好工作嘛！你！

三大爷进去直接找站长，站长办公室里正有几个人围着又敬烟、又点火、又追问、又哀求，一个事儿：都想多交两头畜生。

站长摩挲着眼皮，谁也不看，一会儿深吸一口烟。停住，再徐徐地吐出一片云雾，好深沉的神态。

一会儿，桌上的电话铃响了：钢狼狼！钢狼狼！钢狼狼！

大家都吓一跳，站长暂时露出一线微笑，沉了沉，目光稳稳地盯住那部电话机，好像欣赏啥宝贝似地，直到电话铃响了八九遍，他才慢慢地伸手去接。

大家伸出耳朵来听，结果好令人伤心、失望啊：今天上级还没有决定指标分配方案，等等；估计明天计划准能来吧。

站长故作夸张地瞠开眼皮，撇撇嘴角，长叹一声，说：唉，您大家伙儿都听到了，等吧。

三大爷当时凑得最近，他隐约听到说明天准来计划，又听站长说叫等，他脑子转了转，立即出来了。一溜小跑回到村里，赶紧召集大小队干部，把生产队的大小车辆全套起来，每家收拾两只羊，半夜运到食品站去排队——他自己专门带上铺盖，又掖上四五个凉饼子，心里打定主意：好好在索家排上一夜队，明天只要计划一来就把羊交上去，一切就好了。三大爷心里还美呢，心说别的村为交棉花排队，有时候三天三夜挨不上号，幸亏咱养的是羊，好交。

他带人排队等，分两伙，轮流着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吃点饭找点水喝。起初他不好意思到我父亲那里去，他不去村里其他人可是都去；到晚上，我父亲见他没来，心想这个三哥可真是倔，得了，看看他去吧。我父亲像散步一样地来到食品站，老远就听见羊吱猪叫一片，转弯就看见老长的队伍乱哄哄地排着。我父亲走过去，正看到三大爷在那里啃凉饼子，刺骨的小北风嗖嗖地吹着，饼子冻得棒硬，甚至能听到吃冰棍一样的“喀嚓”声；我父亲过去，村里其他人连忙打招呼，他也不答应，冷冷地看着三大爷，三大爷使劲儿咽下一口凉饼子，抬头跟他打招呼。我父亲问有水喝吗？三大爷故意轻松地说已经从站里提了一桶凉水喝了。我父亲一听就有气，哼、凉水，忘了当时一个劲儿叫你“三大爷”的时候了。我父亲也不说啥，拉着他就走，他挣扎了几下，没脱开，便别别扭扭地跟着走了。来到他们供销社，父亲也没多说啥，拿出俩热乎乎的馒头，一小碟咸菜，往办公桌上一推，然后捏了一点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冲上开水，也塞到他面前。三大爷不说话，低头慢慢地吃。父亲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的小屋里大火炉呼呼地烧着，水壶里吱吱地窜着白汽。

吃完了，猛喝一口水，烫得一呲牙，他还是不说话，慢慢地喝。喝了一半儿，我父亲又给他续，他摆摆手，没说出啥来，看着倒满了，只是轻轻长叹一声“唉——”

此外就只听到北风吼吼地从远方赶过来，轰隆轰隆的阵势。

然后，又低头喝水，又续；大约续了有四五次之后，汗水开始冒出来了，他终于说了一句话：“饱了，我得回去看看排队。”说完就走。乍出门，外面忽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俩在刀子一样的北风中停了停，慢慢地发现：天上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堆得很厚了。

第二天，黎明前风停了，开始下雨，像致密的春雨一样悄悄地飘洒着人们起初还以为是起雾呢，可慢慢地冰凉的水汽开始凝聚、流动，在脸上麻酥酥地流动，甚至已经分辨不出是冷是热，地面上也慢慢地湿润着。

幸好，不久这雨水变成了一种小米粒儿样的冰霰，人们能听到“刷、唰、唰、唰”的落地声，这时间天地渐渐从黑色中隐现出来，不久，夜幕被这雪霰染成一片白蒙蒙的背景，周围的房舍、树木便能看清楚一些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沙尘样的雪粉又开始下来掩灭那些雪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团大团的雪花从天上洒落下来，天地终于又都变成一色纯白。而大家已经分辩不出这是什么时侯了。

那么长时间，排队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说话，而且猪羊也都哑了一样毫无声息。

到了下午，大雪下得更猛，食品站忽然开门了，小胖裹着厚厚的棉大衣，一滚一滚像个黑狗熊一样，出来宣布：国家计划，最后决定了，今年，为止，停止一切收购！

说完，他立即就回去了，“咣当、喀嚓查”关了大门。

大雪里沉默着的队伍忽然“轰”地乱了起来，人声与畜叫交杂。

大雪下得越发紧。

最后，三大爷只有带着大家伙儿往回走，本来天就短，再加上阴天下雪，他们开始回头的时候天色已经黑暗下来了，就在这簌簌的大雪中，他们摸黑把大车小辆全赶回村里。

那一宿，村里老人们说——第二天再见到大老三，他好像老了好几岁。

可是，不论怎么说，羊总得交出去啊。

又过了几天，三大爷决定到县里去找书记、县长想想办法。

那天早晨，刚听到第一声鸡叫他就起来了。屋里黑咕隆咚，院子里倒还有浅浅月亮。

乍一开门，一股子霜气扑头盖脸就打过来了，三大爷当时就是一激灵，他摸摸怀里那几张葱花油饼（这可是过年才能见得着的呢），深吸一口气，踩着小道上嘎查嘎查的积雪和冰凌，冲县城方向就赶。

五十多理路，也不知道咋过来的，到县城天色已经大亮，街上人来人往正匆忙着。

书记倒真好找，在那间宽大的宽大的县委办公室里，书记很随和、认真地听他讲；讲完了，书记说县里最近正忙着准备“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很忙——这个生产归石副县长管，我打电话过去你找他吧，按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说着便要通了那边的电话，又很客气地送他出了办公楼。三大爷出来，只见这一会儿的功夫大街上从县委开始到车站那方向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标语后面那小炸弹（标语后的感叹号）一串一串的、真不少。三大爷特意停下看了看，好像写得是什么“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警惕全面复辟阴谋！！！！！！”“大批'唯生产力论’谬论！！！！！！！！！”

三大爷到县府找石副县长，在大门口就给人截住了，戴红章的门卫看他是个老社员，客客气气地告诉说县长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有事下午再来。三大爷一看这个情况，很知趣地走开了。

他也没走太远，拐过府前街，找个背阳也被风的小胡同，在里面靠墙一蹲，长长地舒口气，这才想起来没吃饭，掏出怀里三大娘连夜烙的葱花油饼，仰着脸、慢慢地吃。心里一忽儿还想：也许县长们研究的就是肉畜收购的问题吧。一忽儿有觉得不是。

下午，三大爷刚到县府大门口儿便见到石副县长了——头上扣着尖尖的一顶白纸帽子，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面刷一行黑漆漆的大字：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字上面还盖了两个血淋淋的大红“X”。

三大爷一看这阵势，啥都明白了，明白了他就痛痛快快地往回走、往回走——这一走就走了将近一夜。

也是刚刚第一声鸡叫不久，我父亲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大声问“谁”，一听是三大爷，立即跳下来去开了门，，只见外面白森森的雪光里三大爷直挺挺地像个小鬼儿是的，门开了，他还是呆呆地张望。我父亲伸手拽他竟没拽动，外面的空气冻得跟冰一样坚硬，而他已经和空气冻在一起了。

他进了屋，我父亲问也没问，立即把大炉子捅开，待火苗子熊熊地窜上来，先烫了一锡壶“老三毛”（夏堰县酒厂的散白酒），给他放桌子上、让他自己喝；然后又下了半把面条，这才回头跟他说话。

三大爷稀里糊涂地把事情讲了好几遍，我父亲总算听了个大概，知道不是村里有事就踏实了许多，静静地听他讲；知道也没办法劝他，最后看他讲累了，陪着骂一句：哼，什么玩意儿，把咱农村都当成他们的保险丝了，他那里压力大了先把咱烧断了；待到又想起来有用了再把咱接上！唉，谁让咱农民天生就是个贱命啊！

三大爷听我父亲这么一说，他就不再言语了，眼看到外面天光亮起来，他起身便走，我父亲怎么拉也拉不住……

回到家，他就病了。

一躺就是8、9天。后来，大家伙儿眼看他是不行了，纷纷帮着准备后事。只见他眼瞪得老大，开始大家不敢跟他对视，可后来发现他就是愣看不到人，大活人来看他，他不是叫成爷爷就是奶奶、或者大爷、大娘，婶子、叔什么的，都是过世多少年的人了。有时候忽然良心发现似地冲三大娘忏悔：孩儿他娘、我对不住你啊，打从当年拐二叔帮我骗过你来，跟我没享一天福啊！咱那个大孩子叫我了——那个、都怨我啊！

有一天中午。人们忽然看到他俩眼珠子乱翻，双臂上下左右舞动，手指似钩似叉，嘴张得老大，却喊不出半点儿声音，脸急得发紫，大滴大滴的汗珠子直往下掉、往下掉；有人看他这样太难受了，大着胆子伸手扶了扶他，就听他喉咙里“格拉”一声响，一直响到胸膛里，然后粗粗的喘了几口，才又沉沉地倒下，老长老长时候，脸色才又变得蜡黄。人们问他咋了，他说：看到集体的羊跑散了，急忙去追，越追越散，不知道追哪知好了，心里正急，可是这时候忽然掉进一口野井里去了，埋到胸口也不知道是泥是水，四周黑惨惨的，井壁长满刺棵子，身子还往下沉、往下沉……幸亏你们拉我一把，要不就全沉下去了。

嗐，早死早投生，人们暗说，都急命了，拉他那一把干啥呢，活受罪；可也是，命这个东西，受不完最后一口罪，他老天爷可就是不让你走唻！

……

最后，那天晚上，他眼睛瞪得更大，木木地望着前方，不再说话了，村里老人们挤了一屋子，在那盏小小的煤油灯下，人影重重叠叠，把屋里遮得不透气。院子里也站得满满的，黑幽幽一片悄无声息，听里面不断地向外传消息：

——脉象更弱了；

——好像开始倒气儿；

——可是，抬头纹就是不开，眼睛就是不闭；

——唉，猛地说了句话，说“收羊的来了”。看了死不瞑目啊；

——唉，又连着说了几句，还是叫收羊的来了，叫大家伙儿“快准备”，回光返照呗，快了！

就在这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了几声汽车喇叭。一会儿，我父亲带着一辆大解放汽车直接开过来了，雪亮的灯柱把夜空劈开一道裂痕。

还没下车，我父亲就喊：三哥、三哥！收羊的来了，快集合大家来交啊！人家南方的同志还得连夜赶回去呢！

三大爷听了这话，忽然就来了精神，他一翻身竟然坐起来，眨巴眨巴大眼眶，用低哑的声音招呼大家：快去交羊啊。

——三大爷的病，好了。大家都说这真是个神奇儿。

那三个收羊的带着南方某个县供销社的介绍信，还有他们省革委会的通行证，专门来联系收羊。原来是我父亲试着往我们省供销社主办的一个内参上投稿，把村里山羊滞收的消息发了出去，想不到省里很快给登出来了；更想不到随后不知道为啥叫南方这几个人看到了，人家开车连夜就赶过来了。这时候，三大爷可不想这羊是不是该供销社收了；我父亲更不管人家什么“投机倒把”。能收就是救了命啊。

——现在，父亲这几年每看报纸就感慨：不怨人家南方发展快，人家那些人“精”啊！

十

三大爷的病好了，可是身体却实实在在是不行了，精神也越来越差，那两年，村里的事他基本上不再仔细过问——而公社里同样没人太过问下面的事。人们都过得混混沌沌又兴奋莫名。从周总理逝世到“四人帮”倒台，大悲、大哀、大怒、大乐、大喜全都赶到一块儿了，农民们实在分不出个青红皂白，他们陷入了哲学家们所谓的：迷惘。

然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种人”的教导同时在村里流传着。而且随后就开始实行撤社建乡，开始搞承包制。

那天晚上，三大爷主持了最后一次支部会。大小队干部都觉得没着没落的，白天，大小队的生产资料全分了，社员群众中有人说这跟当年斗地主分田地也没啥两样啊，年轻人更是兴高采烈。幸亏还有大队一排仓房和几仓种子粮没动，要不就连他们开会都没处去了——而实际上，社员大会上群众已经议论了分仓的办法。群众中有比较开明的说了：谁阻止谁就是“余孽”，就要毫不客气地打倒他。

会议开得晕晕沉沉无边无沿的，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简直不知道在说啥，郁郁磨磨便到了接近三更。不知道谁说了一声“饿”，大家的话题便纷纷围着“饿”猛啃。

三大爷忽然说了一句话，说：“我干支书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让大家伙儿吃顿集体的饭唻，我心里知道你们都埋怨我，啥也别叨咕了。可咱这些年见年上缴公粮、棉花最多，给国家做得贡献最大，咱们问心无愧啦。今天，咱破破例，让保管员看看，有啥能吃的，咱大伙儿吃他一顿集体的便宜饭。”

几个干部听了这话，很兴奋地出去了，摸黑在各仓库里看了看，回来说还有面有油，别的没啥了。三大爷想了想说：“还是擀油饼吧，多放油，大家好好吃一顿；唉，有了上顿没下顿喽。”

大家伙都不再搭腔，纷纷行动，往原先饲养员住的屋里去整理锅灶，好些天没用，那烟灰沙尘都落了老厚的一层。

有的便出去找盆、找水、找柴、找葱花、找擀面杖……

总之，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功夫好大的一摞葱花油饼就烙出来了。一伙儿人或蹲或立或远或近一人抄了一大张，狼吞虎咽就“塞”起来了。

吃到最后，肚子里东西足了，这才想到要细细地品评一下滋味儿，忽然有个人说了一句话：怪啊，这饼咋吃着不香啊？油可是不少啦！

他这一说，别人也开始仔细咂摸，是啊，七嘴八舌都说：光是滑腻腻的，不香呢，嗯，不对味！？不对味！！

到底是咋回事呢？要说还是人多力量大，大家伙儿吃饱了有精神，集中精力找原因。

不一会儿就发现了问题：原来烙饼用的油不是食用油，而是润滑机油！

干了这多些年，白吃集体这么一顿饭，大家伙儿别提多么恶心了。

从那以后，三大爷不明不白地戴上了一顶“余孽”的帽子；同样不明不白地彻底退出了范闵坡的“政治舞台”。

那几年，女儿们在不知不觉中大了、嫁了，如果第一个儿子不死，孙子也早该抱上了。他没有抱孙子（外孙不来），而地里的活也不用他干（有老婆子和小闺女呢）。他每天只是背着手，低着头，在我们范闵坡各个地块上闲逛，而且专捡比较偏僻、人少的地方，他好像不愿意见人、说话，而实际上人们都各自忙自家的地，没谁有功夫跟他闲聊天。说到底，他好像已经渐渐被人们忘记了。

确确实实，他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直到几年后，有一天，村里忽然在大街上放电影，那几年电影放映权也放开了，村里谁家有个孩子生日娘满月的、娶新人祝老寿的都可以花俩钱儿雇场电影，让大家都看看，分分喜祥气儿。不过都是好几天前就知道的，知道有事儿大家还催着问呢：怎么着啦？哪天放场电影啊？甚至在哪个场地里放（一般包电影的人定）、请谁来放、想放啥片儿，也都提前知道了。——可这一回放电影谁也不知道，一开始大街上冷冷清清的，人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看啥呢？后来，几个村干部开始安排人下户叫人，叫人来看电影。

人们起初还纳闷呢，这几年光见村干部找人催提留了，想不到这电影也催着人看呢？后来才慢慢听明白：原来是中共夏堰县索家乡党委和夏堰县索家乡人民政府给三大爷落实了政策，从今年起按退休干部待遇，有退休金了。退休？多少？呵呵——一年的退休金刚够包场电影的啦！可他三老头高兴，愣是包了这场电影，为这事还专门“请示”了现村支部、村委会。

那时候我已经升学远离家乡，这些事情是后来听说的，那晚上，出来看电影的人不多也不少。

电影放过了，三大爷还是“三老头”；他还是背着双手或者再加一只小草筐，驼着背低着头走在那些偏僻的边角地梢；村民们还是各自忙忙碌碌地在自家分的承包地里干着……

然而，去年，三大爷忽然又“风光”了一回。

那天傍晚，人们正在忙着做饭、吃饭的时候，村里的大喇叭忽然放起了录音，是赵本山的小品《扯淡》，还有赵丽蓉的“换包装”，听得全村老少们嘻嘻哈哈直乐。两个小品放完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开始哆哆嗦嗦、前言不搭后语地讲开了：“咳、咳、咳，我、我趁这个功夫，跟咱、咱大家伙儿说句话。前天县人大，啊、啊对是县人大上齐主任，就是过去公社齐书记，到到咱公社里来、啊乡里来，找到几个老、老干部，谈话了，他建议咱村还得养羊，啊，搞啥那个农产品神（深）加工。嗯，齐书记安排了，我在大队喇叭上跟大家伙儿、说道说道。我呢，耳朵有点儿背，嗯、这个这个有好些原话没听明白，总归吧，一个事儿，要求大家伙儿养羊！发展这个特赛（色）经济……”

人们好不容易才听出来,是“三老头”的声音。

有些说话尖刻的便说：咋听着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有的说：嗯，这个这个，老些年没听他说句话了，都忘了他啥味儿了。

年老的叹息：老三啊，就是倔，现在谁还听你的。

年轻的打开电视、拨高音量：哼，有钱买个猫哇哇，不听你那驴呱呱……

三大爷不光在喇叭上喊，那几天他专门在村里大街、胡同上走，专找人多的地方钻，还是那些话，说是县人大齐主任怎么跟他说的，要他回来做工作，云云；还说这话村里支书、主任们都知道，不信问问他们，云云；还说全国市场很看好， 准备出什么政策，云云……

有人不说话只是冲他笑，笑得他直发愣；有人听他说啥也不表态，尽管啦自家的话，闪得他心发冷；好不容易有个回话的，大声冲他吼了一句，听得他头发奓。

“唉，现在这社员，都不听话了，没法管！”他叹息。

“上面那些话儿，南北着说，咱得当东西听，您老东西呀，该反省反省了!唉——”人们冲着他的背影装模作样地叹息。

还有人怪模怪样地唱：“表扬不能当饭吃，报道对咱没意义，公粮提留没少缴，不犯超生不听你。”

他的耳朵真的很聋了，他听不见。

也许就是那次齐书记召集他们老干部时给一人发了一套新县志，也许是此后不久乡里专门打发人给送来的（总之钱是从退休金里扣了的），反正是那以后不久，人们看到他开始捧着那套县志吃力地看。

据我母亲说，就在他深夜敲我家大门，让我父亲看他的县志以后，有一次逢到邻村集日，路上人们匆匆忙忙地赶路，老远就听到他大声地讲县志上的人物，还感慨：“你说，全县有几个上《人民日报》的呀，可这县志咋不选那一段儿？！该不是以后能给补上啊！”

我母亲他们过去时，只见在人们匆匆走过的大路边，他正和我们村一个绝户老婆子慢慢向集市方向走，边走边对这个同样驼背而行的人大声叫喊、比划着，讲县志——这个人从小就耳聋，人们都叫她“木头”。

汽车慢慢地向着东方前进，迎来了东方红太阳照在北京的金山上，正月里闹元宵，甜甜蜜蜜甜甜蜜蜜甜蜜的种子罗维，后来，已然是遍地小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烧起来冬天里的一把火爱的荒漠里人们跟着感觉走涛走云飞花开花落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忽然一个急刹车，把我从恹恹欲睡状态唤醒过来，有一道暖洋洋的阳光正无比慈爱地抚摩着我的肩膀，暖洋洋的，海样深的温情包围着我和这辆大客车和公路上来往的行人和青春茂盛的行道树和一望无垠的田野。幸福的感觉让人想流泪……

汽车又开动了，出了夏堰县，路况真好，使人简直就像坐在轻轻摇摆的大摇篮里，那立体声的音响，正温柔悦耳地流出一片心太软……回头看看，只见乘客们大多安然地湉湉入睡；瞧那边，这张娃娃脸奥，憨憨地透出一片微笑，是骑着马儿梦回在故乡？是伴着了心爱的姑娘？是看到沧桑香港别来无恙？睡吧、睡吧，道路这么平坦，睡吧、睡吧，做到了好梦滋味儿也甜。

98.4.26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