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解读之“吴中四士”

“吴中四士”这一称谓，首见于《新唐书》之《刘晏传》后附《包佶传》：

“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

唐自建国初，继承隋制，随着科举制的推行，一大批吴越知识分子先后来到中原，把六朝文化与吴越地区的南方文化带入北方，给初唐诗坛吹来一股清新风气，这些人诗歌创作不多，但诗的内容大多以吴越山水为题材在对六朝山水诗和南朝乐府的继承和改中，逐渐确定了自己清新秀丽、境界开阔、意境优美的文风，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先导。这其中“吴中四士”是其中的代表。

“吴中四士”都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们都与之后盛唐诗人（孟浩然、李白）有过亲密的交往，在这过程中，他们很好地展示了江左文化的魅力。贺知章曾惊叹李白为“谪仙”，不惜解金龟换酒。包融与孟浩然交情甚密。张旭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传奇人物。张若虚也“驰名上京”。总之，这几个人虽不以诗产生影响，但他们的多才多艺、风流倜傥、超凡脱俗的举止为世人瞩目。

贺知章，浙江萧山人，他是695年的进士，后官至秘书监，故人称“贺秘监”或“贺监”，他少时以诗文闻名，早在神龙年间就闻名京城。他尤喜好饮酒，并在其过程中书写诗文，直到纸尽为止。他的书法造诣很高，曾与张旭交往甚密，两人又是姻亲，贺以草书名世，李白曾在《送贺宾客归越》中一诗中将其比作王羲之，“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当时的人们将贺知章的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鹅、郞余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现存贺知章的书法作品不多，草书作品只有《孝经》，充分体现了他狂放不羁的情怀。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人。初任常熟尉，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他是一个极具个性的草书大家，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经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世称“张颠”。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书，两人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下诏，曾将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裴旻的剑舞称之为“三绝”。后人在论及唐人书法时，对欧、虞、褚、颜、柳、素均有褒贬，唯独对张旭的书法赞叹不已。

张若虚，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他的诗作在《全唐诗》中非常少，只有二首，其中《春江花月夜》以“不着粉泽，自有腴姿”的笔法，呈现一片流动之美，是唐诗中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后人曾评价张若虚的这首诗“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张若虚本人也因这首诗“孤篇横绝，竞为大家”。

包融，润州延陵人，有二子：包何、包佶。这父子三人，新旧唐书均无传，史籍记载很少，只知首，包佶是著名的财政专家，包何的官位不及包佶，曾有人收录三人的诗歌，但均已亡佚。三人之中，包融存诗较少，其子佶因官至高位，存诗较多。包何曾随孟浩然学诗，曾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经历过安史之乱，诗歌难免有伤感的格调，而包佶的仕途顺畅，且唐王朝彼时国泰民安，在其诗歌中不会有此哀音。

“吴中四士”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同时以他们为代表的吴越诗人群体由此而登上诗坛，据统计，这一群体共有二十四人之多。这些人存诗虽不多，但有关山水题材之作占存诗量三分之二强，大多描绘吴越的青山秀水，诗风清新自然，极为生动。尤其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它是吴越山水诗的总结，体现了初唐诗作的完全成熟，代表了这一群体的最高水平，并开启盛唐。

因为存诗不多，但吴越诗人群体作品特色鲜明，同时他们以一种崭新的人格出现在文坛上，他们追求自由洒脱，注重直率朴实，他们身上虽不具备盛唐诗人的特点，还带有旧时代和地域的色彩，但就诗歌而言，他们在题材、体裁等方面可谓“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接下来盛唐诗人发挥提供了很大的空间。